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非子围绕“法、术、势”，并且将此十分有为之事，归结到“无为”的总则，是他的总方法，每每一篇之中，也有这种体现，《有度》篇就是这样。
《有度》篇前承《主道》篇，后启《二柄》、《扬权》、《八奸》、《十过》诸篇，似是这个格局，顺其理而成其章。
《有度》篇是从楚、齐、燕、魏四国由强盛转为将亡说起的，然后总结这种情况发生的原因，并引出“人主”应当如何治国“有度”，这“度”是什么、在哪里。
这四国如此可悲，其经验教训是什么？它总起一句说：
其群臣官吏皆务所以乱，而不务所以治也。其国乱弱矣，又皆释国法而私其外，则是负薪而救火也。
怎么办？方向与要求是有的，就看能否做得到：
能去私曲、就公法者，民安而国治；能去私行、行公法者，则兵强而敌弱。
相反的情况是很不好的：
忠臣危死而不以其罪，则良臣伏矣；奸邪之臣安利不以功，则奸臣进矣。
奸臣们的自私行为是很坏的：
家务相益，不务厚国。大臣务相尊，而不务尊君；小臣奉禄养交，不以官为事。
对奸臣们的自私行为还有进一步的揭示：
外使诸侯，内耗其国。伺其危险之陂，以恐其主。
卑主之名，以显其身。毁国之厚，以利其家。
如何治？管理目标是所有人臣当以“贤臣”为榜样，做到：
北面委质，无有二心。朝廷不敢辞贱，军旅不敢辞难。
有口不以私言，有目不以私视。
人主怎样能让臣下们朝这个方向努力看齐呢？韩非子当然不能看到我们现在所说“人民的力量”，他的眼光唯有着落在君臣关系上，觉得还是只有“以道为纪”或“化道为权”这么一条唯一的途径：
明主使法择人，不自举也。使法量功，不自度也。能者不可弊，败者不可饰，誉者不能进，非者费能退。则君臣之间，明辩而易治。
如果不这样，那么事情就会朝着与人主的主观愿望相反的方向发展：
上用目，则下饰观；上用耳，则下饰声；上用虑，则下繁辞。故先王以三者为不足。故舍能而因法数，审赏罚。先王之所守要，故法省而不侵，独制四海之内。
这个“先王”，代表着以往成功的治国经验，是韩非子的“托古”，这才不至于好像这一切妙法都是自己发明的，这就不谦虚了。写出了《难言》与《说难》的韩非子岂能这样？
有了从“先王”那里学来的“任势”的这一招，那么奸臣就被管住了：
聪智不得用其诈，险躁不得关其佞，奸邪无所依……
韩非子言犹未尽，仍要指出奸臣的特点在于“渐变”：
人臣之侵其主也，如地形焉，即渐以往。使人主失端，东西易而不自知。
人主要牢牢立足于“法”：
不游意于法之外，不为惠于法之内。
“游意”二字让人想到了庄子，治国就要谨守法度，内不为惠，外不游意。而“法”是人主牢牢掌握的，决不能让人臣染指，叫做：
威不贷错，制不共门。
严刑之威，不能与臣下同有；制裁之权，不能让臣下掌握。要不然，人主就会“法不信”而“刑不断”，既失去了“信”，又失去了“断”，人主想要怎样也很难，乃至会有危险，叫做“君行危矣”。
一切是这样可怕，是人主不得不面对的他与朝廷之间的现实，所以只有走上司马迁所说的“其极惨礉少恩”之路了：
以法治国
法不阿贵
刑过不避大臣
一民之轨莫如法
属官威民，退淫殆，止诈伪，莫如刑
韩非子终于把“法，刑”举到了“属官威民”也就是治国的最主要最重要最高度的地位上。多么可怕，真是身为“人主”的悲哀。“无为”走向了“有为”。虽说要“不自举，不自度”，本应优容，却是要把“威，制”更为坚牢地掌控在手。道化为纲纪，化为君权，作为统治的理论，其实与儒家“礼治”的“君君臣臣”大方向一致，走到一块儿去了，但韩非子唱的是红脸，儒家唱的是白脸。
也许可以说，韩非子本来就是从“礼治”里面的一支发展出来的，后来又被儒家回收利用。如柳宗元《四维论》说，“圣人之所以立天下，曰仁义。仁主恩，义主断。恩者亲之，断者宜之，而道理毕矣。”这一解释，也就前可包韩、后可收韩，表现了封建统治理论的锻炼完备。又如他的《守道论》认为“礼”的部份与“法”的部份的相加，即得到“和之至”的结果，其“劝之以爵禄、庆赏之美，惩之以黜远、鞭扑、梏拲、斩杀之惨，是道之所行也。”岂不可以看作是对韩非子的一种誊写？《驳复仇议》说，“礼之大本，以防乱也……刑之大本，亦以防乱也……其本则合，其用则异……统于一而已”。话说得再透彻不过了。
但韩非子毕竟成了后世儒者眼中的千古恶人，既是多么不公，又是多么“有理”，他的悲哀简直是双重的。大约，将韩非子的一套从具体时空中抽象与孤立出来，就成为“专制，独裁”的理论与方法之滥觞。
《二柄》篇说：
二柄者，刑德也。
这显然是《有度》篇中说到过的一个问题，而有在此单独展开之意，并且把它提升或概括为“二柄”。
杀戮之谓刑，庆赏之谓德。
柳完元“劝之以爵禄、庆赏之美，惩之以黜远、鞭扑、梏拲、斩杀之惨”，确实与此不差，却是与“礼”平分秋色，成为求得“和之至”的并行的双轨。
这样重要的“二柄”，人主要坚定握在自己手中，不能让臣下染指这两个最重要的权柄，要不然，很危险，狗就要变成虎，虎只好成了狗。“一国之人，皆畏其臣而易其君，归其臣而去其君矣”。于是得出一个结论：
人主者，以刑德制臣者也。
所以，不应当出现“君反制于臣”的情况。但历史上这样的情况却是不少。比如，齐国的田常，“下大斗斛而施于百姓”，窃取了人主的“德”柄，终于“简公见弑”。宋国的子罕，窃取了人主的“刑”柄，结果宋君栽在了子罕的手中。所以，“刑”与“德”这二柄，只要有其中之一，就能闹出这么大的动静，更不用说臣下一旦“兼刑德而用之”，人主之危是什么样儿的了。
那么人君握住二柄，如何“审合刑名”以行赏罚呢？在“言与事”。就是循名责实，以言授事，以事责功。好比是责任制一样，你签了责任书，说自己能完成某事（这是“事”前之“言”），我就按这个考核你（核你有无完成该“事”）。“功当其事，事当其言，则赏”，反之则罚。言大而功小，罚；言小而功大，也罚。所罚不是功之大小，是你“不当名”，与原来说的不一致。
所以，不得“侵官”，不得“越官”，不得言过其实或言不及其实。
这样的人君，很难说是“无为”，而是韩非子的“化道为权”，是“无为而无不为”，是“无为而治”，是一个治理国家的人。
说了“刑德”二柄，说了以言责事的方法，又说“二患”，一为“任贤”，一为“妄举”。人主好贤，则群臣饰行以要君欲，那么臣下的真实面目就看不清楚。所谓“越王好勇，而民多轻死；楚灵王好细腰，而国中多饿人。”齐桓公、燕王哙就吃了这个亏，结局很不好。
怎么办？到人性上找原因，发现：
人臣之情，非必能爱其君也，为重利之故也。
所以你做人君的却太单纯，“不掩其情，不匿其端”，人臣就要顺着你的竿儿爬，“君见恶，则群臣匿端，君见好，则群臣诬能”。针对这情况，人主只有“去好去恶，群臣见素。群臣见素，则大君不蔽矣。”还是只有回到老子，不动声色：
镇之以无名之朴！
至此，韩非子是难免被人骂为奸雄的鼻祖了。人主不能呆，又不能不呆。人臣希望人主呆，又怕他装呆。真正贤臣与国家人民则希望人主英明。“明君”，“明主”一词就这样进入了汉语，然而接着就发生了该词在现实中的名与实的矛盾而永远纠缠不清。
韩非，“喜刑名法术之学，而其归本于黄老。”司马迁对韩非定位准确。“为人口吃，不能道说，而善著书。”这样一位口吃的人，却原来如此厉害，对君主制作出如此深入的透视解剖，站在君主与国家的凛然立场，提出了他的驭臣治国之术，严丝合缝，滴水不漏，敢于直言，尽了最大努力，当时之术，当时之忠诚，无以过之。
只要社会国家仍有韩非子那年代的因素，韩非子实际上就仍然活着，被正面地借鉴着或反面地利用着。“嗟呼，寡人得见此人与之游，死不恨矣。”思想家有此魅力，秦皇之叹，有以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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