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第四经“立道”，是讲具体驾驭臣下的一些道道。它给我们的价值却在于，透过这一切可怕的阴鸷的道道，看出人心的险恶，而臣下既然可能是那样地坏，君主也就不能不有这些相应的预防和拆解的手段，君臣处在这样的矛盾统一体中，是他们总体的共同的命运，于是我们设身处地去想，却也只有“外儒内法”了，一方面，要用“爱”调节和维持表面的一切，总的是在“孝”的人性论基础上讲“忠”，建立“仁义礼智信”的政治意识系统，并且覆盖社会，另一方面，要有韩非子的一套来掌控温情脉脉的表面之下时刻存在的险恶以至生死的较量，“禹汤文武成王周公”以来的君臣共同体在总体上就呈现为这样的一种情景，写在历史上，给后世的文学和戏剧提供了数不清的发挥才华的题材，比如在中国有《赵氏孤儿》，在外国有《哈姆莱特》，而《赵氏孤儿》通过剧情所确立的依然是一个“忠”字，却是更“烈”了，《哈姆莱特》对人的呼唤实现了对体制的超越，具有了历史的新的意义。
我们就来看看韩非子在“立道”里说了些什么：
为了防止臣下糊弄君上，对相关情况就要有所剖析，要不然臣下就会轻慢君上；为了防止臣下互相勾结，就要对臣下的过失有所怒责，要不然他们就会进一步狼狈为奸，而在怒责之前，不要接触对象的部下。发现臣下有互相勾结的迹象，就要扶植跟他们相反的人；要惩治知道奸情而隐匿不报，以及跟奸臣混到一起去的人。要从多方面获取情况，从“天、地、物、人”这四个方面加以验证。对臣下要留意他在不同情况下所说的话，要从多种角度观察他，这样就能发现异常。有些事情要专一地用人，而对出使远方的人要有严酷的法纪。对臣下从前的事情要加以了解，要从臣下身边获取内在的情况。有时要把臣下派遣到边远，以观察他在外面的表现。通过已知的情况，问出未知的情况；通过不拘一格的举措，可以对付臣下的奸诈。有时可以说些反话，来验出可疑的情况；从相反的角度也往往可以判断出潜在的阴谋。当然，也要设立谏官以制约权臣，要有监察部门以对付不轨的行为。法纪要明说在前，让臣下知道有些事情是不能做的。对臣下有时要表示一些谦卑，以观察其品性。把一些情况扩散出去，可以让不了解的人知道利害，对付朋党的办法是让他们内斗以分化瓦解。深藏不露，可以使臣下敬畏；故意放出一些消息，可以消解奸臣的紧张。对于抱成一团的，要逐渐打散他们；要鼓励下级检举上级，从执政部门到底层县衙，从军队到后宫，都要这样做，但告密不能外泄，以免堵塞了君主掌握上下情况的这条通道。
我们未细考孔子的言论里是否有这些，但孔子似乎是不说这些的，然而不说不等于不知道，要不然，他怎么一口气列出了少正卯的五大罪状呢？可见也是暗中考察已久的事情。五大罪状是：一曰心逆而险，二曰行辟而坚，三曰言伪而辩，四曰记丑而博，五曰顺非而泽。这判词是多么高度概括而又形象生动，其功力非寻常可比。孔子既然也深谙这些东西，却不说，而只说“仁爱”，这就可见他的高明也是非同一般。
但天下国家的臣子，如果都是由孔门而出，抱“仁爱”而生，为“仁爱”而死，则韩非子为君主设计的这些道道，也就失去对象，全无必要。《孔子家语》的《儒行解》篇，借孔子之口，列出儒们的优秀品德有十数条之多，从儒的一般容貌，到儒的操守特色，全面颂扬了儒是世界上最优秀的人，比如：
“夙夜强学以待问，怀忠信以待举”，“大让如慢，小让如伪，粥粥若无能”，“坐起恭敬，言必诚信，行必中正”，“冬夏不争阴阳之和”，“不宝金玉而忠信以为宝，不祈土地而仁义以为土地”，“戴仁而行，抱义而处”，“上答之，不敢以疑，上不答，不敢以谄”，“虽危起居，犹信其志，乃不忘百姓之病”，“礼必以和，优游以法”，“内称不辟亲，外举不辟怨，推贤达能不望其报，苟利国家不求富贵”，“同己不与，异己不非”，“近文章，虽以分国，视如锱铢，弗肯臣仕”……
总而言之：
“温良者，仁之本也；慎敬者，仁之地也；宽裕者，仁之作也；逊接者，仁之能也；礼节者，仁之貌也；言谈者，仁之文也；歌乐者，仁之和也；分散者，仁之施也；儒皆兼而有之，犹且不敢言仁也。”
鲁哀公听了孔子对儒的高品亮德的这些介绍，吓得说，啊，从现在起，直到我死，我再也不敢拿你们儒士开玩笑了。
但从孔子、韩非子到今天，看来，要么这样高品亮德的儒们是太少了，要么是社会国家从来没有用过他们，要不然，历史怎么会是那样如鲁迅所说成了一路排下来的鲜血淋漓的“人肉的筵席”的呢？为什么“二十四史”会有“二十四”之多的呢？读了圣贤书“学而优则仕”的人们，贪官、奸臣以至卖国贼，都出于他们，弄得朝代更迭以至让国人做了亡国奴的，也是他们，一切真让先师孔圣惭愧。如果他不惭愧，要么是我们民族的根性太劣了，自古有圣贤这些好话，却不能照着去做到，或者做了几千年，却总是达不到要求，这不能怪圣人不好；要么圣贤的这些好话在当时就假，浮夸、偏心，所以实际上没人当真，也就没人照着去做，这就得问问圣人为何要说假话？但总之，我们却不能说孔子或假托孔子的先儒们所说的很多话如何不对、不好，却不敢相信那些话说出來時完全是真诚的、坚信的，更不敢相信那些话曾经是医治现实的良方，在那“曾经”的时候，从现实考虑起见，国君们大约还是须臾也不敢丢掉韩非子的。
五
第五经“类柄”，也就是了解下情的方法。国君再智，也是一人，如何能掌握下面的情况？所以韩非子说，以一个人想了解十个人是难的，以十个人去了解一个人，是容易的。根据这道理，国君就要能把全国都动员起来，方法也只有奖与惩，层层级级上上下下都要奖励那些能反映情况的，惩诛那些知情未报的。这样，上下贵贱人等，都知道法的严肃，从而互相敬畏，不敢犯法，并且互相在这样不敢犯法的基础上平安相处。国君自己的言语却要特别谨慎，说话周密，决无泄漏，反之，如果喜怒形于色、漏于言，德望和威信就要受损了。
韩非子所说的这些，也含有某种通用性；但很明显，封建社会的某种告密成风以至特务横行的时期，可能与此理论有关，对那一社会时代来说，解决的办法也许只在于“圣上”和“朝廷”对于“度”的把握。
孔夫子也思考过这个问题，他说，“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论语·为政》）
孔子所说的前一种情况，大略就是一般所说的“法治”，后一种情况，就是一般所说的“德治”，它以“礼”为规范，也就是“礼治”。孔子用这样对比的方法，证明了“德治”是一种很好的理想境界。如果联系到“礼”的具体内容（它很具体地写在《礼记》里，人从生到死都在“礼”的规范之中，“天子有田以处其子孙，诸侯有国以处其子孙，大夫有采以处其子孙，是谓制度。礼者，君之大柄也，考制度，别仁义，所以治政安君也。故政不正，则君危。政者，君之所藏身也。”），那么“德治”的内容也就很明显，它不是抽象的普世的，它是以“禹汤文武成王周公”社会、“天子-诸侯”的那一“天有十日，人有十等”（《左传》昭公七年）的等级制，为前提和内容的。然而，我们姑且抽象地照字面上来谈“德治”。虽然，温情脉脉的“德治”，在现实中很难全靠它来治国，即使光用它来调节上层的人们，也不都有用，但是，它所批评的“法治”的负面作用，也确实是存在的，在这两种情况之下，社会人民的精神面貌与心理情况是不同的。
从负责的统治者着想，也就是从“圣道”来说，仍应当是二者结合，在“德治”的要求下，辅之以“法治”，用“德治”引领“法治”，用“法治”辅佐“德治”，这又是“外圣内王”、“王霸道杂而用之”了。谈到这样的问题，就要说到社会性质，如果不是教条地，而是实际地说，确实唯有人民当家做主的社会，才能把这个问题解决得真好和最好。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可以说，就是法律上现实中的人民当家作主社会对于“德治，法治”这一历史老题目作出的新答卷，何等地俯瞰历史、高屋建瓴。而在孔子与韩非子的社会时代，孔子与韩非子，仍然只能是“外”与“内”、“虚”与“实”的关系，并且互相矛盾经常争吵，若全依了孔夫子，则是不切实际、盲目自欺，若全依了韩非子，则“残酷”的幽灵就会出现。“人”非圣贤，一切还是只有面对“人”的现实。
「 支持！」
WYZXWK.COM
您的打赏将用于网站日常运行与维护。
帮助我们办好网站，宣传红色文化！
欢迎扫描下方二维码，订阅网刊微信公众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