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幸拜读了一位耄耋老人的文章，字里行间体现出客观冷静的思索，豁达睿智的探求。老人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辩证地解析了人们奉之为“国学”的“孔孟之道”，践行着毛泽东提出的“去粗取精、去伪存真、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思想。读了这篇文章，我突然感悟到：毛泽东思想是什么，是“孔孟之道”加马列主义。毛泽东的“仁”、的“大同”，提炼了中国古典文化的精髓，形成了以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与马列主义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这思想正是推动人类社会不断前进的新文化。
而毛泽东思想的精髓，就是开国大典时他在天安门城楼上高喊的“人民万岁”。是的，任何人，任何事都不能万岁，只有人民才能万岁！让我们高喊：
人民万岁！
现把曹老的文章推荐个同志们，以飨视听。
门外聊儒
曹素人
几千年来，在承载着中华民族的960万平方公里土地上，56个民族生存发展的诸多问题，大体上都由各方面的专家、学者论证过，基本上理清楚了。
但是对儒——孔孟之道，显然还没有完全获得共识，让人云里雾里的。五四运动时期的鲁迅，在他所著的《狂人日记》中，曾斥之为“吃人”的恶魔。当时的共产党人以及许多先进分子站在他一边，自然不在话下。但是，也确实有胡适、傅斯年、梁漱溟之流的学者，蒋介石之流的政客却始终推崇它。截止现在，甚至还有某些精英吹鼓它“博大精深”，主张以《论语》、《中庸》治理现代的社会主义国家。
改变了中国，改变了世界的毛泽东。还在延安时期，就提出过：“要总结孔夫子…”。惜乎，大概因为现实的斗争太紧张太激烈，以致好像还没有人做过。或者做也有人做过，只是还没有收获突破性的成果。
鄙人年事已高，但身体还行。为了防止“脑萎缩”，又因为在自己的脑子里，只有“终生为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没有共产党人“离休”、“退休”一说；又以为这件事值得一做，所以想到来做一做。可又明知自己才疏学浅，不敢做。想来想去，想到许多人认同的“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的治学原则。于是乎冒然鼓起勇气，大胆假设，依靠自己一知半解的历史知识，以及马克思主义的常识，或许能够做点什么。并且做了起来。现在斗胆把自己的思辨所得，缕述如后。
一
山有脉，水有源。
孔孟学说——儒，也有根有源，有一个发生完备衰落的过程。一般学者专家，都认为它源于周公旦的《周易》和《周礼》。
“人世难逢开口笑，上疆场、彼此弯弓月，流遍了郊原血”（毛泽东：贺新郎·咏史）。周武王灭纣建国以后，发展到春秋时期，各诸侯国之间，不断地发生战争，实行兼并。孔子对状况显这种然不以为然，主张 “克己复礼”，并以“克己复礼为仁”。主张以“孝悌忠信礼义廉耻”和仁等，作为处理各种人际关系和做人的准则。到了孟子时代，情况不见好转，仍然和孔子时代一样，孟子在经过反复思辨之后，毅然做出了一个历史性的论断，也就是既肯定了孔子的“礼”与“仁”，又对它们做了补充和修正，明确地提出了“民为贵，君为轻，社稷次之“和实行“仁政”。迄至汉武帝时，董仲舒把他的谶纬神学也融合了进去，并说服了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从此，天子——皇帝们由“代天巡狩”的天使、“替天行道”，演化到他们的思想成了“天意”；他们的作为是天的作为，他们成了天的化身，彻底地“天人合一”了。这既为儒释道三教合流敞开了大门，也使得原本由于人数比较少，文化十分落后。而被蔑视的东夷、西戎、南蛮、北狄为代表的部落首领，在打败中原皇帝以后，也可以以天子的名义做起中原的皇帝来。跟随他的那些大小头目也可以做起大大小小的官来，从此他们就接受了汉文化，使彼此的文化逐步融合了起来。这里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这个“天人合一”，是把一个神——天之子，还原成了活生生的人——皇帝。它同喜玛拉雅山上的一个不愿做王子的王子，出家修行成了佛；西方世界一个活生生的斗士，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之后变成了上帝，大不相同，正好相反。在名义上的神，实际上的人这一点上，鄙人认为孔子简直成了唯物主义者。到了宋代，孔子受封为“文宣王”、“至圣先师”，孟子成了“亚圣”，也就是水到渠成，理所当然，不容置疑了。与时俱进，就旁骛起哲学来，兴起了朱熹的理学，格致学，王阳明的心学，李贽的唯物论。从那时起展开的“知难行易”的争鸣，甚至一直搭上了孙中山和毛泽东。
二
先来讨论礼。
当今一般人讲的礼，是指尊老爱幼，彼此友善，人与人之间相互关系讲平等。这当然是对孔孟之礼的异化、泛化、现代化。是有益的，值得继承发扬。
孔孟学说之礼，正好和上述理解相反。讲的是品级，讲的是尊卑，讲“三纲五常”，“男尊女卑”。在君臣之间讲以君为纲，在父子之间讲以父为纲，在夫妻之间讲以夫为纲。而对女性则讲在家从父，出嫁从夫，夫死从子。在兄弟之间则讲嫡出为长。师徒则讲一日为师，终生为父。在一个家族聚居区，如果家族内部出现了违反族规的问题、甚至涉及到特殊的人命问题，都可由族长负责处置。
敬请注意：前面提到过的“孝悌忠信礼义廉耻”和仁等，正是兑现这种人际关系的做人的准则。
孔孟学说中，只有在朋友之间，才能享用到现在的“平等”，如所谓“忘年交”。不过，孔孟学说中并没有平等这样的观念，讲平等对孔孟学说来说，是悖论。下面，我要着重指出：
礼。作为观念形态，是孔孟学说的价值观，是孔孟学说的“纲”。先从乐和礼的关系说起，所有专家、学者都知道，乐和礼都是周公制定的。但是它们却不是两个平起平坐的概念。礼要起主导作用，乐要受到礼的规范和制约。天子、诸侯所享有的乐器编钟和乐舞的佾制，有着严格的区别、再如只有天子能够享受九个鼎、出行时能够乘坐八匹马驾的车等，都是绝对不允许“僭越”的。说到其它如 “天下为公”、“忠孝”、“仁爱”、“悌义”、“诚信”、“廉耻”、“修身齐家”、“气节”、“名节”“慎独”，以及“有教无类”，“学而优则仕”、“文以载道”等等。都紧紧地围绕着礼，依附于礼，从属于礼，全都是间接、直接为它服务的。礼还包括与“进贡”相联系的藩属观念，敌对族群之间缔结姻亲的“和亲”观念、血缘观念等。
礼。也是一种经济、政治制度。它和前面说的观念形态一样，是在原始农牧业、手工业日益发展的条件下；在周武王、周公旦率领奴隶们，推翻奴隶主的斗争中逐步形成并完善起来的。它是一种新的占有权和利，分配权和利，维护权和利的体制。《左传》庄公十八年：“王命诸侯，礼数亦异”。朱熹也说过：“礼，制度品节也”。
有史以来，直到孙中山创建 “中华民国”，我们这960万平方公里的地面上，从来没有过现代国家、民族、阶级、主义、民主、专政、发展社会生产力等这些观念（国字是有的，但是它的内涵是都城，封地或地方而已）。有的只是“天下”、“江山”、“社稷”、“天子”、“礼”、“仁”、“忠孝”、“主子奴才”等这样的观念。那“天下”、“江山”、“社稷”，是天子——皇帝们及其家族的私有财产。孔孟学说教训我们：“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所以：
天子——皇帝及皇族是绝对的占有者。他们拥有的权和利是无限的。
所有从事农牧业、手工业的劳动者，孔孟称之曰“庶民”。并规定“礼不下庶民”，“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他们不享有任何权与利。当然：
他们中间，立过战功、学有所成成了孔孟精英，生育了漂亮的女儿被纳成了后妃的，则可以挤进占有者阵营中去。
“庶民”中的绝大多数，虽然有时有幸被称为“子民” 。不过归根到底，却只能和土地山川一样，和马牛羊鸡犬豕一样，只是组成“天下”、“江山”、“社稷”的细胞或构件而已。
再给精英们提个醒，当初周公辅助武王废除奴隶制度时倡导的天下为公，传到孔夫子这里被他做了修正，广大的庶民与公字无缘。他们生下来就是为皇帝、皇族服务的，为所有士大夫服务的，这就是孔子主张的“天下为公”。
庶民们活着首先只是为了无偿的为天子——皇帝和皇室服兵役、服劳役。战争任由天子——皇帝们驱使他们去打，著名的《木兰词》就告诉我们：作战用的兵器，马匹，都由庶民自行制备，自行带去。天子——皇帝、皇族们生前死后的豪华享受，完全由他们承担。举世闻名的万里长城、秦始皇兵马俑、都江堰、京杭大运河、紫禁城、十三陵还有汉阳（景帝）陵等等，莫不是用庶民的躯体垒筑起来的。
皇帝们是怎么驾驭这些“子民”的呢？大家都知道，他们掌握有：
以丞相为首的中枢机构；
他们的父系、母系姻亲及立过战功的臣子们，被分封分配到不同地区，组成各级的地方机构。由汉代初创、隋唐基本完善的科举制度，把孔孟精英吸纳到了上述不同机构中去。这些机构中大小不等的主宰者、统治者，当然同时也成了大小不等的占有者。但他们也还是天子——皇帝们的“爪牙”、“鹰犬”和“奴才”。
还有，人总是要死的，谁也万岁不了。
人所共知，天子——皇帝们享有三宫六院。因此他们的儿子也会很多。皇帝们“崩”了，谁来接班，没有准则，就要天下大乱。孔孟学说周到得很，为之设计了很好的准则：“传嫡不传庶（旁支）。传长不传次”。
礼，大体上有如上述。礼是可以认识的，谈不到“深不可测”。
尽管在我们国内，消灭封建的经济、政治制度，已经几十年上百年了。但是孔孟之道的价值观，却没有随之被改变，其影响仍然大得很。比如，改革开放以来，公然有人冒出来为袁世凯、李鸿章、曾国藩等人鸣冤叫屈，平反昭雪。他们在袁世凯、李鸿章、曾国藩等与林则徐、左宗棠之间，竟然找不到截然不同的差别来。其所以如此，在于他们观察臧否人的准则，始终摆脱不了孔孟学说“孝悌忠信礼义廉耻”和仁的窠臼。立脚点没有现代化，没有真正地把国家、民族、工农兵的命运考虑进去，更遑论阶级观念了。行文到此，鄙人要毫不客气，不厌重复的给某些专家、学者、精英再提个醒。现在已经发展到了高度发展的资本主义社会，共产主义的社会主义也出现过。考虑问题，臧否人物，绝对不应当仍然停留在几千年前出现的“孝悌忠信礼义廉耻”和仁等观念上。特别是对政治人物和社会名流，不认真考虑他们在社会发展进程中究竟起过什么作用 ，作用有多大；不认真考虑他们在改变国家、民族、工农兵的悲惨命运中，究竟起过什么作用，作用有多大。就无论如何站不住脚。
上述这些人中如果还有共产党人，那将是十分令人吃惊的。他们实在病得不轻，身上携带了上万上亿毫克的封建主义病毒，导致他们离一个合格的共产党人还远的很。从源头上说，大概相距三千多年：从1848年马克思发表《共产党宣言》算起，则相距一个半以上世纪；从五四运动和中国共产党成立算起，差不多也相距一个世纪。鄙人认为如果这些先生真想成为一个合格的共产党人，那就必须下定决心，好好学习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从而把封建主义病毒彻底地过滤掉。
还要交待的是，鄙人从不完全否认“孝悌忠信礼义廉耻”和仁等，也不否认宋以后的帝王，和以那个年代的知识分子为基础的士大夫，都肯定他是圣人。因为在中华大地上，在几千年的封建社会中，孔孟学说所起的稳定、减少破坏和杀戮的作用，在中华民族的形成融合中起过的作用，是否定不了的。这只要和欧洲、拉美等比较一下，人们就可以认同。而且只要摆脱礼的影响，转变到为人民服务上来，就可以继续起好的作用。
下面，再讨论《中庸》。
《中庸》是因为能够维护礼，巩固礼，才发生存在，才得以流传下来。
令人不能不诧异的是，改革开放以来，竟然有人鼓吹起《中庸》来。请我们的年轻朋友注意，这号人物未必当真读懂了《中庸》。只不过想冒充学者、专家，唬骗你们罢了。
奉劝我们年轻的朋友，切不可上当受骗。如果你真的想了解《中庸》究竟是怎么一码事，建议你们先把《辞海》中的“中(zhòng)节”、“中和”、“中庸”三条注释，认真地读一读，你就可以一目了然：《中庸》的要害，《中庸》的主旨，乃在鼓吹人们的思想情绪、人们的理念、人们的“喜怒哀乐”，都是天然地合乎“法度”，也即天然地合乎“礼”。如果你对礼的理解，达到了“不偏不倚”，“无过无不及”，能够做到中规中矩，那你就已经掌握了“天地之本”和“天下之达道”。《中庸》还教导你：
礼是违反不得的。否则“礼崩、乐坏”，就会天下大乱。“非圣诬法，大乱之殃”。
违背了礼，就是大逆不道，就要遭天遣，受到惩罚。惩罚的准则为“宽猛适当”。宽是可以“大赦”，猛则为灭门、诛九族。
读者先生，鄙人不搞无限上纲。不认为倡导读《中庸》的人，是为了复辟封建制度。但是他们是想用《中庸》取代毛泽东思想，否定毛泽东的《论人民民主专政》、“无产阶级条件下的继续革命”，这大概错不了
接下来，谈谈“仁”。
一般的人总是把仁和爱，仁和慈相联系，也有人讲过“杀身成仁”，这是把仁和忠和义相结合起来了。
鄙人以为，仁虽然在远古、在殷墟出土的甲骨文中就出现了，但却是在周武王、周公旦创建、完善封建制度，推翻奴隶制度的斗争中逐步显露出来的；在封建势力不同集团的相互斗争、相互兼并中逐步显露出来的。在这些斗争中，当然免不了遍地横尸、血流漂杵，惨不忍睹。就因为这样，孔子除了强调“ 克己复礼”外，还呼吁在战争中，尽可能减少破坏、减少杀戮和流血，做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泛爱众而亲仁”等。
孟子是孔子的弟子子思的弟子，他是第一个提出“仁政”，推行“仁政”的人。他的这个主张对构建儒学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没有“仁政”就可能没有儒学。我们在前面谈论的礼，对天子是没有任何制约的；对广大庶民又是熟视无睹的。“仁政”的推出才把这两个缺口堵了起来。“仁政”的要害在于：
天子必须受到制衡，庶民必须受到关注。也就是天子对庶民也必须遵守道德、必须做到仁。这就表明孟子是一个称得上睿智的人，他准确无误地认识到了天子与庶民的相互关系，没有庶民就没有天子。天子不“仁”，就会脱离和失掉广大庶民。孟子讲的“以天下得人者谓之仁”，“以德行仁者王”，“民为贵，君为轻，社稷次之”，也就是讲的这个道理。但是，我以为有人把“民为贵，君为轻，社稷次之”和现代民本主义挂钩似乎离实际远了一点。
那么“仁政”的仁该怎么讲呢？
它就是“轻徭薄赋” 。懂得一点中国历史的人都知道，做到了这一点的天子，历史上就被称为有道之君、明君，反之“横征暴敛”的就叫暴君、无道昏君。由此观之，“仁政”最终是认同“造反有理，改朝换代”的。因此：和孔子相比较，孟子配得上被称为“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我们的先人尊孟子为“亚圣”是理所当然的。
不过，对当时广大的农牧业、手工业者来说，他们未必感觉到了什么“仁政”，他们从来只是被榨取的对象。
鄙人出身农家，投身革命后，从始至终参加了减租减息、土地改革。深知广大农民和手工业者，对过去的所谓“公家”，也即对过去的政府，什么“父母”官，从来不抱任何希望，没有任何幻想。总认为离的愈远愈好。记得开始实行减租减息和土地改革时，有些人既不相信也不敢，认为原本就命该如此。只有在经过反复工作之后，才勇敢地参加进来。面对这种情况，实在令我刻骨铭心。后来还把这种心情，填进了一首词中。现在不妨把它抄录如下，供读者一阅。《清平乐·重过太行山》：死生相与；满地枪锄舞，似马如牛甘共苦，贫雇农容入伍。胸怀马列无差，何曾量度乌纱。不到精疲力竭，哪堪歇马耕花。
对广大农牧民和手工业者来说，由共产党、毛泽东领导他们，推翻压在头上的三座大山，建立起社会主义社会，变成了土地和国家的主人，再不遭受剥削和压迫了，反而变成了政府必须服务的对象。他们才承认遇到了“仁政”，这才符合实际，这才符合逻辑，这是共产党人的天下为公。
还有，毛泽东在长期战争中，实行的各种政策，当然是很仁很仁的。
毛泽东在历次战争中，实行了优待俘虏的政策；在解放战争时期，促使邓宝珊、傅作义、程潜、陈明仁等放下武器、和平起义；在解放战争结束之后，促使末代皇蒋介帝溥仪，一大批石的高级将领，通过“正心”回到人民一边来；除了不杀不足以平民愤的外，对蒋介石大批特务，实施了劳动教养；对原国民政府的公教人员都包下来，“三个人的饭五个人吃”；在土地改革中，给一般地主分子，同样留一份土地，一份住房；对民族资产阶级实行赎买政策。对其中有的人，并且还委之以重任，等等。难道这还不仁。
还有，特别值得挑明的是，毛泽东在建国前和建国后，都十分重视区别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强调在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时，必须坚持“团结-批评-团结”，“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建国以后的1957年，在与一部分文学艺术界的人士座谈“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时，还宣示了“一个不杀、大部不捉”的原则。也就是在这个会议之后，他撰写了著名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
综观毛泽东的理论与实践，充分地说明毛泽东思想，不只是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还把传统文化的精髓之一的仁，也活脱脱地揉和了进去，并且还把它由人们认同的道德层面，升华成了必须贯彻实施的路线、方针、政策。这否认得了吗？我们的学者、专家们，你们明明地“骑在了驴背上”，却叽叽喳喳、东张西望地叫着找“驴”。这是为什么？你们究竟是想前进，还是想后退？
下面，讨论个人修养问题。
为了比较全面的认识孔孟学说，对孔子的“吾日三省吾身”、 “修身齐家”、“过则勿惮改”，切不可等闲视之。
范仲淹的呼唤“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精忠报国的岳飞，顾亭林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文天祥撰写《正气歌》，以及哼吟“苟利国家生死已”，把入侵的沙皇军队彻底赶出新疆，保住了新疆的左宗棠，就都和受他的忠、义、仁等理念熏陶有密切的关系。
我还认为他的“吾日三省吾身”、“过则勿惮改”，包含着诚心诚意告诫人们：他的一生，就是生活在循礼与非礼、仁与不仁、为公与为私的肯定与否定之中，也即是生存在是与非、肯定与否定的对立统一之中。他也没有跳出老子的“万物负阴而抱阳，一阴一阳谓之道”的对立统一、一分为二论。孔子作为思想家、政治家是这样，其他思想家、政治家当然也是不能例外的。说到人是这样，说到共产党当然也是这样，中国共产党从“一大”就开始的两条路线、两条道路斗争的历史，就充分证明了这一点。所以我们的先人，宗奉孔子是一位伟大思想家，是并不虚妄的。
毛泽东的建党学说中“坚持真理，修正错误”，“批评与自我批评”，“团结批评团结”，“整顿三风”，“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我以为就受过孔子的影响。当然，毛泽东对这个思想进行过彻底的改造，使它从为剥削阶级服务转化为被剥削阶级服务，为广大工农兵服务。还有，在改变民族、国家悲惨命运的过程中，毛泽东主席牺牲了六位亲人。人所共知，他没有为他的子女留下任何的家业，他的稿费也全都留给了党，谁能说他不是几千年来“修身齐家”不谋私利的典范。截止现在，古今中外，是再找不出第二个像他一样，能够真正实行 “天下为公”、“公平正义”的人的，没有人能够和他比肩，没有人圣得过他。行文到这里：
鄙人以为有必要依照我国民间的习俗，给几个丝毫没有国家民族观念、丝毫分不清善恶正邪、左右是非，仅仅凭借造谣、诽谤、谩骂来否定毛泽东的人渣，李锐、辛子陵、茅于轼、袁腾飞等命个名曰—“畜生”。并且十分相信95%以上的国人，迟早会给予认同的。
实事求是的说，当初在整风运动中搞肃反，伤害了许多人。本人就算一个，因为本人赴陕北公学路过咸阳时，就曾经被国民党拘押过。有的人甚至被整死了。这是康生贩卖他的私货产生的后果，他必须负完全责任。在这个问题上，责备毛泽东是没有任何根据的。我们只要重新读一读毛泽东关于整风运动的论述，也就清清楚楚了。
曾经遭人攻诘的“洗脑”，也就是进行思想改造，它是一种客观存在，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古今中外谁也躲不开，避不了，人们都必须正面对待。问题只在于用什么样的思想去洗什么样的思想，以及采用什么方法而已。美国总统布什，用最现代化武器，在伊拉克推行美国式的民主，不就是在给全世界的穆斯林们“洗脑”么？在我们国内，到处讲“三个代表”，不也是“洗脑”么？凤凰电视台的评论员邱震海经常给我们宣讲美国的民主法治，不也是给我们洗脑么？
以工农兵为主体的中国人民应该知道，只主张“反对极端个人主义”，缄口不谈“反对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人，决不是真正的共产主义者。
鄙人就是在毛泽东所著“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老三篇”、《矛盾论》、《实践论》指引下，不断“洗脑”之中成长起来的。“整风运动”对于我接受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毛泽东思想，起过决定性的作用。有诗《整风以后》为证：哼吟一阕赞秋红，私利当头有始终，蓄意磨针功力到，欣然落得自为躬。
三
谈谈“焚书坑儒”和“百家争鸣”问题。
一提到秦始皇，总有些人愤愤不平。诅咒他“焚书坑儒”，扼杀了“百家争鸣”。是个千古罪人。实事求是说，这并不符合历史事实。不能再人云亦云地念下去了。应当坚决喊：停。
历史教训我们，秦始皇的“焚书坑儒” 和扼杀“百家争鸣”，并不见得有直接的联系。因为，秦始皇和孔子一样主张封建制度。所不同的是，秦始皇是改革派，他主张把分封制改为郡县制，中央集权制。所以秦始皇“焚书坑儒”，是封建派内部不同派别之争，是封建派内部先进与落后之间的斗争，是内部矛盾激化的表现。
司马迁在他所著的《史记》中，记载得清清楚楚，真正扼杀“百家争鸣”的人，是截至现在仍被尊称为大儒的董仲舒。是他说服了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当然这个说法也是又科学又不完全科学。因为归根到底，董仲舒不出面，还会有李仲舒、张仲舒出面。如前所述，孔孟学说，是为以天子——皇帝为中心的占有制度服务的。举凡一切不依附于它、不臣服于它的思想、举措，必然被视之为异端邪说，弃之若弊屐。谓予不信，请看鸦片战争以后，慈禧太后以及她的“爪牙、鹰犬” ,“奴才”袁世凯、李鸿章、曾国藩、张之洞们，虽然被迫多批次派出了留学生、驻外使节去了解外面的世界。后来他们之中以严复为代表的一些人，也确实引进了达尔文的进化论以及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思想，引进了一些先进的技术。但是，慈禧和她贴心的股肱大臣们，对有利于他们保持既有权势的就笑纳了，比如拨款购进新的武器和制造武器的机器；可是对于可能削弱他们权势的东西，就依照张之洞提出的“国学为体，西学为用”而否决了。比这更加令人发指的，那就是面对康梁变法，推行“君主立宪”，则实行了残酷的镇压。不仅谭嗣同、杨光第等被砍了头，连光绪帝都遭到了囚禁，并“心郁郁之忧思兮（《楚辞·九章·抽思》）”而殇。这笔帐无论如何算不到秦始皇头上吧。
此外，鄙人要反问一下，或者假定一下，如果没有秦始皇开创的大统一，特别是没有把文字统一起来；这960万平方公里上，也分为十国、八国，像欧洲、拉美一样，孔孟学说能普及到现在这模样？
四
“无可奈何花落去”。
历史发展到孙中山创建中华民国，末代皇帝溥仪宣告退位，孔孟学说也就该跟着下台了。但是当时从西方输入进来的自由、民主、人权观念，遇到的全都是受几千年来孔子、孟子主张的价值观——礼熏陶出来的人，在他们的脑子里这纯属异端邪说。只受到了极少数人的认同。而且这极少数人中的多数人，又只把它作为图谋一己私利、攻诘其对手的工具。当年慈禧太后的两江总督张之洞倡导的“国学为体，西学为用”，足以表明这点。再加上孙中山不幸早逝，随着鸦片战争入侵的殖民势力不断地扩大它们阵地，终于导致了中国彻底地陷入到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结出了蒋介石这个怪胎。一方面他是孙中山创建的国民党的党魁、国民革命军的统帅；一方面又是封建地主阶级的保护人和帝国主义殖民势力的代理人。彻底背叛了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变成了不是帝王的帝王。所以孔孟学说也就依然活得好好的。
直到毛泽东在天安门上，庄严宣告“中国人民站起来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蒋介石龟缩去了台湾，这９６０万平方公里上，彻底地实施了土地再分配，它这才无可奈何的退出了历史的舞台,进入了故宫（包括台湾）博物院。当然它也还是史学家、思想家、政治家的思辨对象。甚至在一定条件下，也许还能够成为某些人的“暗器”，够不上回光反照的反照一下。
它能不能，会不会死灰复燃，鄙人以为再无这种可能了。
现在，无论国内国外，新兴的生产力已经绝对地占有了统治地位，资本主义已经高度发达起来，共产主义的社会主义也曾经出现过。以往它所附着的封建主义小农经济的那张皮，已经发展到了历史的尽头，灰飞烟灭了，再也无灰可复，无土可卷了。
当然，这还和它固有的历史局限性分不开。历史是这样表述的：尽管孔孟学说如某些人所认为的，曾经协助大清朝治出过康乾盛世。但是发展到中晚期，在遭到鸦片战争惨败、受到太平军重创，以及在《天演论》和《海国图志》等的催化下，又先后出现了康有为、梁启超为首的现代化的“宪政运动”和孙中山的“国民革命”。如此这般，充分地表明它已经无可避免地踏上了穷途末路。为什么？
为了充分辨证清楚这个问题，鄙人认为不妨再回顾一下宋代的历史。人所共知，有宋一代，孔孟学说是据有了统治地位的。宋代的生产有一定的发展，学术文化十分兴旺发达，政治家、思想家、文学艺术家、词人书法家辈出，还出了赫赫有名的民族英雄岳飞。但是也正是在宋代，面对西夏人、金人、辽人、蒙古人的入侵，全都束手无策，狼狈不堪。北宋的徽宗、钦宗两个皇帝可悲的作了俘虏；而南宋的一个小皇帝则由陆秀夫背负着，在现在的珠海水域投水而亡。此外，还要提醒《论语》、《中庸》治国论者，请你们千万不要忘却，就是在宋代的鼎盛时期，整个陕西北部、甘肃、青海、西藏、新疆、山西的大同以北、河北的邯郸以北的广大疆域全都沦陷掉了。不说南北朝，宋代与汉、唐、元、明、清相比较，是最弱小的一个朝代，这当然是孔孟之道治理的结果，你们敢说不是吗？为什么？
人们只要冷静的想一想，孔孟学说里边，除过严密的规范了帝王将相、主子奴才、老爷属下、父母兄弟姐妹、夫妻子女、师徒朋友之间的关系外，就只剩下了一个“轻徭薄赋”的仁。正如前面提到过的，它和人民、阶级、民族、国家和社会发展这些观念是绝对“绝缘”的，和战争、军事、外交、国防观念是绝对“绝缘”的。说到底，孔孟学说是彻底的形而上学，坚持“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攻乎异端，斯害也已”。一味崇尚“和为贵”、“偃武修文”、卑视“穷兵黩武”、罢黜孙子兵法等等。所以：
一旦遇到外族入侵，总是束手无策，议和、抵抗争论不休。结果，除过“和亲”、“儿皇帝”、签订不平等条约、割地赔款；再剩下的便是承认“在劫难逃”，遵循“天意”、“应天顺人”，接受既成事实“改朝换代”。这是叙述的历史，并不是鄙人杜撰的，唐、宋、元、明、清就是这么传承下来的。谁也否定不了。
毫无疑问，现在时代不同了，上述那样的观点和实践再也不可能遗传下去了。否则，他将会被判定为叛国分子，民族罪人，人民公敌的。
趁着改革开放，冒出来的《论语》、《中庸》治国论者，下定决心，好好地“桑拿桑拿”，彻底地把脑子里封建的以及其它的什么病毒统统“桑拿”掉。回过头来，回到现代来，才有可能由“自在”的境界跃入到“自为”的境界。
末了，鄙人认为孔孟学说是历史的存在，完全可以认识，也必须予以认识。我们一定要下决心去认识它，鼓起勇气去认识它。鄙人儿时读过《增广》，其中有云：“观今宜鉴古，无古不成今”。你认都不认得，怎么鉴得。但是一旦你认识了，自然就能够该“扬”的则扬，该“弃”的则弃，“扬弃”自如，而不至于踌躇不前了。
修改稿2011年5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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