[论文提要]本文力求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历史与现实的联系中思考我国廉政文化的理论内涵、历史传统及当代实践方向。认为，廉政文化，是以廉政为根本内容的文化传统、文化形态与文化精神，主要是指赖以建立公正廉明的政治局面和政治氛围的思想、精神、制度、风俗与人文素质。中国廉政文化传统是儒家礼乐文化的重要一环。当代我国廉政文化的实践方向，应在改革开放和全球化的背景下，从思想建设、道德教育、制度建设、作风建设四大方面着手进行，做到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综合创新、与时俱进。
廉政，是古往今来清明政治的重要内容，也是儒家思想家的崇高理想。廉政文化，属于政治文化范畴。那么，廉政文化的理论内涵是什么？儒家的廉政传统有哪些值得借鉴之处？当代廉政文化建设的实践方向是什么？本文拟对这些问题贡献一得之见，敬请方家批评。
一、廉政文化的理论内涵
要弄清廉政文化的内涵，先要澄清“廉政”与“文化”的基本涵义。
“廉”作为为官者之品德（官德或政德），有清正、俭朴、明察等多重涵义。专讲古代礼制和官制的儒家经典《周礼》对官吏之廉德有一个很全面的说明，即所谓“六计”（从六个方面去考核）：“一曰廉善，二曰廉能，三曰廉敬，四曰廉正，五曰廉法，六曰廉辨。” 就是说，一个官员必须具备善良、能干、敬业、公正、守法、明辨是非等品格才算“廉”。可见，在儒家看来，官德是以廉为本的。
关于“政”，儒家创始人孔子有个很好的诠释。他在回答季康子问政时说：“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 （《论语·颜渊》）。这里的“正”，既有公正之意，也有正派之意。就是说，政治的根本要义就是公正无私、光明磊落。如果执政者带头做到公正无私，那么下面的官员就不敢以权谋私了。
概言之，“廉政”就是“廉正”，是指公正廉明的政治局面和政治氛围。这种政治局面和政治氛围的形成，是与官吏的廉德密不可分的。
那么，什么是文化呢？关于“文化”的定义，古今中外大概不下数百种了。但归纳起来无非是广义、中义、狭义三种。广义的“文化” 等同于“文明”概念，包括了整个人类历史所积累的物质文明、制度文明和精神文明；狭义的“文化”概念指的是观念形态的文化，如哲学、宗教、文学、艺术等等。中义的“文化”概念主要是指制度文明和精神文明，包括社会政治经济制度、意识形态领域的哲学、宗教、文学艺术以及礼仪风俗等精神文化产品、文化传统和文化现象。而“文化”的基本涵义，按照中国人的传统理解，就是“人文教化” 之意，即以人文传统与人文精神教育包括各级官吏在内的全体人民。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给“廉政文化”下一个定义：廉政文化，是以廉政为根本内容的文化传统、文化形态与文化精神，主要是指赖以建立公正廉明政治局面和政治氛围的思想、精神、制度、风俗及人文素质。
当然，无论是古代还是当代，廉政文化的实际内容是丰富多彩的，远非下一个定义那么简单。但我们从对这个定义的理解上，大致可以从五个方面去分析廉政文化的具体内容：第一是思想，即建设廉政文化的根本指导思想。第二是精神，即建设廉政文化的人文精神。第三是制度，即确保长期维持廉政局面并能及时揭露腐败行为的文化监督制度。第四是风俗，即通过舆论宣传与道德教育发挥其文化功能，促使社会上形成一个以廉正为荣、以贪渎为耻的良好风尚。第五是人文素质，社会需要建立一套衡量执政者素质优劣的从政道德标准，从政者本身则应自觉培养廉政意识，做到“行己有耻”、“三省吾身”，不断加强自我道德修养，做一个高素质的从政人才。
二、儒家文化与廉政传统
有人把中国传统的儒家文化概括为礼乐文化，这是有一定道理的。孔子对春秋末期“礼崩乐坏”的乱局非常不满，主张复兴礼乐，认为“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论语·子路》）又说：“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论语·阳货》）即认为礼并非指物质享受，乐并非是敲钟打鼓，意指礼乐不只是娱乐享受，而是严肃的政治文化。
在儒家的礼乐文化中，有所谓“德音”之说，即以音乐象征政德。儒家经典《礼记·乐记》篇记载说：“先王之为乐也，以法治也。善则行，象德矣。……乐者所以象德也；礼者所以缀（止）淫也。……廉直、劲正、庄诚之音作而民肃敬。”是说以往的高明统治者是按照一定的法度制礼作乐的。音乐象征德政，礼仪用以制止骄奢淫逸之风。奏响象征廉正、庄严、诚信的德音，就会使人民肃然起敬，服从统治。该篇又引孔子弟子子夏之言说：“纪纲既正，天下大定。天下大定，然后正六律，和五声，弦歌诗颂，此之谓德音。”可见德音是配合德政的。其中“五声”，指钟、石、丝、竹、鼓鼙之声。而丝声与廉德相配。所谓“丝声哀，哀以立廉，廉以立志。君子听琴瑟之声，则思志义之臣。”就是说，有德之人倾听音乐，不是起骄奢淫逸之心，而是立廉正之志，自觉地当个实践礼义的好官。这就是中国传统儒家的礼乐文化，这个“礼乐文化”中非常重要的一环，就是廉政文化。
儒家创始人孔子以及孟子等历代大儒，可以说是廉政理论的倡导者，也是廉政文化的实践者。孔子所谓“政者正也”一语，就是千古不易之言。他的“仁者爱人”（《孟子·离娄下》转引）、“修己以敬”、“修己以安百姓”（《论语·宪问》）、“礼，与其奢也宁俭”（《论语·阳货》）等等主张，就包含了丰富的廉政思想。孟子基于其“民贵君轻”的民本思想，提出了“君民同忧乐”的廉政思想。他说：“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乐以天下，忧以天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孟子·梁惠王下》）这就是宋儒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思想的源头。《管子·牧民》篇说：“国有四维”、“四维张则君令行”、“四维不张，国乃灭亡”、“何谓四维？一曰礼，二曰义，三曰廉，四曰耻。礼不逾节，义不自进，廉不蔽恶，耻不从枉。”以礼、义、廉、耻为维系国家生存发展的根本道德，成为历代儒家的重要政治伦理思想。而在四德之中，“廉”实际上处在核心地位。不逾节，不自进，自然包含了公正无私之义；廉者必知耻，知耻则知廉。可以说，儒家以“礼义廉耻”为准则的政治文化，是以廉德为核心的廉政文化。
尽管在中国长期封建、半封建社会中，由于阶级社会的固有本质和封建意识形态消极因素的流毒，其社会政治局面往往是衰世长而盛世短，官场中则往往是清者少而浊者多，廉者寡而贪者众，但真儒、清官、廉吏依然不绝如缕，从而形成了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的一股清流——儒家廉政文化传统。这个廉政文化传统，我们可从历代正史的《循吏传》可见一斑。例如：
司马迁的《史记·循吏列传》与班固的《汉书·循吏传》，记录了各种类型的清官廉吏，有宽政为民者，有以身作则者，有引咎请死者，更有廉正奉法、严拒贿赂送礼者。他们笔下的“循吏”，大多是儒家政治人物，是“奉法循理”、“谨身帅先，居官廉平”从而获得人民爱戴、使得远近效法、政治清明的好官。如身为鲁相的公仪休，以“不与下民争利”、拒绝客人送鱼而深得民心（见《史记·循吏列传》）；官至大司农的朱邑，为人淳厚、廉平公正，“身为列卿，居处俭节……家无余财”（见《汉书·循吏传》），算得上是清官。
唐高宗及武则天时代的名臣狄仁杰，人称“狄公之贤，北斗以南一人而已”。他任大理丞时，有两名武将误砍了昭陵（太宗陵园）的柏树，罪当免职。但唐高宗却要下诏诛杀二人，狄仁杰面奏皇上，力辩其罪不当死，奏称：“今误伐一柏，杀二臣，后世谓陛下为何如主？”这才说服高宗免了二臣死罪。武则天称帝时，许多大臣唯唯诺诺，独狄仁杰一身正气，敢言直谏。武则天把狄仁杰从河南调入中央任宰相，为了笼络狄仁杰，对狄说：“你在汝南有善政，但有不少人暗地里举报你，你想知道是谁吗？”狄仁杰回答说：“陛下如认为臣有过错，臣当改过；如认为臣无过错，则是臣之幸运。臣不愿知道是谁暗中告状。”武则天赞叹说：“真有长者之风啊！”武则天要立侄子武三思为太子，狄仁杰以儒家伦理为说予以反对。武则天要费银数百万造大佛像，官库不足，诏令天下僧众“日施一钱助之”，狄仁杰以“边陲未宁，宜宽征镇之徭，省不急之务……（造佛像）既费官财，又竭人力”等理由力谏，使武则天罢除此役。如此等等，体现了一位廉正官吏的高尚人格。
北宋初期的名相范仲淹（989—1052年）是著名的儒家改革家和廉政文化实践者。他担任参知政事时，推行了以澄清吏治、重视民生为主要内容的“庆历”新政。他以人为本，忧患天下，在著名的《岳阳楼记》中提出了“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千古名句，成为激励士气、培养官德、坚持廉政的箴言。他以身作则，常将俸禄节余，用于接济族中贫苦之人，并在乡里购置义田扶贫济困，成为后代许多清官学习的榜样。其子范纯仁深受乃父人格影响，在刚出仕任地方官时，遭遇地方大饥荒，他敢于承担政治风险，未经奏准朝廷就开仓赈灾救济难民，深得民众爱戴。
被明太祖朱元璋赐封为“江南第一家”的浙江浦江县郑义门家族，可以说是以儒学治家的典范。这个家族之所以在宋、元、明、清四代历经数百年而门第兴盛，其治家秘诀就在儒学的“孝、义、忠、廉”四个字，他们坚持了“以孝治家，以义济世，以忠报国，以廉居官”家族文化传统。郑义门的家长们深明“俭可养廉，奢则生腐”的道理，特别在“家规”中制订了惩治贪赃之徒的“家法”，即“子孙出仕，有以赃墨闻者，生则削谱除族籍，死则牌位不许入祠堂”（参见《浦江县志》和《义门郑氏宗谱》）
宋朝清官包拯、明朝清官海瑞，被老百姓誉为“包青天”、“海青天”。他们的共同品格是刚正不阿、执法如山、清正廉明、以民为本。因其廉正事迹有口皆碑，流传广泛，故本文不必赘述。在此，我们要特别表彰一下既有廉政理论、又能身体力行的明代大儒刘宗周。
刘宗周（1578—1645年），字起东，号念台，学者称蕺山先生。浙江绍兴人。明朝灭亡、清兵占领浙江后绝食23日而死。他在明朝崇祯时期当过顺天府尹（首都地区行政长官）和都察院左都御史（相当于监察部长），是明末腐败政治中的清流，一个典型的清廉官吏。他拥有廉洁、正直、敢言直谏（敢对皇帝讲真话，敢于直接批评朝政缺失及皇帝过失）、谨守礼法、为民请命、大义凛然、不爱钱、不怕死等优秀政治品质。他由于上疏批评朝政弊端而被多次撤职罢官或削籍为民，但仍不改初衷，犯颜直谏，连刚愎自用的崇祯皇帝都怕他三分，不得不承认“大臣刘宗周清正敢言，可用也”。 尤其可贵的是，刘宗周作为一个儒家思想家，提出了一系列惩治腐败、实施廉政的思想主张。他认为，都察院（监察部）的职责，“在于正己以正百僚”，在于澄清吏治，“吏治清则民生安，于以化成天下不难矣”。他曾特别以“明风纪”为题上书皇帝，提出了“建道揆（明确指导思想）、贞法守（依法断案）、崇国体（立法惩治大臣犯罪）、清伏奸（禁止官吏私自交接近侍）、惩官邪（惩治官员贿赂、跑官买官之罪）、饬吏治（加强监督、整顿吏治）”等六大廉政建言。他还写作了以加强官僚士大夫人格修养为中心内容的《人谱》专著。他的学生黄宗羲概括其师学术宗旨是“慎独”二字。
诸如此类，不胜枚举。我们从上述儒家思想家、政治家有关廉政的理论与实践事迹，足以看到中国廉政文化传统的源远流长、影响深远，也可具体感受到历史上那些清官、廉吏清正廉明的人格魅力。古人云“廉吏足以为民之仪表”，今人云“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信哉斯言！廉吏的表率作用，不仅在于他们的廉洁，更在于他们怀有一颗敬德爱民之心，在于他们以民为本、公正无私、刚正不阿的处事风格。所以，他们理所当然地受到了人民的爱戴与历史的褒扬。
三、当代廉政文化建设的实践方向
中国自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以来，经济高速发展，社会长足进步，人民安居乐业，政治基本清明。然而，在全国各地，依然比较普遍地存在着道德沦丧、党风不正、官吏贪渎、人欲横流的腐败现象。我认为，在种种腐败现象中，危害最大的是执政者的吏治腐败，这是可能导致亡党、亡国的“国耻”；而潜在性危害最大的是学术腐败，即知识分子社会良知的丧失，可以说是“心殇”。如果连号称社会精英的知识分子都丧失良知了，那么社会还有什么公正可言呢？尽管我国当前存在的腐败现象还没有严重到这个地步，但反腐倡廉任重道远，必须坚持不懈地把它作为一项战略任务来抓则是无庸置疑的。正如邓小平同志一再强调的：“要实现我们的战略目标，不惩治腐败，特别是党内的高层的腐败现象，确实有失败的危险。”“在整个改革开放过程中都要反对腐败，对干部和共产党员来说，廉政建设要作为大事来抓。”
廉政文化建设，固然以反腐倡廉为核心。但一些同志往往片面、狭隘地理解腐败，以为腐败只是指贪污受贿之类的经济腐败和“包二奶”之类的道德堕落。其实，现阶段我们所要反对的“腐败”是一个内容广泛的概念，既有经济腐败（如贪污、贿赂、损公肥私、挥霍浪费、欺诈、制假等）和道德堕落（如包二奶、性骚扰；官不讲官守，民不讲职业操守等），又有政治腐败（如以权谋私、滥用职权、专制独裁等）、作风腐败（如党风、政风、学风、民风的败坏），甚至还包括了体制性和制度性腐败（如法制不健全、现行制度的漏洞与弊端等等），因此，反腐倡廉的任务是全方位、战略性的，廉政文化建设的任务也是全方位、战略性的。
那么，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迈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时期，我国当代廉政文化建设的实践方向是什么呢？我认为主要应从以下四大方面着手进行：
一是思想建设。即明确廉政文化建设的根本指导思想，并在实践中不断地予以丰富发展。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任何工作都应以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为根本指导。廉政文化建设也不例外。具体一点说，新时期的廉政文化建设，必须以毛泽东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两个务必”的思想、“谨防糖衣炮弹”的思想、邓小平关于“改革开放”的思想及反腐倡廉、加强制度建设和作风建设的思想、当代中国新领导集体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求真务实”思想为指导。同时，还应当吸收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文化中的优秀思想（如民本、仁爱、德治、诚信、廉正、慎独思想）和外来文化的思想精华（人权、民主、法治、平等、权利监督思想），以充实当代廉政文化的思想库。
二是道德教育。要通过坚持不懈的廉政道德教育和舆论宣传，使全党、全民树立正确的价值观、人生观和职业道德观，特别要使党的领导干部和各级政府官员树立以德治国、执政为民的从政宗旨和以廉行政、以贪为耻的道德人格。在开展廉政道德教育方面，我建议党政主管部门和宣传教育部门能做三件事：一是开办面向广大基层干部、特别是青年干部的“廉政文化讲座”，请主管领导和专家学者作专题报告；二是组织专家学者，编写有关廉政文化理论、廉政文化史、廉政人物故事的雅俗共赏的专著或教材；三是敦促宣传媒体少谈风月、多讲廉德，从而为造就廉风正德多做贡献。
三是制度建设。在廉政文化建设中，道德教育是重要的，但它强调的是自觉性，提倡自我修养和自我约束，而缺乏强制性。而制度建设则是确保廉政的强制性手段。在我国现阶段的廉政文化建设中，制度建设可以说是重中之重。廉政文化的制度建设又包括三大方面：一是建立健全反腐察廉的组织机构，这方面，我也有个建议，即建议将目前检察院系统的“反贪污贿赂局”名称改名为“廉政局”。因为“反贪污贿赂局”的名字一则不雅，二则不科学，三则太局限。既然我们连最高政府机构“国务院”的名称都来自外来文化，为什么在廉政机构的命名上不去学点古人或洋人的智慧呢？二是建立健全惩治腐败的司法体系与行政管理制度，使反腐倡廉工作不仅有法可依，而且有章可循；三是建立切实可行的官吏考核制度和风纪奖罚制度，奖廉罚贪。
四是作风建设。当代廉政文化的作风建设应当包括党风、政风、学风、民风各个方面，因为尽管廉政作风主要是指党风与政风，但它们与学风、民风的关系是相互影响的，尤其是学风，在某种意义上对于党风、政风、和民风具有指导、推动的作用，因而也应归属于政治文化之列。在政风、学风和民风方面，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提供了丰富的文化资源。例如勤政爱民、鞠躬尽瘁、廉洁奉公、淡泊明志、任劳任怨、慎独自律、以身作则、实事疾妄、刚正不阿、清正敢言等等，都值得我们继承与发扬。在党风方面，我党在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长期实践中，形成了许多优良作风。例如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思想作风；艰苦朴素、先人后己的生活作风，批评与自我批评、密切联系群众、反对官僚主义、主观主义的工作作风，坚持实事求是、反对教条主义、本本主义和党八股的学风与文风，等等，这也是当代廉政文化建设中必须继承和发扬的优秀传统。
在我看来，这四大方面是我国现阶段廉政文化建设的主要实践方向。当然，我们还要特别强调的是，我国现在正处于蓬勃发展、和平崛起的关键时期。而这一和平崛起是在我国长期坚持改革开放、并在经济全球化、政治多极化、文化多元化、价值观念普世化的背景下进行的，因此我们不仅要向古人学习，而且必须始终以全球化的眼光和改革开放、与时俱进的心态处理我们的廉政文化建设。这就要求我们自觉地与国际接轨，虚心地向他国、他民族一切先进的文化学习，吸收全人类的优秀文化成果，并且创造性地转化为有利于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积极因素。例如，在廉政制度方面，英国的文官制度、新加坡的司法制度、北欧国家的社会福利制度、美国的权利制约机制，西方的舆论监督机制等等，都有可资借鉴之处。所谓“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只要我们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求真务实”精神指引下，虚心学习古人和洋人的先进经验，加以综合创新，以求“古为今用，洋为中用”，那么，我们的廉政文化建设就一定会与时俱进、富有生机，并将日臻完善。
（成稿于2004年6月30日，改定于7月31日）
注释：
见《周礼·天官冢宰·小宰》，载《十三经注疏》上册，中华书局1980年版影印阮元校刻本，第654页。
中国的“文化”一词，源于先秦而定名于汉代。最早见于先秦古籍《周易·贲卦》的彖辞，曰：“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 《十三经注疏》上册，第37页。这里的“人文”与“天文”相对而言，是指人类创造的文明境界。以“人文化成天下”，就是“文化”。而“文化”一词的最早版本，应该是西汉经学家刘向的著作《说苑·指武篇》：“凡武之兴，为不服也。文化不改，然后加诛。”（见《四库全书·子部·儒家类》）这个“文化”与“武功”相对，是指“文治”、“教化”。
《管子》一书虽然收罗了先秦儒、法、道各家著作，但〈牧民篇〉为儒家著作则是学者公认的。其“四维”之说亦被历代儒家奉为箴言。至于孟子以“仁义礼智”为人心“四端”之说，以及荀子以后的儒家以“仁义礼智信”为“五常之道”，其内涵解说虽然各有不同，但都包含着公正廉明之义，因此都属于廉政文化的“义理”范畴。
本文有关狄仁杰事迹的引文均引自《新唐书》卷115<狄仁杰传>，上海古籍出版社《二十五史》缩印本，第6册第432-433页）
有关范仲淹、范纯仁父子的廉正事迹，参见《宋史》本传以及黄宗羲等编著的《宋元学案》卷三《高平学案》。
关于刘宗周的思想及其廉正事迹，过去由于不分青红皂白地批判“封建主义的愚忠”思想而被批判、贬低与埋没。近年来，伴随着重新评价儒家思想与儒家人物风气的形成，刘宗周的思想与事迹也受到学界关注并获得比较公正的评价。由本人主编整理的《刘宗周全集》六册200余万字新标点本也已由台湾中研院中国文哲研究所出版发行，并将于年内由浙江古籍出版社出版《刘宗周全集》修订本。本文所引，请参见1997年台湾版《刘宗周全集》第五册附录以及《明史·刘宗周传》。
参见沈善洪主编、吴光执行主编：《黄宗羲全集》第一册《子刘子行状》，浙江古籍出版社1986年初版、2004年修订版。
见《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13、379页，人民出版社1993年10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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