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学社会主义谈话

  伏麟斋主人曰：这两个问题实际上是同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都是为了解决中国的发展方向或发展方法问题。一方面，我们是在有两千年儒文化传统的中国建设社会主义，抛开这一客观实际空谈社会主义不是实事求是。另一方面，我们是在社会主义中国研究儒家思想，而不是在大明朝或大清朝研究儒家思想，抛开这一客观时代环境空谈儒家学说，也不是实事求是。从地域文化方面讲，我们是在儒学的中国搞社会主义；从社会时代方面讲，我们又是在社会主义中国研究儒家思想，这是两个基本点。所以，我们一方面要用马列主义唯物史观来研究儒家思想，做到于时俱进，实现儒家思想的现代化；另一方面又要用儒家思想来丰富马列主义的内容，实现马列主义的中国化。

  子虚先生曰：马列主义主张阶级斗争，儒家思想主张社会调和，二者犹如水火不能相融，如何实现两家学说的大融合？

   伏麟斋主人曰：马列主义主张通过阶级斗争建立革命政权，儒家学说也提倡文武之道，一张一弛，两者并不是截然对立的。在革命时期，共产党是革命党人，所以在革命斗争中取攻势，所以主张阶级斗争；在建设时期，共产党是执政党，在革命建设中取守势，所以提倡和谐社会，这就是所谓的攻守之势异也。汉高帝可以马上打天下，却不可以马上治天下；共产党可以通过阶级斗争取天下，亦不可以依靠阶级斗争治天下，两者的道理是一样的。阶级斗争是马列主义，建立和谐社会也是马列主义。儒家的“礼之用，和为贵”理论，十分适合建立和谐社会的需要。当然，社会调和并不是简单的妥协，而是建立在人民为本的基础上的利益公平。是通过政策调节和法制建设，促使利益集团向人民妥协，使人民享受到更大的改革成果，实现最大可能的社会公平；而不是人民向利益集团妥协，认可社会不公，认可利益集团的既得利益。和谐社会，本质让讲，就是公平社会，也只有社会公平，才谈上和谐社会。

   子虚先生曰：儒家思想强调民本主义，马列主义则主张社会主义民主，两者是否是同一的？

   伏麟斋主人曰：所谓的马列主义的中国化，主要的就是要借鉴儒家的民本主义来丰富马列主义的内容，实现儒家思想与马列主义的历史接轨。新文化运动的主要贡献就是为中国送来了马列主义，提出了民主与科学的口号。但是，一分为二地看问题，其弊端也是显而易见的，主要的就是人为地割裂了历史，在中国革命实践活动中形成了一个反传统的传统。这是一个危害极大的传统，左而言之则表现为文化大革命的批林批孔和儒法斗争，右而言之，则表现为*六期间的否定一切传统文明的全盘西化思潮。所谓主流精英，本质上讲，就是右翼精英，大家都以右翼为光荣，似乎越右越开放，越右越革命，所以就不说是右翼精英，而说是主流精英，其理论基础本质上讲，就是右的反传统的传统在现实中国的表现。其危害或许要远大于左的反传统的传统，因为左翼虽偏执，尚知道为人民服务，所犯错误大多是善良的错误，右翼大多数所代表的则是既得利益集团，只知道如何与人民争利益，而根本不关心人民利益是何物，为人民服务是何物。右翼猖狂，必然危及共和国的执政基础。和谐社会的提出，与右翼猖狂的历史背景，不无关系。儒家思想强调民本主义，马列主义主张社会主义民主，两者实际是同一的。民主与科学是民本的条件，民本是民主与科学的归宿。无论科学与民主，改革与开放，必须以民本为出发点，抛开了民本主义，抛开了人民利益为根本，一切民主都是假民主，一切科学都是伪科学，一切改革开放都是伪改革开放。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一切以人民利益为出发点与归宿点，应该是，也必须是中国马列主义的重要内容。

子虚先生曰：小康社会的提法与儒家思想是否有关系？共产主义与儒家的大同思想是否有什么异同？

伏麟斋主人曰：小康社会的提法是小平同志借鉴《礼运》中关于大同与小康社会的描述，很形象地构思出来的理想社会------但不是最高理想社会。小平同志是共产主义者，他的最高理想是实现大同———也就是共产主义。有些右翼精英把改革的方向定位为全盘西化、复辟资本主义，这实际上是对社会主义改革开放的反动，是典型的打着邓小平理论旗帜反对邓小平理论，打着红旗反红旗。改革开放有一个前提，那就是社会主义改革开放，改革开放也只有一个前途，那就是实现小康，最终实现大同-----也就是共产主义。任何背离社会主义改革开放方向的伪改革开放，都是根本错误的亦或反动的，是典型的和平演变与复辟资本主义。在改革开放方向问题上，任何的上纲上线都不为过，大是大非面前容不得任何马虎。

中国儒家传统的大同主义，与现代的共产主义大同思想的最大区别在于，儒家的大同主义社会理想在古代------也就是尧舜禹时代，现代的共产主义大同理想在未来。儒家的大同主义社会理想在古代，这在今人看来确实近乎笑话，理想社会怎么可以在古代呢？一分为二地看，这里面有极大的保守成分，那就是束缚了人们的创造性思维；但也有极大的积极因素，那就是增强了社会理想的可行性-----因为尧、舜、禹、皋陶、后稷、益是人，我们也是人，他们可以实现唐虞盛世与天下大同，我们为什么不可以实现呢？即便不能实现大同，接近地实现小康也是可以的吧？这或许就是经历两千年风雨洗礼，儒家大同理想仍然不灭于人心的原因所在吧？唐朝贞观年间、北宋太平兴国年间天下几至小康，这应该与儒家精英（不同于当代不关心人民疾苦的所谓的右翼精英）艰苦努力不无关系。现代的共产主义大同理想在未来，很大地拓宽了人们的视野，但也增加了理想实现的不确定性，前苏联的解体、东欧的剧变，以及中国右翼精英的兴风作浪，都与实现未来理想的不确定性有一定关系。儒家社会主义认为，共产主义是可以实现的，但道路是曲折的，层次也是螺旋式上升，不同的生产力状况下有不同层次的庶几共产主义水平，不同地区有不同形态的庶几共产主义形式。大则是整个世界实现共产主义，小则一个中国，亦或一个河南省保留社会主义，亦或一个南街村保留共产主义。社会主义新儒家思想在共产主义理论基础上提出了庶几共产主义的的理论，以增强共产主义学说的实践性。绝对完美的共产主义，或许永远难以实现，但是相对完美的庶几共产主义，却可以在不同的地区、不同的生产力状况下、在不同的层次上相对的实现之———犹如古代中国，理想是大同，但由于受阶级状况的局限，虽不能彻底地实现之，但却可以相对地实现庶几升平，达到小康局面，实现贞观之治。所以，一个省委书记、省长，要在一个省实现小康与庶几大同的壮志，一个县委书记、县长，要有在一个县实现小康与庶几大同的壮志，一个村支部书记与村委会要有在一个村率先实现小康与庶几大同的壮志。这就是小邦为治，小刘庄、南街村做得都很不错。朱总司令说：集小胜为大胜。千万个小刘庄、南街村的胜利，组合起来就是共产主义运动在中国的一个大胜利。

子虚先生曰：不少精英因为公有经济有腐败现象，或容易产生腐败，而大力反对公有经济，主张私有化运动，不知道先生后什么看法？如何看待或解决中国的腐败问题？

伏麟斋主人曰：因为公有经济有腐败现象，或容易产生腐败现象，就反对公有经济，提倡私有化运动。中国的地方政府也存在着很大的腐败现象，是否也要实现私有化，恢复到春秋战国时代的小国诸侯政治呢？有人曾开玩笑说，古代的皇帝之所以比民国的总统更加珍惜江山，那是因为江山是自家的，是家天下，这就是私有化的优势。实际上，中国古代的皇帝昏君多

于明

君，并没有因为是家天下而更有效率，倒是官天下的唐虞时期，中国初步实现了大同，官天下的共和国时期，中国实现了崛起。世界最发达的国家大部分都是官天下的国家，似乎也可以印证官天下要比家天下具有更大的优越性。不能因为汽车出了车祸便禁止汽车这类交通工具，不能因为有人吃饭被饭噎死，就禁止人们吃饭，同样道理，不能因为公有经济出现了腐败现象就全面制止发展公有经济。公有经济出现腐败现象，更主要的原因不是公有经济必然产生腐败，而是某些领导希望公有经济产生腐败，因为只有产生了腐败，自己才可以浑水摸鱼，发国难之财。反腐败并不难，难在领导们下决心反腐败。腐败为什么回泛滥？因为腐败可以为官员门带来利益。腐败泛滥的根本原因就是监察不到位，监察部门形同虚设。无论政府部门腐败，或者国有企业腐败，根本原因就是监察不到位，监察部门形同虚设，这是大家心知肚明的道理。按道理说，实行监察独立，就可以有效遏制腐败，但是各级政府最反对的就是监察独立，害怕一旦监察独立，自己就再不能为所欲为了。所以，政府部门是腐败泛滥的最大受益者，也是反腐败运动最大的阻力带。古代中国的反腐败机构-——御史台为什么要独立于中书省，八府巡案为什么要独立于行省？为什么忽必烈不听从宰相的建议，把御史台隶属于中书省，而保持监察部门的独立性？原因就在于，历代的统治者都清楚，各级官员是腐败现象的最大受益者，指望各级官员来反腐败，无疑于与鼠谋皮。老鼠必须由猫来监察，百官必须由御史来监察，监察部门必须保持执法的独立性，这一点从秦始皇到清宣统都没有人怀疑过，我们当今的政府官员却普遍反对这么做，腐败泛滥难道是偶然现象么？实在是我们的官员希望这样的呀。监察独立，只需要由全国人大通过就可以了，不必要听官员们的意见，因为官员反对就废除了御史台，历代官员都处于权力的无约束状态，每朝每代都会腐败成灾，中国就不会有强汉盛唐的辉煌^。在反腐败问题上，根本没有值得商量的余地，亦不必要与官员们商量是否或如何监察何约束他们的权力问题。如果真的这么做了，那才是真正的愚不可言。监察独立问题解决了，无论政府腐败问题，或者是国企腐败问题，都可以迎刃而解了。再配合以更为科学的考绩制度，欲中国不崛起，也是不可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