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奸》《十过》的针砭
在谈韩非子这两篇文章前，先拜读《孔子家语》第一篇《相鲁》中的一段：
定公与齐侯会于夹谷，孔子摄相事，曰，臣闻有文事者必有武备，有武事者必有文备，……请具左右司马。定公从之。……齐奏宫中之乐，俳优侏儒戏于前。孔子趋进，历阶而上，不尽一等，曰，匹夫荧侮诸候者，罪应诛。请右司马速加刑焉。于是斩侏儒，手足异处。齐侯惧，有惭色。
齐侯之所以“有惭色”，是因为在“礼”的大专家孔子面前，明白了自己的不懂“君子道”，而奉行了“夷翟道”，竟然安排侏儒俳优前来献丑以尽余兴，真乃“有损侯格”。
那可怜的侏儒，竟就这样祸从天降，被斩得“手足异处”，死得很惨、很冤。
我在《对韩非的批评以至于骂》一文中，引用过苏东坡指责韩非子的话：
敢为残忍而无疑。不忍杀人而不足以为仁，而仁亦不足以治民。则是杀人不足以为不仁，而不仁亦不足以乱天下。……此其所以轻杀人欤！”
不幸的是，这些话，移用于下令斩杀无辜侏儒的孔子，每一个字都是十分恰当的，真令我惊讶、惋惜，而不由得深思之。
若移来司马迁评韩非子那句名言，用在此时此地的孔子身上，大约也能算是很恰当的：“其极惨礉少恩”。
当然，还可接着举出《孔子家语》的第二篇《始诛》来，孔子诛少正卯也是那样很坚决、毫不含糊的：
孔子为鲁司寇，……朝政七日而诛乱政大夫少正卯，戮之两观之下，尸于朝三日。
众所周知，孔子讲“仁者爱人”是很著名的。这与上述情况之间，应当说是天壤之别，很矛盾，该当如何解释？
孔子诛齐国诛儒，他说了理由，很令齐侯有惭色；孔子诛本国的少正卯，也说了理由，认为少正卯是“大恶”，而他作为鲁司寇，所行是“君子之诛”。原来，君子也杀人的，从毫无身份地位可言的诛儒，到身为鲁国大夫的少正卯，都可以杀，只不过“君子之诛”，是天经地义，不可以指责的。
那么，为何韩非子出于拯救岌岌可危的自己的祖国，针对国家社会的种种乱象，而大声疾呼，要求国君“法不阿贵”，以“法”而“一民之轨”，为何就不可以呢？韩非子的那点“战时紧急法”的色彩，今日读来，一点也不过份，都是当时很糟糕的国情所逼而产生的可以想象的应急措施，要真能办到，韩国不至于数年之后就成了东方六国中的第一个亡国之国。而韩非子的著作中体现出的“法，术，势”的一整套理论，对于封建集权统治的国家，无疑是真理，要不然何以实际上被奉行了两千多年？强主，雄主，都是外儒内法，杂王霸道而用之的。所以，苏东坡对韩非子的指责，如果是借题发挥，则另当别论，否则，那就是很不对的。我以为历史的结论应当是这样。
暂置孔夫子，且说韩非子。其《八奸》篇是对于“人臣之所以成奸”，列出了八种情况：
1，在同床。贵夫人，爱孺子，便僻好色。……为人臣者，内事之以金玉，使惑其主。
2，在旁。优笑侏儒，左近近习。……为人臣者，内事之以金玉玩好，外为之行不法，使之化其主。
3，父兄。为人臣者，事公子侧室以音声子女，收大臣廷吏以辞言，处约言事，事成则进爵益禄，以劝其心，使犯其主。
4，养殃。为人臣者，尽民力以美宫室台池，重赋敛以饰子女狗马，以娱其主而乱其心，从其所欲，而树私利其间。
5，民萌。为人臣者，散公财以悦民人，行小惠以取百姓，使朝廷市井，皆劝誉己，以塞其主，而成其所欲。
6，流行。人为臣者，求诸侯之辩士，养国中之能说者，使之以语其私，为巧文之言，流行之辞，示之以利势，惧之以患害，施属虚辞，以坏其主。
7，威强。为人臣者，聚带剑之客，养必死之士，以彰其威，明为己者必利，不为己者必死。以恐其群臣百姓，而行其私。
8，四方。为人臣者，重赋敛，尽府库，虚其国以事大国，而用其威，求诱其君。甚者举兵以聚边境，而制敛于内，薄者数内大使，以震其群，使之恐惧。
八条之中，前五条，是关于政治与生活腐败方面的，可算是某种通病和常见病。而后三条，大约该算是反映了战国时代的特点，其第五条是利用“辩士”鼓吹“流行之辞”，第六条是豢养黑社会，第七条是与大国勾结。韩非子目光犀利，直陈时弊，抓住了里里外外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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