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文分析了中西文化人性善恶思想有相对和绝对之根本区别，那么这是什么原因？
这就要思考哲学最根本的范畴，即主体精神和客体精神，以及它们相互关系。
所谓主客体精神关系，就是人对周围世界绝对精神认识的关系。
主客体是一对矛盾，而思想就是产生于对矛盾的认识，比如人类作为精神主体，只有承认和重视客体，对客体有认识兴趣，才能由相反相成（矛盾）的认识途径，最终认识自己的主体精神，即具有了自我意识和自知之明。
客体就是人类身边的外部世界。
客体的概念可以推导认为：人类是渺小的，因为它不过是客体世界的一部分；
客体的概念也可以推导认为：人类是伟大的，因为人类能把自己从客体中独立出来，和客体平起平坐的去认识客体。
笛卡尔有句名言：“我思故我在”，仔细深入分析，这句话把主客体关系的两种意义，都概括进去了。
首先，它把“我”即主体的存在，朴素的看作是客观世界一部分，这是不言自明的前提。因此，“我”（主体）所具有的一切概念认识，也都是客观世界一部分，这时候，我（主体）和客观世界（客体）实际上没有区别。
第二，“我”（主体）开始独立思考，我对一切以往的人类经验和知识都表示怀疑，这种怀疑的意义，和中国老子把一切看成虚无从而否定存在的意义根本不同，它不是想要否定一切，它是要打破一切概念的偶像，它不盲从任何思想权威，任何权威思想概念都没有特权逃避“我”（主体）对它的重新审视。
因此，“我”（主体）是完全独立的，“我”（主体）只有彻底独立，“我”（主体）的认识对象客体也才能有同等的完全独立的条件，因此主客体各自彻底的独立，就意味着主客体彻底的分离。
只有主客体彻底分开，“我”（主体）对客体的认识才因为独立而具有真实的意义。
为什么要建立主客体的概念？
因为人类要认识自己，不能关起门来自我分析和欣赏，仅仅去认识和争论人的七情六欲的本性，这种认识永远也改变不了人的本性，因此这种认识文化永远也不会进步。中国文化就是如此，所以孔子以后的儒家都热衷于古籍考据，或者是流连于文学诗歌的感性精神奢侈消费，因为他们在理性精神领域没有了突破和创造的可能。
人类文化必须寻找自己的对立面，没有对手，就没有进步。
人类存在的特点是精神性，那么人类寻找的对手也必须是精神性的，也就是人类必须承认除了人类精神存在，世界上还有其它精神的独立存在。
世界上如若只有人类具有精神，人类没有其他精神伙伴，人类精神岂不是非常寂寞？人类精神岂不是失去了认识对象？因为精神的认识对象必须是精神，如同人只能跟人交流人生经验。
人类有了精神性质的认识对象，也就是人类有了独立于自身之外精神的比较，人才有条件去认识自己的精神，因为没有比较就没有鉴别。
人类的精神叫主体，独立于人类的精神叫客体。客体精神也称之为绝对精神，因为它独立于人类精神，它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所以它是绝对的。
有了主客体的区分，人类的精神获得了平衡，因为客体精神是一面镜子，人类要正确认识自己精神时，就要拿起这面镜子照照自己。
这就好比“官”和“民”这对矛盾，如若心中没有“民”，“官”也搞不清楚自己的身份，即没有自我意识；“官”或者是糊里糊涂的“官”，或者是鱼肉百姓的“官”；如若“官”的心中有了“民”，懂得和尊重“民”，“官”才知道应该做个什么样的“官”。
为什么西方哲学精神、科学精神、上帝精神会成为普遍的社会文化，这些精神其实都是客体精神文化，即绝对精神文化，西方文化区别了主客体，把对主体的认识建立在对客体的认识基础之上，这是西方绝对精神文化不断发展普和提高的根本原因。
西方民主法治文化，来自于主体独立的精神，而主体精神的独立，又必然是和对绝对精神的认识追求紧密的站在一起。
因此西方文化，不仅仅基督教有绝对精神，而且西方的哲学政治经济文化的最优秀思想代表，无一不是充满着对绝对精神的追求，比如苏格拉底、柏拉图、康德、黑格尔、马克思、卢梭、雨果、斯密，等等。
有了绝对精神信仰，脆弱的、主观犹疑的人类，如同获得了定海神针，面对险象环生的惊涛骇浪而坚信天佑，从容镇定。
“我思故我在”就是从主客体区分的独立怀疑开始，到主客体精神认识的绝对一致，这是绝对精神文化的一个典型例子。
那么中国文化有没有主客体的区分？回答是基本没有。
从《易经》阴阳规律的“道”开始，中国文化的兴趣主要放在人的物质欲望和社会道德关系上面，这种思想认识实际上是在主张，仁爱的道德应该支配人类物质追求的意志，即君子物质和精神上的“自强不息”，应该服从于“厚德载物”的君子原则。
因此归根到底，中国文化是追求物质的文化，只是要求物质的分配要依据“德”性，这就是中国道文化的根本。这种“德”性，实际上是指物质分配要趋向公平。
中国文化就是如此单纯。
但是，中国文化由于没有建立客观的精神认识对象，没有为代表正义、公平的“道”建立绝对独立于人的客观文化体系，因此中国文化的“道”（正义、公平、善的象征）就没有独立地位，而彻底的委身于人类，而人类是有君主的，因此中国文化的“道”最终又是依附 于 君主，也就是“道”的解释 权归属 君主。
如此一来，中国文化的“道”，实际上变成居无定所的流浪汉，因为中 国 君主（最高政治权力）不断更迭，因此尽管中国“道”的文化有几千年历史，但是今天绝大部分中国人对“道”文化的认识，或者一无所知，或者七嘴八舌、相互矛盾。
“道”是中国文化核心，“道”概念的糊涂，带来了中国文化方方面面的糊涂。
有人说，老子的“道”代表绝对精神，但是老子的出发点，是消灭主体精神（老子希望人类主体成为无知无欲的婴儿），因此老子的所谓客体绝对精神，还是一种主体的主观愿望精神，老子希望主体在客体中泯灭掉，主体与虚无的客体合而为一。
客体“道”思想，不过是老子的道具，如同借助钟馗来打鬼，老子用虚无的“道”（客体）作为道具，来痛打人类（主体）无穷无尽贪婪欲望这个鬼。
老子用“道”劝告人类，任何欲望追求都是竹篮打水一场空，只有使人类的希望变为绝望，才能使人类迷途知返，回到人类的起点婴儿状态，回到无知无欲的混沌的自然世界当中（客体）。
老子没有研究客体精神的兴趣，他把宇宙看作矛盾的虚无，客体的绝对精神认识又从何谈起？
客体是矛盾虚无的认识态度，彻底的关闭了客体精神的认识大门。虚无代表着没有任何意义，因此人类精神只能听天由命的顺其自然，这就是老子天人合一思想的基本导向。主客体区分和矛盾都也因此而不复存在。
孔子是中国现实主义文化的代表，孔子对经验以外的东西不感兴趣，孔子的仁爱思想旨在实现社会公正，而在经验世界做到公正，必然要凭经验摆平各种利害关系，因此经验总结性的中庸之道，自然就成为孔子的道德思想核心。
比较苏格拉底和孔子很有意思，他们两人都是大谈道德，但是孔子谈论道德都是经验性的将心比心，是一种此一时彼一时的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比如偷羊的故事，孔子认为儿子揭发父亲偷羊是不对的，宗法关系的道德应该是“子为父隐、父为子隐，直在其中矣。”这个问题历史上一直在争论，的确在经验世界，不会有绝对的正确回答。
苏格拉底举了很多经验中的道德例子，比如讨论诚信好不好，讨论骗人难道就不可取吗？最后他一个个指出这些道德在经验世界的自相矛盾，然后推翻经验世界道德绝对价值成立的可能性，最后把人引向绝对善的理念世界，即绝对精神世界。
比较了孔子和苏格拉底两个人，就明白了中国的道德是非价值，为什么是中庸模糊而变通灵活的，西方为什么是“认死理”一样的清楚而坚定的。这是东西方文化因为在主客体关系上的不同认识态度，而形成不同文化个性的生动思想典型。
这种根本文化区别可再举一例：毛泽东说，没有无缘无故的爱；而苏格拉底则会反驳，无缘无故的爱才是真正的爱。
孟子说“万物皆备于我”，南宋陆九渊说“宇宙即吾心，吾心即宇宙”。他们虽然是孔子的后学，但比孔子多了一份“狂妄”。
孔子是“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觉得自己没有资格谈天说地。孔子曾说，他对人的问题还没有认识清楚，因此没有时间去思考鬼神问题。（“季路问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敢问死。’曰：‘未知生，焉知死？’”）孔子的朴实是后人学习榜样。这也说明孔子并不轻易否定有独立客体精神的存在。
但是孟子和陆九渊以为，人类具有了主观意志（主体性）的真理精神，就能主宰外部客体世界的精神，事实上由于对主体精神自信无比，把把它等同为全知全能的上帝，事实上也是只承认人类主体有独立精神，而否定了客体精神的独立性。
老子思想声东击西用客体泯灭主体的方式来片面的表达主体精神愿望，而孟子等不客气的直接用主体取代了客体。
以上，是对中国文化客体精神历史性的销声匿迹的简单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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