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几天发表《基督教善恶的绝对性》，论述“原罪”思想是西方民主文化的一个基础。
但是有读者提出中国文化也有“性本恶”思想，尽管读者没有接着提出为什么中国的“性本恶”产生不了民主文化，但这个问题岂不是自然而然应该提出来吗？本文就回答这个问题。
准确的说，中西文化人性论的区别，绝不是人性恶和善的问题，因为这种争论是永远不能证明，因此也是永远没有结果。
善恶是一对矛盾，矛盾双方永远是相互依存，任何简单的“性本善”或者“性本恶”的思想，都是十分幼稚的。
“人之初，性本善”，这是一种中国文化的人性论，按道理这种“性本善”如同“原罪”思想也是人人平等的价值观，只不过是它们认识角度不同。
那么中国文化的“性本善”是不是如同西方的“原罪”，具有平等文化的意义？结论是彻底否定的，而且恰恰相反，“性本善”的思想不仅没有将中国文化导向平等，而是导向了不平等！
这如何理解？
中国文化不平等是如同黑白分明一样的容易识别，但是很多迂腐的学者偏偏不承认这一点，他们的依据是断章取义，把中国文化理论上的一些片言只语无限放大，比如“人之初，性本善”，“人皆可以为尧舜”，其实，任何最不平等、最压迫的中外文化（比如秦始皇），都能从中找到很多平等的口号。
中国文化的不平等是铁证如山，中国人对中国不平等文化抨击的最有力的，就是鲁迅，鲁迅的批判思想我另文展开分析。
那么“性本善”的思想怎么也和中国不平等文化脱不了干系？
问题关键是，中国“性本善”的思想没有绝对性，它对中国文化真实人性的判断没有决定意义，决定性的是人性在后天经验世界里的表现，每个人的社会地位也是取决于后来经验世界人性各自善恶的高低。
因此中国文化“性本善”的思想没有积极意义，说了也白说，它和中国文化“性本恶”的思想其实是一回事，它们既不是中国文化人性善恶的真实依据，更不是它们的尺度和衡量标准。
它们不过是恩赐给遭受不平等待遇大众的一种华而不实的心灵安慰，这种安慰口惠而实不至，混同心灵鸡汤，混同千里送鹅毛，披着美丽的外衣：
大家彼此出生和本性是平等的（“性本善”或者“性本恶”彼此一样，因为我们是宗法文化血脉相连的一家人），人生起跑线是公平的，只是有的人更用力的朝着善的方向奔跑，而有的人相反。
因此，社会出现了人性善恶不等的区别，因此如同不能犯刻舟求剑的错误，人类也不能像开始出生时没有区别的一样平等，随着人性善恶的变化，彼此社会地位需要按照人性善恶高低来重新配置。就比如手心手背都是肉，但是五个手指头伸出来不一样的齐。
文化变成不平等了，但其实不平等的分配原则很公平，它在人性本原上没有歧视，大家都是“性本善”；后来的不平等，恰恰是对人们后天善恶的竞争和表现给予公平的量的考核和相应的等级待遇，难道善恶的好坏能够一个样吗？（如同今天干多干少能够一个样吗？）
如此一分析，天下哪还有比这个道理更加公平吗？
中国文化明明是不公平，却能够编出如此公平的道理出来，是何等高明！难怪很多大学问家，被中国文化七拐八拐，云里雾里，最后完全对中国文化的所谓平等性（比如钱穆，梁漱溟等等），竟然口服心服，甚至顶礼膜拜。中国不平等文化的歪理，因此几千年顽固不化，还十分的理直气壮，有恃无恐。
其实认识中国文化面目最简单的方法，就是像鲁迅那样，不是看它怎么说的，而是看它怎么做的。
中国文化的实际内容，不就是等级森严的政治专制吗？退一步说，就是实现了中国文化的主要理想：按照人的道德水平给予不同的政治待遇，区分社会地位，难道一个人道德好，就能够心安理得的高人一等吗？这不是出尔反尔，以善来害善吗？善的绝对平等价值到哪里去了？
再看事实结果，也完全是和理论目标背道而驰：
由于把社会分成政治等级，每个人都想做人上人，这就导致社会出现大量道德伪君子。道德属性是内心的，如若口蜜腹剑，你又如何识别？识别了又如何证明？
因此事实的结果是，广泛盛行言行不一、知行不一的形式主义的虚伪文化；因此越是强调道德属性的政治文化，往往越是会败坏社会的道德文化。
这一点，两千年前的老子就已经有了非常深刻的认识，老子在《道德经》中认为大仁大忠的文化最终会导致大恶大奸，对此作了很多精辟分析，他说：
“夫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始也！”
“不尚贤，使民不争。”
“不见可欲，使民心不乱。”
“美之与恶，相去若何？”
“信言不美，美言不信。善者不辩，辩者不善。”
有意思的是，鲁迅激烈的抨击老子虚无主义的思想，但是鲁迅批判中国文化虚伪和不平等的一面，其实和老子的大仁带来大恶的冷峻思想是一致的，这方面鲁迅应该承认老子是自己的思想前辈。
大仁带来大恶，也发生在我们这个时代。
“文革”的动机是一种平等文化的大仁，但是“文革”中极端道德的政治要求，导致部分的人性沦丧和变态是骇人听闻，也因此，不少人认为是“文革”导致了中国道德风气变坏，变得更加狡猾和欺骗。而这种结果，又造成了改革开放文化的所谓对极左道德的大彻大悟，这种大彻大悟又把中国人从极左推向极右，两种极端文化都是通向人性的寡廉鲜耻，中国人思想道德文化的混乱因此而雪上加霜。
以上分析说明，由于中国人性论文化的不彻底性，导致中国文化的善恶思想真假难辨，因此助长了浑水摸鱼、鱼目混珠、投机取巧的不良人性文化。
基督教“原罪”文化的绝对人性论，最终通向“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的奉献牺牲精神；而中国“性本善”或者“性本恶”的相对人性论，是始终乐此不疲的追求“学而优则仕”的高高在上的优越精神。一个甘心下地狱，一个争着出人头地，两者善的精神是多么不一样！
在此我回答读者，中国文化的性恶论和基督教文化的性恶论完全是不同的内涵，它们的根本区别，一个是绝对的（基督教），一个是相对的（中国）。
绝对的认识，是确定性的认识，是事实性的认识，即人性的恶是躲不掉的；相对的认识，是不确定的，是没有事实意义的，即人性的恶是可以通过积德行善而摆脱掉的。
绝对的认识，给了人们很清晰的思维，人们因此而具有很清晰的是非价值观。比如每个人都有恶的本性，因此不能轻信任何人，不能让个人的权力没有约束，必须用法律来预防和惩罚人类自发的恶的行为。
相对的认识，给了人们模糊的思维，人们因此而是非不分。比如你不能依据中国文化的“性本善”或者“性本恶”，来判断一个人或善或恶，因为它们都是相对的，都是可以变化的，甚至变化到每个人都可以成为圣人，也就是恶在全社会都被消灭了，最后是如此的违背常理，荒唐到令人难以置信，没有恶，善又从何谈起？
这种荒唐性，本人接触过。
“文革”时，宣传“一人红，红一点；大家红，红一片”，就是要求人人成为道德圣人。
那么成长为圣人，肯定有个时间先后，时间在先的，就有帮助他人的责任；为了让领先一步的圣人完成帮助落后分子的责任，就必须赋予他高于普通人的权力，中国政治等级不平等文化，如此便堂而皇之的登台亮相，而“性本善”等透露的人人平等文化，事实上只是为了装潢门面，纯属子虚乌有。
为了率先成为可以高高在上的道德圣人，于是政治骗子纷纷粉墨登场。越是主张道德的政治文化，社会上的政治骗子也越多，“文革”中，我有个最深刻的印象，就是不断的在批判走马灯一样的政治骗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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