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仰按：新文化运动的画皮与传统文化的复兴

新文化运动的画皮与传统文化的复兴

：山泽

本文山泽先生毕业于北京大学历史系，现居国外。

    号称中国启蒙运动的新文化运动是对近代西方启蒙运动的拙劣模仿，两者在性质上存在本质差异。西方启蒙运动是在封建制度解体、集权社会形成的社会条件下发生的相应的思想解放和变革，从社会发展水平来看相当于中国春秋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是由社会政治、经济体制变革引起的思想变革（参见本人相关文章）。因此中国社会真正意义上的启蒙运动发生在两千年前，而近代的新文化运动并非是由中国社会内部自身结构变化所引起的思想变革，而是在西方集权资本的侵华战略推动下发生的。新文化运动表面上是思想领域的革命，实质上是教育文化体制的革命，在国外接受教育的、服务于各国势力的买办知识阶层，通过建立西式学校的教育革命攫取了新式教育文化体系中的利益和地位，通过废除传统学制而消灭传统知识阶层，进而消灭本土学术，从而建立西学的文化垄断权。他们在政治上的任务是引进资本集权下的民主政治、反对政府集权，在文化上的任务是摧毁传统文化、推行犹太文化。因此新文化运动的本质也就是以犹太文化取代本民族文化的文化侵略，在性质上相当于于中国八十年代末受西方势力操纵的民主运动。

    在西方的启蒙运动中，资本集权主导的犹太世俗文化成为西方民族的主流文化，置换了南欧的希腊-拉丁文化和北欧的基督教-日耳曼文化传统，这与新文化运动构成了形式上的类似，而在东欧兴起的置换了东正教-斯拉夫民族文化的共产主义为新文化运动注入了不同于启蒙运动的新要素。共产主义如同一种新的基督教，作为犹太人的马克思如同耶稣一样，试图通过对犹太文化的改革而拯救和改造犹太民族，然而却遭到排斥而失败，他们的思想反而在非犹太民族中生根开花，并反过来成为反对犹太人的重要武器，这种分裂的发展模式反映了犹太文化自身无法克服的劣根性。（这一问题需要更全面深入的探讨，才能使人有更清晰的认识，这里只能点到为止。）

    中国的新文化运动迅速发展成为信仰发源于犹太世俗文化的资本主义，和信仰发源于犹太宗教文化的共产主义的两大思想派系，并在此基础上发展出相应的政治派别和运动，主宰了中国近代历史。现代以来随着世界两大政治阵营的形成和解体，当今世界的文化已经全面犹太化，随着资本集权获得对世界的主导权，使以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为最高行为原则、追求利润最大化为最高社会原则的犹太世俗文化主宰了所有民族。由于中东、南欧文化发展的断裂性和北欧、东欧文化的落后性以及新文化运动及其衍生出的文化大革命对中国传统文化的阉割，使得在世界上已经几乎不存在能与犹太文化相抗衡的发达的民族文化。在共产主义式微的今天，犹太世俗文化在世界上的主要对手只剩脱胎于犹太宗教文化的伊斯兰文化，这是冷战结束后伊斯兰世界成为西方资本集权分化瓦解的首要目标的原因。（认为，西方所谓民主，不过是“资本集权”，本人深表认可。）

    文化领域的对抗是政治领域的延续，对中国而言恢复传统文化不仅是一个文化问题，而且是重要的政治和战略问题。随着社会经济交流程度的提高，人类的文化必然逐渐趋同，民族差异也将逐渐减低，掌握世界文化主导权的民族文化将使这一民族成为新的世界民族的领导者，并以此为基础形成相应的集权统治模式。中国作为政府集权模式少数的幸存者如果要保障自身对抗资本集权，就必须推行与自身集权模式相应的本民族文化，并帮助其获得世界范围内的主导权，这是政府集权与资本集权在文化领域所不可避免的战役。（当我们说历史上中国文化一次次地同化周边文化时，我们应该意识到，那是因为中国文化有着无可比拟的优越性。当今西方文化事实上只是同成吉思汗类似的强权文化。蒙古最终也以接受中国文化为结局，当今西方文化也逃不开这个命运。因此，说“人类的文化必然逐渐趋同”，实际上与汤因比等人的观念是一致的，最终都是中国文化。）

    传统文化的复兴只能依靠教育，这需要至少培育一代人。中国传统社会的教育模式是私学为主、官学为辅，自学为主、教育为辅，这种开放性的教育保障了思想和文化的充分自由发展。（很多人错误地认为，中国传统教育是束缚人的，我已多次指出，事实上正相反，中国传统才是真正自由的。）在社会经济高度垄断的今天，这种传统模式已无法简单再现，无论对于政府集权还是资本集权，教育事业必然要被高度垄断。传统私学是独立分散的，这保证了教育不会被少数人所利用，而当代垄断下的教育则直接服务于最高集权者。中国目前教育制度的主要问题并不在于国家垄断制，而是在于国家政策迫使教育从业者利用教育的垄断性掠夺财富，这是由不合理的分配制度造成的。如果放开国家对教育的垄断，教育的最高垄断权必然被私人垄断资本所窃取，教育事业必将被打造成为瓦解政府集权的重要武器，这是为什么西方大学只能培养买办学者，因为他们只为私人资本服务，而不是为国家和民族服务。因此传统文化的复兴不能走传统的私学模式，只能借助国家教育体系，这需要国家通过意识形态改革而带动教育改革来实现，在这一改革完成之前可以通过课外授业等辅助方式传播传统文化。（当今中国的教育“只为私人资本服务”的现象已经很明显，因此，改变中国的很多不良现象，改变教育是根本，但我比较怀疑说“至少培育一代人”，我觉得至少要培养好几代人，才能改变新文化运动以来造成的无数谬见。）

教育高度垄断的一个弊端是造成了思想和知识结构的趋同性，这是当代中国创造力枯竭的重要原因。解决的方式可以通过减少官方教学时间来进行，由全日制改为半日制，让自学和教育并重，让学生有充分接触社会的时间。当代教育的教育周期过长，无用的知识教授过多，因此减少教育时间对于教育效果不会产生任何影响。减少教学时间需要压缩教育内容、降低考核标准的配合才成实现，这也是当代西方基础教育的运作模式，从其实践效果来看并未造成社会发展的退步，是值得参照的。（对于这个观点，本人不能完全接受。人文领域的教育的确会造成所说的现象，但是，中国当前还需要很多技能教育，因此，不能一刀切。）

    从中国古代文化发展来看，备受批判的儒家文化并非古代中国居于领导地位的主体文化，儒家获得文化主导权是在宋代才开始的，这是由于宋代开始施行平民官僚制造成的。自春秋战国思想变革以来，秦代政府集权制的建立以法家消灭了所有思想流派，此后法家一直是政府集权主导的意识形态。两汉的黄老是温和的法家，而所谓的独尊儒术如同今天的实现共产主义一样在当时只是一句口号，却被五四知识买办拿来误导视听（对于“独尊儒术”的评价，本人在即将出版的“超越利益集团”一书中有专门讲述）；南北朝隋唐流行的佛道使西来的宗教文化成为中国的主导文化，儒家只是不绝如缕（本人对此也有过论述）；宋明平民官僚社会的出现才使儒家真正成为社会主流意识形态，这是为什么与战国时代孟子王道之学相隔千年之久儒家思想才出现理学的新发展，这一断层真实反映了儒家的文化地位（这里更重要的原因是，宋朝是一个真正的平民社会）。异族统治下的清朝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扭曲和公式化造成了中国文化的停滞和僵化（参见本人相关论述），近代海归知识分子以晚清社会等同于中国古代社会、以晚清文化等同于中国传统文化的狭隘视角出发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批判，可谓愚昧至极。他们并非由于智力欠缺形成了这种偏执和狭隘，更多则是出于通过建立西学文化霸权以谋求个人利益而最终服务于外国势力文化侵略的政治目的，至于后学者的盲从不察则完全是由于传统文化被毁造成的愚昧无知而导致的。

    对于政府集权制来讲，重要的政治意识形态是儒家和法家。儒法是一体两面的，法家立足于作为雇佣方的政府，以外在的法律作为主要工具；而儒家则立足于作为受雇方的官僚，以内在的道德作为主要工具，两者都致力于发展如何建立和维护政府集权与垄断的政治理论，这是中国传统政治哲学中所谓外儒内法的来源（儒家也讲“赏罚分明”是一个体现，中国古人的智慧在于，“赏罚分明”不是完全依靠僵死的制度，还要靠正直的人）。孔子时代的儒家作为最早的官僚阶级受限于当时的历史条件仍把维护封建制度作为政治目标，而在战国时代的孟子通过以建立和谐的政府集权模式作为目标的王道思想对儒家政治思想进行了革新，宋明理学对中古以来中国文化的宗教化进行拨乱反正，保障了市民社会的正常发展，防止了神权的膨胀和政教合一的统治模式（在这里提出宋朝的“市民社会”，概念不太准确，我认为“平民社会”更恰当）。受宋明理学的影响，文化落后的蒙元和满清也未退化成为神权政治。由此可见儒家以及中国传统文化从来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与时俱进的，在发展变化中又一脉相承。而发源于儒家的法家则通过变法革除了封建制度，建立了政府集权体制，由于君主制的影响使儒法都保留了忠君的封建特质，这些历史局限性并不影响其先进的本质。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儒家强调节制的君子之学在博弈的进化程度上远高于西方执迷于利的小人之学，道德与法律并重更能促进社会的健康发展，如同中国的阴阳合历比西方偏执一端的纯阴历或纯阳历要更加贴近自然、适于生活。

    当代的新儒家试图将儒家宗教化，这从根本上违背了儒家思想的精髓。儒家对宗教的态度是既不赞成也不反对，也不是西方的不可知论，这就是所谓的敬鬼神而远之，跳脱出西方宗教式的非此即彼的二元逻辑思维之外，理解这一点才能真正理解中国传统文化之道。儒学的复兴仍然需要继承宋明儒学防止文化宗教化的任务，以真正的理性取代有神论和无神论、取代宗教化的科学主义和政治主义，以世俗政治取代政教合一的统治模式，打造健康的政府集权。（当今中国不少西化知识分子反复强调中国应向西方一样推广西方宗教，这种观点如果不是居心不良就是无知。）

    保障传统文化复兴成功的一个重要条件是传统文化创新的出现，否则只能流于形式的复辟。中国的传统文化从来不是均质的、稳定的，而是在每个时代都发生剧烈变化的，只是没有像西方文化一样形成彻底的断层。因此复兴传统文化，重要的是复兴传统文化的本质，也就是其根本的思维方式，而不是在这种思维方式下具体形成的特殊形式。新传统文化形式的形成需要新的思想创新和理论创新，这需要通过接受传统教育的新一代人才能最终实现。（在本文中多次提到“政府集权”的概念，但是，没有详细解释这一概念。本人即将出版的《超越利益集团》一书解释了这一概念的本质。希望传统文化的复兴需要“创新”，在我看来，首先需要将中国传统的核心与西方政治的概念对接，要消除两种文化间不同话语系统的沟通障碍，否则，按照西方中心论的观念，中国传统文化只需贴一个“落后”的标签，就将其定性了。这一状况严重影响了人们对于中国传统的真正理解。本人《超越利益集团》一书，试图在这方面做一点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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