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备内》篇下面说的话，不免叫人继续吃惊，其接着晋献公的事往下说，
“以妻之近与子之亲，而犹不可信，则其余无可信者矣。”
并且，还有一种情况也是有的，
“且万乘之主，千乘之君，后妃夫人嫡子为太子者，或有欲其君之早死者。”
这说来虽不好，却也是一种事实，于是韩非子又来了一句，说，
“妻者，非有骨肉之亲也。”
这就从根本上让“人主”要“备内”了。因为据古史《檮杌春秋》统计，
“人主之疾死者，不能处半。”
就是说，做了人主，属于正常病死的不足一半，其余除了死于战争，那就是被左右乃至自己妻妃儿子之类的害死了，总数上要占到一半吧。得出一个结论是，
“利君死者众，则人主危。”
真想不到还会有希望“人主”早点死的人。在“利”的驱动下，情况会有这样的严重性。韩非子只不过面对事实讲老实话，并不是他要主张“寡恩”。因为即使你愿意对臣下对自家后宫里的所有亲人多么好，也不能避免这些算计与危险，你对一切是不得不防。
我们设身处地为“人主”这样可怜的人着想，他们在脸上当然不必摆出“我知道这一切”来。脸上大可示以“仁义”，并用“仁义”教育内外，这就是“外圣”了；还可以扬言我是最提倡“仁义道德礼爱廉耻”这些的，但在如此积极以儒为表的同时，暗中要紧的却是以法为里，预防着，要不然掉了脑袋还不知道怎么掉的。
韩非子还怕言之不狠不足，甚至举例说，
“匠人成棺，欲人之夭死。人不死，则棺不买。情非憎人也，利在人之死也。”
多么可怕的“利益法则”！说得真是“极惨礉少恩”，然而他说的仍不过是事实而已。
那么怎么办呢？韩非子为“人主”设想了一些办法，除了吃东西都要注意之外，主要还是要以“法，术，势”执政，比如，
“远听而近视，以审内外之失；省同异之言，以知朋党之分；偶参伍之验，以责陈言之实；执后以应前，按法以治众。”等等。
另外，在百姓方面，还应当看到，
“徭役少，则民安。民安，则下无重权。下无重权，则权势灭。权势灭则德在上矣。”
这是从如何安民这一头来考虑制约臣下弄权以自重的问题了，虽然距离“为人民服务”或“敢字当头，放手发动群众”还差着老远老远，毕竟已经是很可贵的，亏他怎么想得到的呢。
韩非子认为，这样上下两头着手，治国必定有望。
韩非子从古之《传》言、《春秋》所记，看出，成大奸的都是“尊贵之臣”，而法令之所备，刑罚之所诛，却常常用在卑贱的这一头，“是以其民绝望”，且“无所告愬”。这样的情况需要得到根本改变。不能“臣专法而行”，而“人主”有名无实，那就会像可怜的“周天子”，只能坐以待亡了。
（残周于公元前249年为秦所灭，而韩非子遇害是公元前233年，韩非作《备内》此文，则是在他死前16年以上，因为他没说到周亡，而只举周天子之窘境。从名义上说，齐楚燕赵魏韩秦，都算是周的诸侯，是臣下，可是小小残周哪有对于他们的“天子”之实？这情况当时天下人所共见，由来非止一日，而是几百年如此演变之结果，韩非子举以为例，是按事实说话，应当是十分有力的，然而也许并不能改变什么；符合他的理论和要求的，当时七国之中，他认为唯有秦国，所以秦强。）
总之，从《备内》篇看，并不是韩非子“极惨礉少恩”，恰恰相反，他爱其国爱其君爱其民，千方百计为国为君为民着想，充满着为公的热情，沸腾着忘我的热血，真乃把心都掏出来了，是有大爱之人。
他说了老实话，把残酷的现实指了出来，并且针锋相对提出预防和解决的办法，毫不留情，不容马虎，所以他是“极惨礉少恩”。
然而如果同时补充一句说，“韩非子所指出的情况，确实也是严重和残酷的”，这就全面了。于是，韩非子的风格不可避免会是鲁迅所说“峻急”的了，他能不急么？他倒是应该模模糊糊的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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