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看美国软实力
——与约瑟夫•奈争鸣，兼论建立中国软实力的若干基本思路
郑彪
软实力，是美国约瑟夫•奈提出的一个新概念，却是新瓶装老酒。软实力，通常也叫文化软实力。而文化，归根结蒂需要历史积淀，这原是中国的传统优势。近代西方统治世界是靠暴力崛起，不是靠思想、宗教和价值观的优越，这是亨廷顿去世前几年在《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一书中很坦率地承认的。近代西方基督教文化主要是在近几百年中，在深入吸收其它文明基础上在基督教框架中整合资本主义意识形态而最终形成的，历史的积淀不足。19世纪西方靠暴力建立资本主义世界秩序，并不讲什么软实力，只讲利益，英国外交大臣张伯伦有一句最厚颜的话叫做“英国没有永恒的朋友，只有永恒的利益。”进入20世纪西方总体上开始衰落，资本主义全球化破产，又在几十年里出现社会主义全球化趋势，西方光靠硬实力已经玩不转，于是有冷战、和平演变战略，软实力较量才提上日程。1991年世界变局以后，西方刚呼唤过“历史终结”，很快发现不但历史没有终结，世界多极化和亚洲复兴的历史趋势加快，而且美国更加衰落，光靠硬实力已经根本玩不转。这是美国智库提出软实力概念的大背景。但是由于美国缺乏真正的软实力，加以历史文化基础不够，又言行不一，至今未见其有系统的软实力理论问世。
软实力，英文soft power，译成软实力或软权力，与原意不尽相符。奈的原意，更接近“软的强制力”。奈认为，软实力或软权力，也叫“同化权力”（cooptive power），还说，软实力指影响力，吸引力，“权力是实现自己目标的能力。更确切地说，它是影响他人和达到自己所期望之目的的能力。”“软的强制力”，这个概念的内涵和原意纯属西方文化——硬强制不行就软强制。中国使用这个概念需要剔除这个含义，着重于“吸引力”。奈又提出“聪明力（Smart Power）”，我国又译为“巧实力”，虽然简洁，不够信、达，包括译为“聪明力战略”都不够理想。smart有“灵巧的、精明的、狡猾的”意思，其基本含义为“精明实力”，相对于希拉里抨击布什政府用了许多dumb power即“蠢实力”的概念，dumb是美国俚语“笨蛋”的意思。奈所说的“聪明力战略”或“精明实力”的含义是硬势力与软实力的结合，其提出的基本背景是美国衰落，硬实力消退，而不得不在“软实力”、“巧实力”上做文章。西方认同的是“均势”（balance of power）理论，也是实力理论。
软实力概念一经提出，便引起国际关注，是因为触及了当代国际政治中重大而敏感的根本性问题，即人类文明转型。奈的软实力定义的长处在于揭示了它是什么，是政治影响力、吸引力。该定义的主要缺陷有二，一是缺乏人类道德高度和价值判断，在奈看来，软实力只“是影响他人和达到自己所期望之目的的能力”，流于“术”的层次。二是软实力不光是影响他人，还有关系到本国自身能力的一面，中国传统文化认为“修齐”才能“治平”，也属于软实力的重要内容。西方文化专讲对外（不对内）用力，没有，也不讲这一套，其实是一大根本性缺陷。不同国家的软实力，必然有其相同和不同的形式，但高等的软实力，一定要有道德高度、人类理想和远大的政治目标。这也是中华文化和马克思主义具有强大的软实力之所在。所以，中国对于软实力，需要重新定义。这里笔者尝试表述如下：国际政治经济学意义上的软实力，是一国以自身的文化和价值观为基础而建立起来的在国际关系中争取实现自身目标和影响它国的行为以达到本国所期望的目标的能力。中国软实力是以中华民族的文化和价值观为基础的，首先是对自身用力的，对内的，表现为实现现代化，实现中华复兴伟业所做的努力；对外的方面，那不是刻意包装的，是表里如一的，与人为善的，是追求和谐世界的；中国软实力对外的一面，即中国文化的国际影响力，也是中国文化和价值观的国际表现，当然需要维护自身的利益，需要达到自己的目标。这个的目标，不是自私的，而是“坚持把中国人民的利益同各国人民的共同利益结合起来，秉持公道，伸张正义”（1）；中国软实力之影响它国的行为，不搞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需要运用智慧和力量，有自己的国际准则，“中国决不做损人利己、以邻为壑的事情”。（2）这样，中国的软实力就具有人类道德高度，在理论和实践上都与西方的软实力相区别，是真正的软实力。而美国在国际上极力推行的民主和新自由主义之类，说到底是为了削弱对手，祸害别人，是一种欺骗力，破坏力，是一种“盗亦有道”，不是真正的软实力。
人类欲摆脱危机，必须有光明高远的政治理想为之引导，有强大的精神为之支撑，也才有真正的软实力。作为人类领袖国群伦的国家，不能时时以私心私利为念，而必以人类大局利益为念，身体力行，才能占领人类道德高地，才具有根本的软实力。软实力的本质，首先是以德胜，其次以智胜；力是基础，但是归根结蒂不是以力胜。以智胜，也要以德胜为根本；“不战而屈人之兵”，还不是软实力的最高境界，本质上仍属于“术”的范畴，即属于文化结构第一个层次中的次一等的阶梯。软实力的最高境界，是以德服人，不是以智服人，更不是以力服人。以德服人，属于人类文化结构最高层次的精神文化、道德伦理体系、价值观层面。以德服人，也要以实力支撑。这些，都属于中国传统文化的精义，非西方文化所知。奈给美国软实力打90分，给中国打60分，深层原因在此。实际上今天中国需要的仍是义利双行，王霸并用。这正是宋朝陈亮（1143-1194）所提倡的。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在特定历史时期内需要“韬光养晦，决不当头”，从中长期看，则是一个“天将降大任于斯人”的问题。这个大任就是人类的前途，就是自古以来中国人的大同理想，现在叫共产主义。现在的玄机是，美国愈是加速衰落，愈是要用“G2”羁縻中国，中国如何把握时机，善于应对，乘势而起，极为关键。但是这一切，要有高远的人类理想，比中华复兴还要高远。中华复兴只是中国近现代史提出的任务。复兴之后待如何？还是追求世界大同。如果片面强调“韬光养晦”，不能“有所作为”，则既在咄咄逼人的对手面前露怯，又在国际上“失人”。而“有所作为”，则需要决心，需要智慧，纵横捭阖，循序渐进，水到渠成。“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与“韬光养晦”并不矛盾，前者是战略，后者是策略；完整的策略是要在“韬光养晦”与“有所作为”之间实现平衡，而不是有所偏废。而且随着时世的变化在两者之间进行调整，而不能拘泥。
19世纪中叶以前的历史证明，中国文化最具有“同化权力”，也是最具软实力的，至少在东方是这样。中国文化的同化权力，乃是对方自愿接受，自愿归化，是一种文化的感召，不存在什么“软的强制力”问题。中国文化所具有的同化权力，是一种（相对的）高等文化所具有的真正的软实力。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传统文化所追求的“道”，孟子政治学说所追求的“何必言利？亦有仁义而已矣”的“王道”，是国际政治中的软实力，至今仍有现实意义。中国政府在国际事务中“主持公道、伸张正义”，维护发展中国家利益，追求建设“和谐世界”，乃是追求“道”，是一种“四海之内皆兄弟”的仁道和人道，体现了软实力。可见，中国所理解和追求的软实力，是一种“天下为公”，而美国则是为私，两者对软实力的理解和追求，不是一回事，不在同一层次。正是在这里，表现出中国文化软实力的道德优势，也是战略优势。这才是真正最强大的软实力、领导力所在。否则，在其位，也领导不了，人家都是敷衍你，“貌恭而不心服”，有啥意思？中国有条件为人类做出更大贡献，但是中国需要时间，有人不想给。
建立中国软实力理论，这个题目太大。这里只能提出若干基本思路,抛砖引玉，望各方面批评指正。
（一）融会古今，贯通中西，超越西方
软实力理论，由于中西文化、政治根本不同等原因，中国必须自主创新。融会古今，也是一种与时俱进，原本就是中国文化的性格。那种认为中国文化是守旧的停滞不前的文化，是误解或不了解历史。宋代的新儒家，明代的实学，清代的新学，20世纪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都是中国文化发展史上的里程碑。打通中西文化是中国近现代史提出的大题目，一百多来年中国人都在作这篇大文章。
后发国家认同的现代化是在文化上既保留民族自我，又实现现代转型。近代中国船大难掉头，但是文化上贯通中西，与时俱进的大方向一直没错。只是近100多年里全盘西化的干扰一直存在，而且由于社会主义建设历史的曲折造成对西方文化和制度的认识有反复，表现在近20多年来新自由主义思潮的影响。新自由主义是西方文化衰落的回光返照。但是毕竟中国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当前正在突破美国影响的瓶颈。总的说来，贯通中西这篇大文章还有待完成，认识上难免有反复，实践上难免栽筋斗。毛泽东自嘲大跃进是“栽筋斗”，苏联、美国不是都栽筋斗？改革开放就一定不“栽筋斗”？特别是经济学界不少人栽了筋斗，而且栽得不轻，这是不争的事实。栽在哪里？关键在于被新自由主义思潮、西方理论、美国模式误导。所谓被误导，关键还在内因。栽筋斗的根本原因，从中西文化上说，就是“不通”。“不通”主要表现为两点：第一，学习西方文化，首先要选择人类先进文化，20世纪初中国先进知识分子接受马克思主义，那是人类先进文化，这次美国金融海啸表明，马克思主义至今仍是21世纪人类的先进思想理论；而20世纪末美英等西方国家推动的新自由主义浪潮，是落后文化，是逆历史潮流而动的错误思潮，所以折腾一阵以后在全世界包括在中国已经彻底破产；第二，学习一切外国文化必须与中国实际相结合，而不是照搬外国经验、外国模式，而90年代以来中国流行照抄西方经济学，实践上流行照搬美国模式，造成了众所周知的后果。中西文化上不能贯通，如同中医理论说“不通则痛”，一“痛”，人民群众反对，社会矛盾激化，就栽了。
（二）关键要敢于对西方反弹琵琶
中国的现代化，需要学习西方，目的在于赶超，超越西方。历史证明中国有这个能力，这也是世界各国人民对中国多有期待的根本原因所在。中国的成功经验表明，中国的现代化不能走西方的老路，而是要走自己的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走自己的路，在思想方法上，就是对西方反弹琵琶。
传统文化是一个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智慧宝库。中国人善于反弹琵琶，自古就善于出奇制胜、以弱胜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中华智慧的当代政治成果。所以，“世界对中国有特殊的兴趣”（萨缪尔逊语），这是有文化根源的。正因为中国有文化自信，不听邪，才敢于对西方反弹琵琶，也才有今天。中国革命成功，不仅是对国民党政府崇拜的英美模式，而且是对马克思主义的苏联经验反弹琵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能够坚定不移，虽然卷入世界经济危机，毕竟没有如同一些其它国家那样落入美国的新自由主义圈套，得益于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也得益于政治上坚持了中国式思维。其实反弹琵琶也是近代国际成功经验。日本的成功经验也在于既学西方，又不照搬西方，甚至还学苏联计划经济。沙俄追随西方几百年，到20世纪初仍然附英法资本的尾翼；而在1917年十月革命以后，不到30年就一跃成为世界超级大国，得益于走社会主义道路，对西方反弹琵琶。可惜后来的苏联人见不及此，这些年俄罗斯人终于醒悟。其实每一种文化都如同一个人，都有性格。西方文化的性格就是你拍他马屁，绝不会讨好，他一定鄙视你，欺负你；你抽他一嘴巴，满眼冒金花；踹他一跟头，满地找牙，他反而尊敬你，佩服你。西方是实力文化，这是文明进化不够的表现。毛泽东其所以有极大的魅力，也在于他谙熟中国历史文化，又能看透西方，敢于也善于对西方反弹琵琶，西方人反倒对他敬畏有加。
历史证明，中国一味摆脱传统的羁绊已经导致百年来在不小的程度上失去自我，回归传统不是复古，而是为了开拓新路。开拓新路，需要融会古今，贯通中西。如此，才可言开拓，才能言超越。
（三）确立中国标准，创建中国学派，推出新一代中国学者
一部中华文明史和近代世界文明史证明一个事实，就是学术引导政治；另一方面，政治也需要学术，影响学术，发展学术；或利用学术，压制学术，取缔学术。软实力的基础是学术力，核心是思想力。美国之强大，也在于重视学术力（干坏事也需要学术）；前苏联强大时期，学术力也相当可观。但是什么是适合中国现代化所需要的真正的学术力，这其中大有文章。
提高中国学术力、思想力，最根本的途径在于创建中国学派，为此需要确立中国标准，推出新一代中国学者。确立中国标准，需要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导下，确立符合科学发展观的科研评审制度。改革开放以前，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评审主要是政治标准、意识形态标准。其实，对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确立必要的政治标准和意识形态标准，这一点并没有错。在美国和西方国家，这方面也有自己的政治标准和意识形态标准，诺贝尔和平奖是什么标准？刚刚闹了个“国际玩笑”。问题在于，在极左路线下，政治和意识形态标准被扭曲，而且成为唯一的标准，压制了真正的科学研究。80年代中期以后产生了另一种倾向，表面上政治标准、意识形态标准逐渐废除，实际上是流行西方标准。大量引进西方科研评审方法和制度，不仅推动了西方思潮在中国泛滥，实际上是推动了另外一种政治标准和意识形态标准，并且将学术界的西化思潮加以制度化，制度化的一个后果是推动了社学社会科学研究领域思维的西方化，特别是美国化。这实际上是美国的思维霸权、话语霸权在中国的表现。创建中国学派，喊了多年，没什么效果，科研评审制度等制度约束导致思维美国化是一个重要原因。思维独立才能学术独立，学术独立自主，关系到国家的独立自主。改革科研评审制度，关键是要确立适合中国需要的评审标准，这是学术发展的指挥棒和生命线。创建中国学派其所以没有效果，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缺乏制度支持，特别是科研成果评审制度。
人是文化的载体。现在呼唤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归根结底要出象样的当代中华人物，否则就是空话。无法想象一个精神矮化、缺少各领域杰出人物的民族能够成为世界大国。综合国力的竞争，说到底就是人的综合素质的竞争，首先是高层人才特别是各领域领袖人才的竞争。而思想领袖其实是领袖的领袖，政治家和企业家往往意识不到这一点。
文化大发展大繁荣不仅是繁荣群众文化，这当然非常重要；但是中华复兴归根结蒂是要靠不断涌现出高层次、高素质的人，现在没有大师，可以忍耐一时，不能老是没有大师。代表民族国家级别的具有大胸怀、长眼光，大视野、大本事、大作为的思想家、政治家、学问家、企业家、军事家、外交家，总之各个领域都要不断涌现出具有世界级文化竞争力的人物。中国历史上最不缺的就是优秀人物，历史上每一个时代都有形形色色的优秀人物，而且愈是乱世，愈出人物。只靠西学出不来这样的人物。
注释：
（1） 胡锦涛同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代表大会的报告，《人民日报》2007年11月25日。
（2）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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