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建文化本体

               重建文化本体　　

本体通常离日常生活很远，人们可以不闻不问，但有些时候又很近，甚至迫在眉睫，不容规避。有史以来中国人有三次迫近本体：第一次是春秋战国时期，第二次是魏晋南北朝时期，第三次是近代迄今——这三个时期，整个华夏文化的本体都发生了动摇，有时甚至到岌岌可危的地步。　　

春秋战国时百家争鸣，莫衷一是，魏晋南北朝时受到来自印度的宗教型文化的冲击，近现代又遭遇西方工业文化也即经济型文化的冲击。前两次有惊无险，各种思潮相互磨砺融合，最终回归儒家政治型一统文化，而有汉唐盛世，而最近这一次迄今仍前景不明，仍未能回归正途。原因在于民族文化的被异化和自我异化，而造成这种异化的原因在于我们先是被动地后是主动地放弃了自己文化的本体。那么，对此的解决之道，首当其冲就是自觉寻回并重建自己文化的本体。　　

如今，中国满腔热情地学西方已过百年，然而可说是越学越糟，物质表面的繁华掩盖不住“丧魂落魄”似的痛苦。对此，有人说，中国学西方，只以“民主与科学”为要，忽略了其之所以能诞生的文化底蕴。因此，现在应该从以往的学科技，学体制，转到学西方文化的精髓。但反对派称，且不说西方文化有缺陷，想全盘西化的努力历史已证明行不通。也有人说，还不如重返传统，从儒家学说中寻求解脱之道。但反对派称，如果这样能行，为何当初会有“五、四”运动？　　

现在看来，中西之辨是不同文化模式之辨，而不同文化模式之辨实质是不同本体之辨。中西之辨之所以至今没有头绪，就是因为国人对自己文化的本体还不甚了了。[1] 更明确一点说，当代危机源于近代西方的实证世界观，即在理论上否认万化之大原，实践上陷入低层次物质崇拜，从而把一个原本生机盎然的世界带入绝境。为此，当务之急，“先立乎其大者”。大者本体也，当今社会百病丛生，无由根治，原因就在于本体还没有着落。更具体点说，就是国人妄自菲薄的“五四”心态挥之不去，整个文化无本无根。

历史上出现过的文化都有其本体：以精神为本体的基督教“神学帝国主义”就曾统治欧洲上千年，后来是以物质为本体的工业文化之“科学帝国主义”的统治，此外还有以皇极大中之道为本体的中华五千年大一统政治型文化共同体——这些宏观文化现象无不表明本体的无所不在和强大威力。而今，正如蒋庆先生所言：“中国近百年来在追随效法西方文化的过程中逐渐丧失了文化自我，虽然在政治上取得了独立但在文化上则有沦为西方文化的殖民地的危险！”（《政治儒学》）所说的“文化自我”，就是一个文化选定的本体预设。 　　

笔者所说的文化是在下述意义上：“按照通行的文化概念，一般将文化纳入社会范畴从而使之与经济、政治相并列；有时也将文化纳入纯意识形态范畴使之与科学、教育、艺术相并列。我们的文化生态观则主张将人类活动形迹都视为人文化……。如果视文化之上属为原型自然和再造自然之总和的宇宙，文化的下属则是物质设备、精神文化、语言和社会组织。这种上下从属关系是构成文化各形态的基础动因。”（董欣宾 郑奇《魔语—人类文化生态学导论》） 　　

这样的文化泛指人的存在方式，确切地说是指有着共同或相近民族渊源的社会复合体，与文明大致同义。在这个意义上，人就是文化的动物，世上唯有人才有文化。文化是自然的再造，也即人建立的“第二自然”；由于自然不过是旋生旋灭的现象，因而文化就意味着对现象的否定和超越。有的学说从人原有的生物学基础的薄弱, 即从人的本能的先天软弱来论证人超越本能从而创造文化的内在必然性或驱动力,而还有学说则从人原有的生物学基础的优越,即人的活动内含的意识和主观能动性等因素来论证文化创造的必然性。不管怎样，按照康德，有限的人可以从有限中解脱出来，进入客观有效的、永恒必然的真实的存在。　　

    本体的意思即是真正的存在，作为人类超越现象追求本体的努力过程，文化就是本体化。以往各种关于文化的定义，要么不知所云，要么不着边际，要么避重就轻，要么聊胜于无，都是因为不见本体。唯有德国文化哲学家卡西尔略胜一筹，他将康德的静态理性批判改造为动态的文化批判，指出文化是人类的无限性的标识，而哲学则是对文化的阐释。 　　

文化既然是本体化，那也就是克服现象悖论的过程。这样的文化就不可能也不应当仅仅是对现实的认识，而应是对现实的超越，而世界即是从自在到自为的自我超越过程。尼采笔下的哲人查拉图斯特拉对此有一个“绳索”的隐喻：　　

“人类是一根系在动物和超人之间的绳索，——一根悬在深谷之上的绳索。往彼端去是危险的，停在半途是危险的，向后望也是危险的，战栗或者不前进，都是危险的。……人类的伟大之处，在于他是一座桥梁而不是一个目的。人类的可爱之处，在于他是一个过程和一个终结。”　　

“绳索”是对人的“此在”结构的隐喻。在海德格尔那里，“此在”特指人这种不断超越自身的存在者，其特点是对存在的领悟，并且在其存在中领悟包括其自身在内的一切存在者。这一隐喻意味着，自然的存在只是并列和相继的缘生缘灭的现象，有限的现象界与无限的形而上的本体界是隔开的，正是由于这种对生命有限性的自觉，人才有可能超越现象悖论从而趋向本体；同时本体也正是通过人的努力方得以实现。在这个意义上，文化是现象本体化（“彼端”）和本体现象化（“向后”）的双向过程（“桥梁”）。此即中国古人所言“人非天地无以为生，天地非人无以为灵。”（《汉书》<刘陶传>） 这里的人就是文化，文化是创造意义的实践活动，也就是在现象（地）和本体（天）之间建立起联系，而世界也就是一个从悖论趋向存在的过程。、    　　

这一过程大体上经由早期原始社会共同体，渐渐分化为日趋独立的宗教、经济和政治三种制度化活动。与此相对应，人类社会亦生发出三种基本关系，即人与精神的关系，人与物质的关系和人与中介的关系,这里的人均指生物属性的自然人。　　

下面，笔者拟借用《周易》术语，用“天”指精神性的宗教活动，“地”指物质性的经济活动，“人”指中介性的政治活动。此“天地人”三才源于早期人类的共同原型意象，既是宇宙三元本体结构的映现，又是人类集体无意识心理的投射；既是本体的现象化，又是现象的本体化。这在文化上，就是先民原型文化的逐渐分化、展开、客体化、理性化和结构化的过程。　　

上述三大基本活动及其所蕴涵的关系为世界各文明共同体所共有，换言之，宗教、经济、政治这三种制度化力量在维持生存活动的基础上所共同构成的稳定有序的社会复合形态，就是一般所谓文化或文明。这一说法的文本根据见于中国典籍《周易》：　　

天地之大德曰生。圣人之大宝曰位。何以守位曰仁。何以聚人曰财。理财正辞，禁民为非曰义。（《易．系辞下传》）　　

据此，我们可以把文化（“理财正辞，禁民为非曰义”）视为一个上位概念，也即一个包含政治（“圣人之大宝曰位”）、宗教（“何以守位曰仁”）、经济（“何以聚人曰财”）三方面的社会人文系统[1][2]；而“天地之大德曰生”则为全部文化由以产生的原型生物子系统。　　

此“天地人”三才文化观并非标新立异，“一般说来，任何一个文化系统，都包含三个子系统：一是生产技术系统；二是社会组织系统；三是意识形态系统。”（辛向阳等主编《文明的祈盼》）如马克思视社会为经济基础、政治上层建筑以及意识形态三部分组成的结构；社会学按人类行为不同功能将社会划分为政治、经济、意识形态及生物子系统；信息论则以意识形态（知识，精神财富）、上层建筑（权力，中介秩序）、经济基础（生产，物质财富）和科学技术（智能，信息交换）为构成信息社会的四个子系统。　　

综上所述，所有人类社会都是从一个共同的原型分化出来的宗教、经济、政治三位一体的文化系统，由于文化对本体的取向不同，只有其中某一要素，或宗教、或经济、或政治，才能发展至完备形态，其他要素则保持受制约的不完备形态。　　

由此，文化按本体取向可分为宗教型、经济型和政治型文化。由于不同的本体取向，从而三要素之间的结构关系便各有不同，形成不同权重配置的“一主两辅”文化模式。宗教型文化以意识形态建构为主，以政治和经济为辅，典型代表为印度婆罗门教文化和西方中世纪基督教文化；经济型文化以经济建构为主，以政治和意识形态为辅，典型代表为西方工业文化；政治型文化以政治建构为主，以意识形态和经济为辅，其典型代表为中华文化。　　

职是之故，本体乃一文化之本。孔子曰：“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论语》）执国家之大器者岂可等闲视之？岂可置本民族五千年皇极大中本体于“经济建设”之后，而唯西方之马首是瞻？　　

篇幅关系，容后再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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