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史研究泰斗王曾瑜先生网络学术问答录
宋代文化、文学及与历史的关系
一、历史史实的著作与历史小说的界限在哪？专业著作注重真实，小说需要历史情结而有所夸大或虚构（这是我认为的），王教授作为一个在两方面都卓有成就的学者，是如何处理这二者之间的关系？王教授对当前的“戏说”历史、“解构”历史，或者甚至有“歪批”历史有何看法？（Nklz）
答：历史最重要的功能，是传授准确的知识，以使人们理解过去，透视现在，指点未来。人们应对历史采取严肃的态度，注重真实，反对歪曲和篡改历史，特别是当代史。历史史实的著作与历史小说的界限，参见拙作《关于历史小说创作的己见》和《面对精神抉择的心灵之河》，载《丝毫编》，在此不须重复。至于“戏说”和“歪批”，产生以颠倒黑白为快的逆反心理，这是目前社会道德下滑的一种表现，不足为训，“戏说”和“歪批”不可能行之久远。人类文明社会，即阶级社会存在几千年，但是，在各种卑劣的、污秽的意识存在的同时，人类的良知也存在数千年，不可泯灭。不能不看到阶级社会中确仍有好人，不应给好人泼污水。希特勒残杀六百万犹太人，以色列为他们所立的纪念碑，就是人类永久的惨痛的良知纪念。怎么能否认希特勒的罪行，而反诬六百万被害的犹太人。据说有人编剧，无中生有地捏造岳飞与秦桧妻王氏曾是情人，引起秦桧愤恨之类，向爱国英雄泼污水，这能是人类的良知吗？据说有人赞赏像明正德皇帝那样放纵恣肆。但只要稍稍接触一点史料，其放纵恣肆的另一方面，又有多少被统治阶级的血泪，悠远的中国专制主义祭坛中，又增添了多少惨重的牺牲。其放纵恣肆值得称道吗？
二、众所周知，宋代是军事上相对软弱的一个朝代，似乎是女子裹足这一传统也是在宋代才开始普及的，我想问的是，女子的裹足这一风俗的产生是否对整个汉民族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比如，自宋而后，汉民族是否因此而有某些衰退的迹象。举一个例子说吧，自宋而后，汉族似乎不如前时那样强大，汉朝的雄风，唐代的辉煌，从此一去不再，一次遭遇了蒙古族的入侵，一次又遭遇了满人的入侵，两次被少数民族所吞并，这一现象是否说明了汉民族自从宋代之后便走向了衰落，而这衰落的原因，是否是和女子裹足这一风俗的产生有些关联呢？（guoguo9327）
答：裹足与军事强弱无关，况且学者早已证明，裹足之盛还是在后代。在历史上，北方少数民族入主中原，主要有鲜卑、女真、蒙古和满族四次。其实，唐朝的前、后期就颇有不同，后期并无雄风，而明朝前期也是强盛的。到明朝中叶，才开始了中华民族在全球逐渐落后的新时期。不论是汉族，还是少数民族，既然建立一个我常说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等级授职制的政体，就必然卷入一个贪腐不断滋长和泛滥的怪圈，由强至衰，至灭亡。所以结论应是不按照马克思的教训，用直接选举制去取代他所批判的等级授职制，中华民族就不可能走出这个怪圈，走出轮回。至于某个时期军事的强弱的原因，则须具体分析，不能一概而论。
三、王教授，知道您是在史学研究和小说创作这两个领域都成果丰硕的学者，这两个领域都有着各自的法则，想请问您是如何能在这两者之间游刃有馀的？您觉得您最大的困难在哪方面？因为不是专业研究者，我只看过您的《荒淫无道宋高宗》，觉得您的小说在讲求严谨的历史事实同时，又有着充沛的情感，可以说是爱憎分明，比如对高宗和秦桧的痛恨，专业研究的客观冷静和小说的情感丰富，请问在您小说中是否会有冲突呢？（青灯古卷 ）
答：我谈不上游刃有馀。其实，两者有一致性。我在《荒淫无道宋高宗》自序中也说：“中国传统史学既强调奋笔直书，又强调褒善贬恶，即主观与客观融合，是不错的。作为人物传记，如果不是在尊重史实的基础上，既有褒善的仁心，又有贬恶的狠心，只怕很难有成功之作。若对历史上的罪恶一概采取平恕的态度，麻木不仁，似并不足取。事实上，面对各个时代横暴和腐败的专制统治，治史者的良心必然受到震撼，渴望着用自己的史笔去鞭笞罪恶。”其实无论是历史传记或历史小说，都是如此，说不上有冲突。
但也有不同之处。例如写传记，只要说明岳飞有几位兄姐即可，小说中不得不铺叙。写绍兴七年张浚和秦桧反对岳飞统率各支军马，因缺乏史料，传记中只能提供简单记录和推测，小说中则可依推测，作较长篇幅的铺叙。写惨烈的小商桥和颍昌之战，历史记载上只留下当时下暴雨，而写小说即可依此铺叙。历史记载留下一段段细节的空白，小说则依其叙事的连贯性，需要作补白式的虚构。我说过，最大的困难是小说中的宋人称呼，有的费了很大气力，还是难于寻觅。
四、宋金之际，北方长期出于少数民族统治之下，而南方则长期是汉族的天下。时间往前后推移，从南北朝以下，南明以上，大概也是如此。汉人的半壁江山，或者失去天下后的苟延残喘，也大多是在南方。南北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区别？北人尚气，且有燕赵慷慨悲歌之士，南人尚文，给人的印象是软弱，可是为什么从历史大势来看却是南人比北人坚韧？ （sighing）
答：自古早有不少人论及南方、北方人气质的差别，似有一定道理，但又不完全。如宋代李纲和宗泽都是南人，却是慷慨悲歌之士。在宋高宗和秦桧的迫害面前，北人赵鼎就比南人李光软弱。
五、宋朝文化在近代得到高度评价。宋代文官制度也有很多进步的地方。但这样一个文化繁荣的时代，可以说整个宋代在民族关系中都处于很被动的地位。高度发达的文化，相对软弱的国家形象，这是不是一种不相称的现象呢？这是我一直感到困惑的。该怎样看待宋代这种现象呢？ （蝶飞风冷）
答：只怕不能称之为不相称的现象。文化的发达与国家的强弱，没有必然的关系。宋朝的综合国力无疑强于辽朝、西夏、金朝等，但因“守内虚外”、崇文抑武等多种原因，实力的运用水平很差。
六、两宋是否真有律法规定士人包括官员不能娶妓女为妻的？或者说即使是妾也不能扶正？（西泠处士）
答：原谅我没有仔细查对，难以说得准。但韩世忠妻梁氏是妓女，为正妻。张俊妾张秾亦为妓女，先为妾，后为正妻。
七、读过您的七部历史小说，很有历史感，对细节的处理非常精致，语言上也很多宋人味道。请问您写作时，是如何把握其中的分寸的。对于您后来的历史小说，有些学者，对此甚为惋惜，您如何看待这个问题。（周克商 ）
答：我没有另外写过小说，不知“后来的历史小说”为何？各时代的环境、制度、语言等总是有相当大的差别。如果翻一下文革期间的报纸，就会知道当时的环境、语言等与现在有多大的差别。其实，依我之见，要写历史小说，总要通过尽可能多地接触当时的史料，熟悉其环境、制度、语言、称呼等，不至于陷入“戏说”。
八、读先生小说的中看到一个小问题。《河洛悲歌》第110页，倒数第二句“耶律观音原是一个契丹平民女子，嫁汉人庞姓，为常胜军小校，当金军破燕京时，投降金朝”。这里“庞姓”是一个人名？还是是一个姓庞的汉人？此外，该句也不连贯。主语是耶律观音，耶律观音显然不是常胜军小校，应是他丈夫为常胜军小校。在《靖康奇耻》一书中，我也有个小问题提出来。在第41页提到了“汪伯彦与康王一行告别，而汪召锡与刘浩便留在康王身边”。如我没有看错，刘浩第二次出现是在该书第48页，汪伯彦蜡书中提到“即差发刘浩领兵两千，赴相州迎请大王”。紧接着48页末段叙述“天亮以后，迎面来了一队人马，为首正是刘浩，康王一行方稍稍松了口气”。这些叙述是否有点矛盾或者说抵牾？当然也许也可能是我理解错误。（盖棺）
答：前一句是有点毛病，可在“为常胜军小校”之上加一“庞”字。后一句，在43页已说明刘浩回相州。
九、在宋代时，文化的转型是以什么样的形式表现出来的？为何会有这种剧烈的变化，社会中的士人是怎样对待这种学术上的转变的？（豫马行空）
答：文化转型固然是目今的常用词，我确实不解其意。因为文化不比经济技术，新旧交替可以一刀两断，文化的发展，其新旧交替却往往是藕断丝连的。宋代的教科文有发展，有变化，似说不上“剧烈”两字，所以我也无法回答宋时文士怎样对待这种学术上的“剧烈”转变的。但总的说来，例如对儒学，文士们就有各种不同的理解。现在对待教科文方面的各种问题，不也是一样。中华帝制似已结束约百年，但在文革期间，中国人山呼“万岁”、“万寿无疆”的频率，每天少说也应有数十亿次。如有关“毛主席专用瓷”的报道中却还使用“钦点”的古代皇帝专用词，小说、电视剧等涌现了吹捧皇帝热，如此等等，“藕断丝连”一词是否够用呢？算得上是文化转型吗？事实上，在各民族的各个发展阶段，大体都是先进和落后思想并存。先进的可以超越时代，落后的也可以拖时代的后腿。按照马克思主义早已阐明的上层建筑必须适应经济基础的社会发展客观规律，目前的中国倒是非常需要清算和扫除专制主义意识形态，这是不适应现代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这是否可称是思想文化转型呢？
宋代军事史与岳飞研究
一0、王先生对岳飞和的研究是不是受到了民间情绪的影响？以至于有一种英雄崇拜情结在里面？对赵构的研究是不是也受到了民间情绪的影响，以至于对赵构充满了愤怒甚至是污蔑？（千古一相 ）
答：中学时代，我们最多的读物是古代演义小说。但入大学后方知，历史必须与传说区分，这是史学入门的常识。我对赵构确是充满了蔑视，但这是基于史实，即对相关史料下了祛伪求真，由表（现象）入里（本质），自此及彼，分清主次的考证功夫，而得出结论。治史者当然不能歪曲事实，进行“污蔑”。不妨对比一下，其实在古代演义小说、戏曲传奇之类虚构的赵构形象倒并不太坏，而我的历史传记中的赵构真实形象确实很坏。我自认为，与自宋以降的历史作品对比，我的传记对宋高宗的本质和特性的揭露，应是有所深入和提高。
也有人提出不同看法，恕我直说一句，有时偏见比无知离史实更远。例如还要强说他并不荒淫。光是他在宫中白昼宣淫，听说金军行将杀奔扬州，吓得“遂病痿腐”，从此丧失生育能力，算不算荒淫？我在《李清照事迹七题》一文中特别介绍自己与中医的讨论，“宋高宗在当康王时的一妻二妾与五个女儿当俘虏，死於北方，当皇帝后所生的一个儿子夭亡”。“笔者为此特别请教中医大夫。宋高宗从当大元帅到扬州逃难，为时两年多，照理是可以生育的，问题全在於他纵欲无度，使后宫无人怀孕。扬州之变后，王继先为他合壮阳药，已不知具体配方”（《丝毫编》第287—288页）。王继先因为合壮阳药，居然权势与秦桧相颉颃，并在皇帝的庇护下作恶多端。甚至杜莘老弹劾王继先，宋高宗仍继续包庇。直到杜提及王“以左道幸，恐谤议丛起，臣且不忍听。”宋高宗“始变色首肯”。此类荒淫事例在古史上肯定是少见的，特别是如维扬之变那样断子绝孙，在中华古史的皇帝中唯此孤家寡人而已。
一一、您的《靖康奇耻》、《河洛悲歌》、《大江风云》我看过，感触颇多，只是我对宋金史了解不多，在此我有一个疑问，金国主力部队人数在1127年至1140年之间有什么样的变化，对宋金战局有什么深远的影响，金国主力在1140年是否到了岳飞一军就可消灭的地步？ （zhaozhibin）
答：用宋人的话，金军是“兵老气衰”。但岳家军兵力少于完颜兀术亲统的大军，故郾城、颍昌、朱仙镇等战，都只能是以少破众的击溃战，而非歼灭战。但朱仙镇之战与金军被迫退出开封城，可视为岳家军胜利巅峰的两个标志，也是南宋立国百五十年的军事胜利的巅峰，说明金军面对岳家军的攻势，已无招架之力。按军事史的常识，侵略性的军队，其士气依赖胜利而维系，一旦战败，士气必然低落甚至奔溃。
一二、您如何看待宋辽金西夏元之间战争的性质？是民族战争（National War）还是类似于三国时期的战争或者说类似于中世纪欧洲领主之间的战争？为什么？（wolfox）
答：当然是民族战争，但四次战争的具体性质和情况也各有不同，不应一概而论。
一三、请教王先生，拐子马到底是怎么回事。从常识来看几匹马绑在一起，如何还能驰骋疆场？（pxq1998）
答：参见老师邓广铭先生《岳飞传》（增订本）第414页，人民出版社，1983年，还有拙作《尽忠报国——岳飞新传》第267页，注④，河北人民出版社，2007年。彼此有点差异，请择善而从。
一四、我是一个历史爱好者兼军事爱好者，请问您觉得研究中国古代军事时，中国学者军事知识和历史知识的矛盾如何解决，像《中国军事通史》那样的军队学者加地方学者是好方法吗？因为我发现很多掌握大量史料的古代历史研究人员研究古代军事时往往军事知识比较匮乏，而一些军队中的研究者他们掌握的史料则往往远不如专业的古代历史研究人员。 （yw1989724）
答：您说得很对。上世纪八十年代，北京军区一些军官与我们合作过，彼此很愉快。确是需要向他们学习，互相取长补短。
一五、听说您的《宋朝兵制初探》一书，你作了全面的修订增补，扩展为了七十万字，即将由中华书局出版，在这里先是祝贺先生。先生也曾经谈过说一版一印的《宋朝兵制初探》一书不值得再版了，而今先生推出这一精益求精之力作，想必应是先生总结之作，而先生曾经也在某文中提到说陈峰先生可能会出版一部大部头的宋朝兵制史，不过至今未见。这里想请先生略为介绍下修订后的《宋朝兵制初探》一书的情况。 （盖棺）
答：此书将由中华书局出版，不必多说，也没有那么多字。
一六、我个人认为邓广铭的《岳飞传》以及岳飞相关研究论文是其南宋史研究的核心，也是邓先生史识的集中体现。王先生的岳飞研究与邓师齐名，请问王先生对于此领域的成就自我评价如何？与邓师的成就相比孰大？对《校注》一书有无修订的打算？（langyiqun）
答：邓先生是开创者，我是沿着他的治史方向的后继者。师生之间，是有些不同看法，例如杀害岳飞的元凶是宋高宗，还是秦桧，是否有朱仙镇之战，以及对岳飞最后一次北伐的战绩估价，岳飞一个著名辞官奏的“贴黄”是真是伪等。这主要由于二十年的巨大冤狱，大量史料被毁和佚失。如果遗存的史料充分，不见得会有岐见。其实不仅在古代，现代的史料难道也不是如此。史料有重要空白，不免使史家费时费力考证或推测。《校注》一书会作一点修订和增补。
一七、我曾写三篇文章，其核心论点是：a岳飞在绍兴十一年淮西之战中除了起始阶段外，态度很不积极；b岳飞遣张宪姚政二将援顺昌之事是不可信的；c岳飞在绍兴十年的班师，是在军情不利的情况下，为保全师而做出的决定，史书上关于高宗迫令班师的说法是不足为信的。王先生对我的观点作何评判，如果您不赞同，请就文章立论的致命伤指点一二。 （langyiqun）
答：胡适先生强调“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我想您可能难以做到小心求证。这似乎多少也是出于一种以颠倒黑白为快的逆反心理。就我所知，至少台湾方面就出现过相类的文章，我在《丝毫编》中特别出示了审稿意见。岳飞与金军主力的决战，唯有绍兴十年一次，如果此战打得不好，金军又何以将岳飞视为最可怕的敌手，并出现“撼山易，撼岳家军难”之说？
一八、我于宋史是门外汉。前阵从一电视讲座中听到一些关于岳飞的事迹，产生一印象，感觉岳飞有点“儒者气象”，或者说“从道不从君”的士大夫气，这种气质宋代士人中好象并不少见。这跟我以前对岳的印象有不小差距。不知我这一新印象对不对？ （jkljfjf）
答：岳飞是武人，有粗豪的气质，但也有力求学习儒雅的一面。至于宋朝士人，不能笼统说什么，有各种情况，有好有怀，通俗地说，坏士人或亦好亦坏的士人还是占多数，真正经过认真查实的好士人比例很小。
一九、请教王老师，王船山在《读通鉴论》中说，岳飞若不死，很可能成为王莽一流篡位谋反的奸臣，您怎么看？（陆沉子）
答：无根之言。可以说点写作岳飞传记的体会。最初，上世纪八十年代写此传，对岳飞所说“文臣不爱钱，武臣不惜命”，其实并未真正感受其份量。历史与现实本是一体，直到近年，才从现实生活中愈来愈感受其真正的厚重份量。我说：“从正面看，对照如今的各种丑恶现象，像岳飞那样一个为山河一统的崇高事业而献身，仅就不爱钱，不贪色，不是官迷和严以待子这四条，就足以成为震烁千古的伟人。” （《丝毫编》第662页）像岳飞那样确是位超人。其实，依其经济收入，完全可以金玉满堂，妻妾成群，而不可能被当时的社会舆论所谴责，相反，这正是当时官场的常情与常态。韩世忠力主抗金，是应当肯定的，但其军事才能和战绩比不上岳飞、吴玠等。其多财和好色，蔑视文士，当时也是有名的，甚至常污辱部将的妻女。即使以文天祥而论，当然是位伟大的殉难者，但他有两美妾，被俘之后，仍是怀念她们。即使以今人常称道的忧先天下的范仲淹而论，据《吹剑四录》记载：“范文正公守饶，喜妓籍一小鬟，既去，以诗寄魏介曰：‘庆朔堂前花自栽，便移官去未曽开。年年长有别离恨，已托春风干当来。’介买送公。王衍曰：‘情之所锺，正在我辈。’以范公而不能免。”岳飞却严格维持当时官场并不时髦的一夫一妻，连吴玠送来的一名仕族美女也打了退票。最近方知，毛岸英在朝鲜志愿军司令部，其实是因为特殊化，不服从命令，不钻防空洞，才被美机炸死。岳云在岳飞的宣抚司司令部，按宋时的回避制，任书写机宜文字，也是机要秘书。其实只消在宣抚司抄写一些岳飞的密奏，即算尽心尽责。然而岳飞却是将儿子放在战场最激烈、最险恶之处，身先士卒，出生入死地拼杀。颍昌大战，岳云身受百馀处伤，他制止王贵的动摇，对战局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但岳飞事后仍扣押儿子的战功不报。岳飞同任何历史人物一样，当然不可能是完人。我真不懂，有人出于什么心态，总希望对岳飞能鸭蛋里找到点骨头，而对赵构、秦桧之流又总希望能找到点好处，以自快慰。宋高宗何以要杀害岳飞，当然是死无对证，颇费后人猜测。但我考虑，岳飞一些最可贵的品质，在以猜忌武将为传统的宋朝君主看来，岳飞与正常人不一样，岂不是怀有最强烈的野心？人格高尚者反而不容于浊世。这一点主要只能在小说中，力图有所表现。
二0、中国古代私家军比官军更有战斗力是否普遍的现象，原因何在？军队在打天下时很有战斗力，守天下时缺乏战斗力是否普遍的现象，原因何在？（绿如兰 ）
答：不要以为民间称呼为岳家军，即是岳飞的私家军。历朝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等级授职制的政体，决定军队的腐败必然滋生，而天长日久，就丧失战斗力。
二一、宋代有武弱文强的现象，两者之间有某些必然联系吗？（绿如兰 ）
答：不见得文强必定武弱，但在宋代，确有必然联系，人们已论述很多。
二二、《文献通考》对岳飞抗金不以为然，颇有岳氏不识时务之慨，王先生以为然否？（恨晚）
答：不记得。如果说岳飞抗金为不识时务，无非是宋高宗和秦桧降金有理，不必再论。
宋代政治、经济以及长时段历史认识
二三、请问王先生，何为“冲降法”？“女得男之半”在宋代是否存在过？（ shishengwei）
答：您问得很专门，我也只能临时查一下古籍电脑软件。依我之粗浅看法，冲即冲替，是指革除差遣（实职），降是指降官。宋时官与差遣有别，不必多说。“女得男之半”大约是指在室女的财产继承。张邦炜、宋东侠等先生的论著已有说明。
二四、请教王教授，对明清的争议一直存在。有人极力颂扬大明王朝，有人极力贬低，清编历史自然也把明朝说的一塌糊涂。您是怎么看的呢？（lixin123）
答：我的明清史知识浅薄，实不足以语此。在我粗浅看来，明朝与清朝各有得失。如单纯从皇帝群的个人素质看，清朝强于明朝。明朝自正德以下历代皇帝，大多是具有反常思维和变态心理的混蛋。末代的崇祯帝尽管有性格的弱点和失策，其实倒是想振兴明朝的。但皇帝的权力再大，还是不可能改变等级授职制下贪腐的发展决然走向灭亡的客观规律。明末一个最基本的史实，是官僚军事机构的腐烂透顶，已至根本无力整治，完全无法维持的地步。明的版图囊括东北，为清人所抹杀或纂改，清人反明后，不愿承认曾臣属的史实。明前期还是地球上的先进强国。郑和航海，固然有得有失，不能只谈得，不谈失。然而在当时世界上，其综合国力能组成这样的大舰队，唯有明朝。但尔后西班牙和葡萄牙两个综合国力尚比不上明朝的小国，有订约以大西洋为界，瓜分非洲和美洲的大气魄，明朝作为大国，反而没有如此气魄。
清朝入关，如扬州十日，嘉定三屠等大破坏和大屠杀，强制扩大落后的奴隶制，有所谓“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和圈地，还有绵延一百数十年的文字狱等，当然是应当否定的。我在《试论国史上的所谓“盛世”》中说：“王春瑜先生认为：‘所谓的康、雍、乾盛世，不过是人造的幻景而已。’清朝的康熙、雍正和乾隆三代，在奠定现代中国疆域方面功不可没（今日的中国版图约只及乾隆时的四分之三），但从另一方面看，这又是中国与西方列强拉开差距的主要时代，大致有三。一是西方逐渐进入近代民主，逐渐走向以舆论监督权力，而清朝却加强专制政体，厉行历史上最长、最血腥的文字狱。彼此拉开了强盛的民主政体与腐朽的专制政体的差距。二是西方学者的聪明才智用于自然科学，实现了近代科学革命。胡适先生曾惊讶于清代学者的聪明才智反而用于故纸堆，这就是为一些人艳称的乾嘉学派……三是西方开始了工业革命，而中国仍停留在落后农业国的水平。”（《丝毫编》第27页）经历康熙、雍正和乾隆三代，中国在国际斗争中的颓势和败局已定。当时最强、最发达的英国大使到中国，一眼就看穿了大清帝国虚弱的本质。
二五、古今一体化及中西一体化，文化层面如何入手，从何处联系或者说能够贯通一致起来？（海岸线）
答：过去有人强调所谓比较史学。其实，只有对各方面的历史有深入了解，才能有一体化。西方汉学家们能将西方史与中国史作某些深度对比，是因为他们熟悉西方史，值得我们学习。我想关键还在于各方面历史知识的逐步积累，应当有多种外语能力，对中华古史有扎实的基本训练，如此等等，才能逐步做到古今一体化及中西一体化。好高骛远是不行的，肯定没有一个省力的连接点。
二六、宋史在中国史上地位及意义如何，能否用简单的几句话总论一下宋史？（海岸线）
答：宋代的教科文成就居历代之首，对后世影响也大。但宋代完成了经学、教育和科举三位一体的紧密结合，又孕育着此后中华文明转向落后的因素。此说完全是以偏概全。
二七、是否宋代有令您感到着迷的地方，您所真正着迷的地方是哪些呢？那些方面可以简明扼要的介绍一下么？（guoguo9327）
答：没有。古儒家曾将夏商周三代视为黄金时代，因现代史学和考古学的发展，此种说法早就被打破了，三代其实是中华文明发展较为低级的阶段。自秦汉以降，史料渐多，然而二千馀年间，可以赞颂的，也只是唐太宗贞观之治的二十馀年，这是标准的“主圣臣直”（《旧唐书》卷77《柳范传》）的人治，时间上只占百分之一。当然，也不须将贞观之治说得十全十美。
二八、王老师好，我一直有一个问题，就是我国的宋代和明清时期工场手工业其实是很发达的，但与西方工场手工业不同，由于城市不具有自治地位，城市居民不具有市民法律地位，因而工场手工业的生产组织方式不是采用西方的契约方式，而是更多的由官府控制或采用血缘（包括拟制血缘）和地缘的方式组织。这种生产方式能够容纳多大规模的生产呢？在什么临界点上会产生对上层建筑变革的诉求？当然，历史不能假设，但这种现象在当代仍然存在，我想还是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的。 （freeinmyown ）
答：这涉及中西对比，我实在说不好。但当前的主要问题，决不是什么工场手工业的生产组织方式不是采用西方的契约方式，更多的由官府控制或采用血缘（包括拟制血缘）和地缘的方式组织，而是马克思批判的等级授职制。不逐步用直接选举取代等级授职，各种严重的社会弊病必将持续下去，甚至会爆发致命的后果。既然声称相信马克思主义，又不照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结论做，到头来，只能是整个中华民族受罪。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说：“压迫者和被压迫者，始终处于相互对立的地位，进行不断的、有时隐蔽有时公开的斗争，而每一次斗争的结局都是整个社会受到革命改造或者斗争的各阶级同归于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51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我常想到历朝历代的灭亡史，除了清末之外，秦末、西汉末、东汉末、西晋末、隋末、唐末、北宋末、金末、元末以至明末，哪一次皇朝之亡不是一次极其惨痛的劫难，“各阶级同归于尽”。贪腐的统治阶级固然完蛋，而亿万无辜的被统治、被剥削阶级所承受的劫难远为惨重，人命是最可宝贵的，大部分人口竟成了无辜牺牲，白骨蔽野。转念及此，真是不寒而栗。其故非他，等级授职制就是在根本上缺乏自我制约贪腐的手段和能力，以人事腐败为中心的各种腐败日积月累，或者简直是爆炸，终至不可收拾。
二九、您认为何种政治形态更容易走上现代国家道路？是一个具有成熟的官僚制的帝国，还是贵族等级制度？为什么？（wolfox）
答：前一问题已经回答。
三0、王先生您好！请教一个问题，都说宋代是中国古代的黄金时代，经济繁荣，人民富裕。但我对所谓“人民富裕”一直有怀疑，特别是在南宋，因为留下史料的都不是草根阶层，他们的描述是不是“饱汉不知饿汉饥”，只强调了事情的一个侧面，粉饰太平啊？富裕的是不是还是只限于官宦阶层及其党羽喽罗啊？ （pusaman8341）
答：根本不是什么黄金时代。在当时的生产水平下，即使没有大的战祸和灾荒，被压迫和被剥削阶级的基本情况大体就是啼饥号寒，而统治和剥削阶级的基本情况正是骄奢淫逸，与前后的皇朝相同。
三一、宋代两浙路中的浙东、浙西路的分界线是钱塘江还是行政上的划分？宋代的杭州城也是跨江的吧？以及后代所说的浙东浙西所包含的范围是否有变更？（西泠处士）
答：宋代的杭州城当然不是跨江的，钱塘江，即浙江在城南。浙东、浙西路的分界线，有的恰好是钱塘江，但非全部，当时各级行政区划的分界线也不可能准确。
三二、阅读先生的作品，我发现先生很少几乎没有提及“唐宋变革论”，很好奇先生是怎么思考这个问题？而今宋史学界似乎对此非常的热衷，在理论上似有一种被冲击而不得不反应的感觉，先生对北南宋社会经济等有深入研究，同时亦是唐史大家张泽咸先生好友，看先生文章也知道先生对通鉴颇为熟悉，所以有此唐宋研究背景，希望先生谈谈你对唐宋变革论的看法或者说该如何对待这一“理论”。 （盖棺）
答：对所谓“唐宋变革论”没有深入考虑，自己学力不够。我在《宋朝阶级结构》的后论中有一小段议论，“在中华四千年古史中，最明显的社会变动自然是在春秋、战国时期。自秦汉到明清，尚看不出有如春秋、战国时期那样剧烈的社会变动”。“直到西方列强用大炮轰开中国的大门后，中国社会的阶级关系方继春秋、战国之后，发生了另一次新的更剧烈的大变动”。但在此书确是说了一点唐宋之际阶级结构的小变动，如张邦炜先生的书评说拙作的“贡献”，是“从阶级结构方面为‘唐宋变革论’提供了若干论据”，此说也可说有一定道理。唐宋之际的变化，当然不可能与上述的两次相提并论。另外有一通信，将在适当时候发表。“唐宋变革论”如今成了时髦，这里有《治辽宋金史杂谈》（《河南大学学报》2010年第3期）的一段话：“目前社会经济史门庭冷落，而唐宋变革论却香火颇旺。一些学者颇愿将自己的选题戴上唐宋变革论帽子，其实，究某些论著的内容，似不必戴此帽子。依我之见，欲谈变革论，只怕首先应从社会经济史着眼，而正需要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指导。一些学者如果不从自己的研究范围跳槽，认真对唐宋社会经济史下功夫，只怕难以有真正有份量的发言权。”
三三、请问王先生：中国史学界对宋朝评价偏低是因为什么原因，而近年来却因为西学的推动，把宋朝的地位抬高，而先生的高见如何？宋史研究的前沿和方向又应如何前进？（中国民学生）
答：我没有对自宋以降，人们对宋朝历史所作的各种评估做过认真调查和研究，印象似乎人们是从各种视角，或高或低，对宋朝评价偏低的抬高，不能说全在于西学的推动。例如钱穆先生从制度史的角度，对宋评价很低。当人们从经济和教科文的角度着眼，又对宋朝予以高评，例如陈寅恪、邓广铭、漆侠等先生。但他们也决不是对宋朝处处予以高评。关于后一问题，请参见拙作《宋史研究要点》（《文史知识》２００６年第９期或《丝毫编》），但其上所说也仅供独立思考，至少不见得全面和系统，可以作不少补充。
三四、一说王安石变法失败，因为地方行政混乱，地方县级行政机关名存实亡云云，可采信否？上意不落地方，自古有之，变革者自不可迷信京师发出号令然后天下一心，况始唐五代以降地方离心，王安石其时可有顾及於此？王安石变法失败的原因，千头万绪，况复中国行改革行新政，一举而成功之时，亦必举国一心之时，王安石的经验有否作为后世改革的指引？（chimotree）
答：王安石变法是个复杂的问题，不可能有如此简单化的论述。如欲真正下功夫研究，需要认真研讨宋神宗在位时的各方面情况，并且也会牵涉至少北宋时的不少方面情况，就须认真读史料。
三五、子曰：“远人不服，修文德以来之”，中国历史版图的形成，文德与武功在其中的影响关系能否度量，如何度量？“由流寇到坐寇”是中国改朝换代、重新建立社会秩序的基本模式，不知先生以为然否？（绿如兰 ）
答：研究历史，最好不用上述那种似是而非的抽象公式或结论去统驭一切。先对史料下功夫，由具体问题研究而逐渐抽象。
三六、中国社会往往可以在一夜之间从集权专制到一盘散沙，其原因何在？（绿如兰 ）
答：同上。
三七、由于宋朝独特的历史位置，是不是可以说宋朝是中国士大夫阶层民族意识真正萌发的时代？（goubuli ）
答：请先弄懂什么叫士大夫，什么叫阶层。
史学发展趋势与治学方法
三八、当前的历史研究已由注重经济史、军事史、政治史等方面的研究转移到社会史、环境史等方面上来，注重对普通民众的关注，注重多学科多角度的交叉。这是不是当前历史的研究发展趋向？还是有着别的趋势？这种趋势的利弊如何？（Nklz）
答：我没有时间和精力在电脑网上东张西望，对史学动态了解很差。若仅就宋史研究会年会的论文而言，没有此种感觉。至于史学研究的具体领域，必然会愈来愈扩展。如1949年前，除食货学派外，其他史家对经济史注意不够。1949年后，虽然存在片面性，但社会经济史的研究有所进展，还是好事。环境史是近年提出来的，也是现实促进历史研究发展的实例。依我之浅见，如果要说趋向，目前史界首先是道德问题，学术腐败五光十色，如趋炎附势风、拼抢名位风、空头主编风、剽窃风、浮躁风、吹牛风等，不一而足，愈演愈烈，得不到遏制。如师生关系，老师其实应当是服务型、支出型的，而不应是收入型、被服务型的。有的老师成了老板，让学生为自己打工，是不正常的。应当珍惜学生的时间和精力，以学生胜过老师为培养目标。又如对马克思主义不屑一顾，对西方某些史学思想的照搬，以为时髦，缺乏批判的鉴别和吸收之类。
三九、您认为作为一名后学之辈能够在宋史的哪几个层面大展拳脚?（行云流水）
答：也请参见拙作《宋史研究要点》（《文史知识》２００６年第９期或《丝毫编》），但其上所说也仅供独立思考，至少不见得全面和系统，可以作不少补充。
四0、王先生，请问您，治学，是不求甚解好呢，还是打破砂锅问到底好。若是不求甚解好，为什么有些问题总是怎么理也理不清楚？若是打破砂锅问到底好呢，为什么有些问题怎么问也问不出个水落石出？（guoguo9327）
答：由于史料的局限性，以及往往不真实，需要考证。治史应行于所可行，止于所当止。
四一、王先生相信同一历史事件会有不同解读视角吗？历史是不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王先生相信历史可以还原吗？（千古一相 ）
答：这些问题人们已说很多。历史当然不可能还原，又不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但后人研究时，肯定会有不同解读视角，并且逐步由片面走向较为全面。
四二、我是一名大三的历史学专业学生，学习了三年的历史，总是感觉没找到入口，希望王老师给我们学习历史学的晚辈一点建议，怎样才能学好历史？ （zhaozy ）
答：我一直强调，大学时代可少读点今人论著，打基础，应认真读前四史和《资治通鉴》。
四三、我在查阅地方史志时，发现大量的传说与史料并列混合在一起。请问在当前的地方史研究中，如何划清史料与传说的界线，如何认识历史史实与文学叙述的价值和作用？ （苏格马龙 ）
答：中国的地方志有一传统，就是往往在许多方面照抄前代方志或其他记载，又增添新的记录，故可保存很多有价值的史料，确是中华古史史料的一大宝库。例如《嘉靖龙溪县志》卷８记载，岳“玭，武穆正（王）之孙也。奸桧时，武穆以功高被诬，二子霖、震谪岭南，后移于漳，因家焉。孝宗嗣位，首加昭雪，复官爵，锡冢地，禄其子孙，旌以庙貌。霖官至朝议大夫、兵部侍郎，以敷文阁待制，出为广东经略安抚使。子珂尚信王宫之女，官至尚书，今居江州。震官至朝奉大夫、户部郎中，出为江东常平使。玭，震之子也，任汀州连城尉而卒。子覕，以尚书泽，为蕲州察推。”其中称岳珂“今居江州”，说明此段文字全是照抄宋《淳佑志》，而未加修改。其中包括岳珂娶赵宋宗室之女，都是了解岳飞后裔的重要记载。
但方志记载也有不少错误，不可尽信。划清史料与传说的界线，很难一概而论，但用得着史学的考证。如距离岳飞身后四百几十年的明《万历吉安府志》不载岳飞的诗文，而又时隔约三百年的清《同治龙泉县志》卷17和《光绪吉安府志》卷5反而记载有岳飞的诗文，依我之见，乃后人伪托，不可信。我又看一下《万历吉安府志》卷1所载有关岳飞在吉州军事活动的记录：“建炎三年，荆寇曹成犯永福，岳飞遣王贵平之。”从时间到内容显然都错。又如《光绪丹阳县志》卷２４《流寓》和伪托刘光祖的《武德大夫贡文宪公传》却记载，有贡祖文者，“匿其幼子霖于署中”，使岳霖免于南迁。又《光绪黄梅县志》卷３１《侨寓》说岳震和岳霭潜匿于江州对岸的黄梅县，一度易姓鄂氏。此类记载大抵出自后人爱护忠良之裔的好心，却根本不足凭信。此类实例证明，对方志的记述不可随便拿来就用。方志一般说不上文学叙述。
四四、王先生对《宋会要辑稿》非常熟悉，据您自己的体验，读该书需要注意些什么问题？有些条目系年问题似乎很大。（放牛班的春天）
答：请参考我的两篇文章《治辽宋金史杂谈》（《河南大学学报》2010年第3期）和《辽宋金史料介绍》，后一文未正式发表，但在网上可找到。
四五、唐代以下，文集对历史研究的作用极大。如此庞大的宋人文集，如果下决心翻看，先后次序当如何？注意什么问题呢？边读边做卡片？（放牛班的春天）
答：文集作为一般的史料，除有专题外，如研究李纲，当然要仔细读他的文集，尽管篇幅很大。一般应在精读基本史料的基础上浏览。请参考我的两篇文章《治辽宋金史杂谈》（《河南大学学报》2010年第3期）和《辽宋金史料介绍》，后一文未正式发表，但在网上可找到。我建议，凡是写论著，最好不要等自己认为将史料搜集齐备，再进行写作，而可以边搜集史料，边写作，边修改，功效会较高和较快。
四六、您认为邓广铭先生所说他受陈寅恪影响甚大，主要表现在那方面，有无直接证据？（周克商 ）
答：不清楚。
四七、您是如何看待邓先生的四传二谱，总体感觉，陈亮传更有文学色彩，写此书时他还是个学生，算是一个文学青年了；后面几部都是他步入宋史堂奥之后所作，在史的方面色彩更浓厚些。与文学界所作传记相比，邓先生的传记有什么特点，比如与朱东润先生的众多传记比较而言。（周克商 ）
答：我没有读过朱东润先生的全部传记，难以比较。关于邓先生的，参见《中国近代宋史研究奠基者的六十六年治史丰碑》（《丝毫编》。）
四八、想做做宋代城市休闲方面的文章 不知王老师有何意见 （士可弘毅）
答：宋代是阶级社会，城市休闲至少较为贴近统治和剥削阶级，决非是所有的坊郭户都能享受。正如我在《宋朝的坊郭户》（《涓埃编》引史料所说，大多数“街市小民”生计艰窘。“一日失业，则一日不食”，甚至挣扎在饥饿死亡线上。司马光两首诗描绘开封的情况，一方面是“士偶长尺馀，买之珠一囊，安知抒轴劳，何物为蚕桑”；另一方面是“妻儿日憔悴，囊钱与盎米，薪木同时匮，败衣不足准，搏手坐相视”。穷得连破衣烂衫也不能质钱。即使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依中国当时的生产水平和经济条件，又有多少家庭能出外旅游。您如能把握这个基本的阶级情况，不是不可以写。
四九、王教授，请问史学是科学还是艺术呢？最近在关注鲁滨逊的新史学研究，对该问题一直感到很困惑。（水央）
答：史学当然不是艺术。
五0、先生曾经在某回忆文中说您开始不太重视宋朝官制，以为研究经济史就可以避开，但是结果却吃亏不少，后来先生对官制下了苦功夫，方才解决研究中的诸多问题。想请先生谈谈您当年是如何进行的宋代官制的学习的，同时也希望先生谈谈对于宋史初学者该如何开展宋代官制的学习。（盖棺）
答：依自己研究的课题，逐步了解，多查龚延明先生的辞典。要了解宋朝官制，有两条要领：一是注意元丰前后的差别，二是不能用循名责实的方法，因为宋朝官制的最大特点，正是名实乖离。
五一、想提一点意见供先生参考，即先生已出之三本论文集《锱铢编》、《涓埃编》、《丝毫编》，后学觉得在收文上有些混乱。个人觉得丝毫编中大量回忆书评自述为学历程等文章，以及锱铢编中几篇书评可以单独作为一本集子。实际上先生涓埃编就全收录的正式论文。（盖棺）
答：其实，所谓正式论文与非正式论文并无严格的界限，我开始编文集，也有您的思路，后来觉得，不妨所写的都编入。
五二、先生一直呼吁年轻学者应该了解学习一些马克思主义理论，并灵活运用到治史中。先生对于马克思主义之深刻认识，以及对此之坚持，大家有目共睹。请问先生在西方理论大量进入历史研究的当下，该如何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来研究历史，怎样做到先生所说的“历史事实应是历史哲学之母，而不是历史哲学之奴”。 （盖棺）
答：从史实出发，多考虑、分析与某些论点相悖的史料。依个人之体会，如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论，及由此派生之国家与法的理论，区分表象与本质，支流与主流，个性与共性等，对研究历史尤其有用。譬如某些统治者冠冕堂皇的浮词说了一大堆，其实大抵只是表象，不必认真或过于认真对待。如宋太祖说“道理最大”，不过是随便说说而已，他真要认识“道理最大”，就须恪守臣规，不抢孤儿寡母的江山。宋人附和的史料不少，史家似无重视的必要，似难于将此语对宋朝历史进程的影响说出个究竟。
五三、请王先生评论一下当代中国以及海外宋代史研究的现状，总体水平和展望。（东海人）
答：近年对国内外宋史研究动态了解愈来愈差，问题太大，没法说。但前面对三八、三九、提问的回答，讲了部分情况。
五四、请问王教授是怎样看待野史的？野史的真实度一般有多高？（lujie）
答：笼统说野史的好坏和真伪不妥，贵于对某些记载具体分析，以判断其史料价值之高低。
五五、后学想研究宋代礼制，重在礼制与政治、社会之间的关系，应该如何着手？目前我是准备了二条路：一是从文献入手，梳理晚唐五代宋的礼制方面的文献；二是选择某一朝就其礼制制度上的变革进行一番细致探讨，如徽宗朝。不知是否可取？（周克商 ）
答：可以，但首先应研读《周礼》、《仪礼》之类。我对此并没有下功夫。唐宋之际，恰好是席地而坐到使用椅子之类的转变，这对礼制的具体规定有相当影响。
五六、王先生您好，我在读书时发现《武经总要北藩地理门》保存了辽代诸多地理建制及其周边民族情况的记载，据我了解，此部分是宋人根据其使节报告和边疆谍报综合而成的信息，感觉很有价值。后来看到傅乐焕先生在《辽四时纳钵五考》一文中谈到《武经总要北藩地理门》的史料价值，他认为“武经所记各地道里方向最多错误，余别有跋《武经总要边防门》及《北藩地理门》论之”（《辽史丛考》，第74页），即对自己原来的看法产生动摇，想请教您现在学界对《武经总要北藩地理门》史料价值是怎样评价的，其内容是否可以作为信史来使用。此外，我查遍诸多目录，没有看到傅乐焕先生所提“跋《武经总要边防门》及《北藩地理门》”之文，不知在哪里能看到傅乐焕先生的这篇文章。多谢王先生的指点！！！ （cn_hyunhwa）
答：此非伪作，我也使用过，可与一般史料同等对待，其记载之正误当然须作考证。傅乐焕先生此文我也不知是否发表。
2010-07-10 08:31:48
责任编辑：梁建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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