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曾说，有史以来中国有三次本体危机，分别是春秋战国、魏晋南北朝和近代迄今——在这三个时期，整个民族文化都发生有动摇甚至岌岌可危。春秋战国时百家争鸣，莫衷一是，魏晋南北朝时受到来自印度的宗教型文化的冲击，近现代又遭遇西方工业文化也即经济型文化的冲击。前两次有惊无险，各种思潮磨砺激荡，最终仍归于儒家政治型文化一统，乃有汉唐盛世，而最近这一次迄今仍前景不明。
佛教最终归化成为中华文化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事非偶然。从渊源论，佛教属于古印度婆罗门主流宗教文化的无神论异端，正如马克思主义属于西方主流工业文化的反资本异端（各种文化异端一般都在发源地站不住脚，只能远走他乡）。由于中国传统政治型文化在宗教和经济方面均不见长，只能吸纳上述两种文化的异端来为我所用，即佛教和马克思主义，这就是南北朝和五四以来的历史事实。
中国作为一独立文化实体，本性上不可能容纳整合自由主义和婆罗门教，因为那是西方文化和印度文化的主流正宗意识形态，离我太远。网友说“搞自由主義，那中華民族將徹底滅亡了”，大约就是这个意思。有鉴于此，回顾一下当年佛教东渐的历程，当不无裨益。
公元前五世纪左右, 随着印度孔雀王朝王权势力不断增强，主流社会崇尚的婆罗门教也因冥顽僵化而渐趋式微，一股反映刹帝利（王族）思想倾向而与之抗衡的“沙门思潮”随之兴起，其中影响最大的就是释迦族王子释迦牟尼创立的佛教。
孔雀王朝是古代印度首个大一统王朝，因其创造者旃陀罗笈多出身于孔雀家族而得名。阿育王在位时的孔雀帝国实行君主专制，国王在行政、军事、司法等方面拥有绝对权威。全国分为若干行省，总督通常由王子担任，但行省内仍有着许多相对独立的部落，因而还达不到中国秦汉时那种高度的中央集权化。
历史上作为婆罗门教异端的佛教，最初时只能算一个思想流派，至多属于一种类似儒教的准宗教，因为它不膜拜通常宗教不可或缺的精神实体如梵天。佛教不以神为主宰者、创世者和唯一者，诸神若无通达缘起性空的般若智慧，仍为六道轮回转世的众生之一。人们不论属何等种姓，只要依循戒、定、慧次第进修，同样可以成就阿罗汉、菩萨或佛。佛性即悟性，人人都具有觉悟缘起的性能，都有成佛可能。
佛教创始人释迦牟尼也和孔子老子一样，并非神灵，而是一个圆满觉悟者。其主张与老子相近，“离二边说中道”，主张“诸行无常，诸法无我，涅槃寂静”，扫荡心物，我法二空。后来龙树继承此中道思想而形成“中观派”哲学，核心是“空”，大约是一种双向否定的中介性存在。
随着信仰和扶植佛教的孔雀王朝渐次统一印度，佛教渐渐成为印度占统治地位的宗教，到了阿育王时代更被作为国教予以大力推行，颇似汉武帝之“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由于婆罗门神权种姓制度及其所支持的领主割据势力不利于王朝政治上的统一和商业贸易的畅通，因此反对神权种姓制度、主张众生平等的佛教受到举国上下广泛欢迎。这一现象反映了印度当时刹帝利(王族)和婆罗门(僧侣祭司)之间以及新兴地主商人与领主割据势力之间的势力消长。
佛教有小乘大乘派之分。小乘佛教偏重佛学义理，世人称为“自了汉”；大乘佛教则将佛祖神化，提倡三世十方有无数佛，宣扬大慈大悲普渡众生建立佛国净土，在形态上更为宗教化，也更适合王朝统治者的口味。而中国的儒家在这方面，由于缺乏婆罗门教母体那样的深厚宗教历史积淀，只能停留在“小乘”阶段，穷则独善其身（自了汉），达则兼济天下（从政）。
然而，随着大众化和偶象崇拜盛行，佛教越来越不能满足印度人对于深邃义理的渴求。孔雀王朝对佛教的过度支持招致其他教派的怨恨，矛盾开始激化，阿育王去世后，这些因素最终造成了王朝中央集权的瓦解，而佛教的兴衰恰与孔雀王朝的兴亡同其始终。在一段百家争鸣期后，婆罗门教得以复兴，即为后来的印度教。它吸纳了佛教等外道的思想成分，各宗派主张始得调合。
假设没有阿育王鼎力扶持，佛教也许只是流传于民间的一个宗派学术团体，只是这种王室佛教颇有媚俗之嫌。据佛界人士称阿育王所教人之正法似与佛典之“正法”有“些微差别”。如佛言人生最后之解脱为涅槃，然阿育王之石训，竟对涅槃一字未提，只言人生最高目的为来世天堂获极乐生活。且佛学虽借“双谴辩证”否定对立两极走向绝对中空，然在实践中却未能改变社会现实中种姓森严的两极分化状况。由于佛教在历史上的非主流地位，其对印度本土反而不如对周边国家的影响来得大。个中原因，或许是作为一种准宗教形态，佛教内在的中介性本体取向与其外在的宗教形式不相适应所致。
佛教本是婆罗门教即后来的印度教的一个宗派，其渊源与该主流宗教关系密切。在此背景下，佛教尽管否定婆罗门教的部分神学理论与社会制度，但同时也保留了其生死轮回和业报等主要学说，以致后来的印度教将释迦牟尼视为梵天的化身，对佛教采取了接纳态度。随着孔雀王朝的崩溃，佛教也不再贯彻其本旨初衷，几番沉浮后，终于随波逐流皈依神本。
这方面的典型表现就是佛教的密宗。随着印度封建番邦再度林立和佛教婆罗门教的相互接近，佛教支派之一的密宗开始兴起。密宗又称金刚乘、真言乘，属于大乘佛教、婆罗门教和印度民间信仰的混合物。它以高度组织化的咒术、仪礼、俗信为特征，宣扬口诵真言咒语(“语密”)、手结契印（“手式”，“身密”）、心作观想（“意密”）三密同时相应，可以“即身成佛”。
密宗的仪式与修行方式可以追溯到早期婆罗门教传统，但其真正兴起于大乘佛教晚期的神咒乘，据信是大乘佛教吸纳印度教修行方式而形成的特殊教派。密宗“怪力乱神”充斥，以密续（又称怛特罗）取代原先的“修多罗”（义译为“经”），并以秘传教典作为修行依据。印度新密本身就是佛教和印度教的混合体，主张即身成佛，持“乐空双运”的性力派修炼方式。仅举北魏时来到中国的印度僧人昙无谶为例。据《魏书·沮渠蒙逊传》，有沙门曰昙无谶，东入鄯善，自云能使鬼治病，令妇人多子，与鄯善王妹曼头陀林私通。发觉，亡奔凉州。蒙逊宠之，号曰圣人。昙无谶以男女交接之术教授妇人，蒙逊诸女、子妇皆往受法。世祖闻诸行人，言昙无谶之术，乃召昙无谶。蒙逊不遣，遂发露其事，拷训杀之。
就我国而言，由于佛教固有的有神论宗教与无神论哲学的两面性，其对我南北朝以来的影响也是两面的：宗教方面，其对长期的藩镇割据局面显然难辞其咎；而哲学方面，其对中国宋明理学的体系构建可谓天助我也。
由上可见，佛教之最终能融入中原文化，原因是多方面的：
其一是它的本体取向为一种非心非物的中介性存在，与本土儒道不谋而合；
其二是与大一统中央集权政治体制合拍，因而颇受扶持（三武排佛是例外）；
其三是它从婆罗门母体继承有浓厚的宗教底蕴，能够弥补中国本土宗教之匮乏，满足人民精神上的特定需求（如章太炎赞扬佛教说：“昔我皇汉刘氏衰亡，儒术堕废，民德日薄，赖佛教入而持世，民复挚醇，以启有唐之盛，迄宋世佛学转微，人心亦日苟偷，为外族兼并。”当年梁启超亦感叹无宗教思想则无希望、无统一、无解脱、无忌惮、无魄力）；
其四是佛学的严谨、缜密、精致、思辨性很强的体系化系统思维方式，宋明理学从中受益良多，从而推动了儒学中兴。
在上面的语境下，我们可以说，现今马克思主义与当年佛教分有很多共同点，如能在中国化方面有所借鉴（毛泽东是一成功范例），则中华文化才能化险为夷，胜利渡过中国的第三次本体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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