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能让毁灭中华民族的阴谋得逞 -

不能让毁灭中华民族的阴谋得逞 　　

陈子　　

目前各地媒体陆续报道去年儿童强制接种疫苗后，出现了各种病理反映以至死亡的事件，现在将去年的旧文和《南方都市报》的报道合并发表，希冀能让多几个人逃生，以保我民族的血脉。　　

南都：去年麻疹疫苗被强制接种后的疫苗“病人”成为玻璃人　　

来源：南方都市报| ：记者 | 共0条评论| 时间：2011年10月02日 11:27 　　

命运是什么？　　

玻璃人”，或因脑病命悬一线，或者已经死亡。　　

接种必然伴随异常反应，但对于这次额外的接种是否必要，争议从未停息。从疾病预防控制(下称“疾控”)部门到免疫学界，都有专家公开反对，称之为粗放的、一刀切式的公共卫生策略，轻视个体利益；支持者则以群体利益为依据，赞同执行。　　

少有人注意到，遭受厄运的家庭正举步维艰。病症拖垮了经济；鉴定、维权，路陡且长——— 在尚待健全的中国疫苗体制下，这就是他们的命运。　　

“额外一针”　　

8月末的一个下午，5岁的哈尔滨男孩李玮翔又趴在窗台边，好奇地打量着城市边缘所独有的熙攘。母亲的目光不离他分寸，明白他的渴望，却绝不敢满足。孩子腿上针眼大的血点暗示，他的血小板数量远低于常人，血液难以凝结，周身不时内出血；一旦外出磕碰，后果不堪设想。　　

时间注射激素改变了他的体貌，好在尚未摧毁对世界的好奇。　　

重庆男孩胡侨已告别的这个世界。　　

国家卫生部网站突然刊出通知，“根据《2006-2012年全国消除麻疹行动计划》和《2010-2012年全国消除麻疹行动方案》要求，卫生部决定于2010年9月在全国范围开展适龄儿童麻疹疫苗强化免疫活动。”　　

所谓适龄，在京、沪、豫、黑、桂五省市是8月龄至14岁，在吉、琼、青等三省份是8月龄至6岁，在其他省份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则是8月龄至4岁。　　

所谓强化免疫，即“上述目标人群，无论既往麻疹免疫史及患病史如何，凡无麻疹疫苗接种禁忌证的儿童，均接种1剂次(0.5毫升)麻疹疫苗。”　　

近亿儿童被框入接种目标人群，卫生部疾病预防控制局副局长郝阳承认，这是我国短时间内接种人数最多的一次活动，目的是“加速消除麻疹进程，建立人群免疫屏障”。　　

这样大规模的接种来得毫无征兆，为它饱受诟病埋下伏笔。尽管时任中国疾控中心免疫规划中心主任的梁晓峰（现任中国疾控中心副主任）曾告诉《财经》杂志记者，卫生部门筹备了两三年，准备了1.1亿多支麻疹疫苗；但直到去年8月2日下发活动方案后，活动才渐为人知晓。　　

工作指标”：“以县为单位，目标人群麻疹疫苗强化免疫接种率达95%以上。”　　

这个数字来源于麻疹本身的需求。麻疹是一种危害儿童健康的呼吸道传染病，其传染性远高于SA RS和甲型流感。对于人群来说，确需有95%以上的人有免疫力才能形成有效的免疫屏障，阻断麻疹病毒传播。　　

问题是，强化免疫是额外的一针。根据现行的国家免疫规划，孩子出生后共要进行两次麻疹类疫苗接种———8月龄时接种1剂次麻疹疫苗，18至24月龄时接种1剂次麻腮风疫苗(预防麻疹、流行性腮腺炎、风疹)——— 这额外的一针该不该打，成了去年9月争论的焦点。　　

反对的声音　　

大学免疫学系副主任王月丹当时撰写博客反对这次强化免疫时的落款，他在文中明确表示将拒绝带女儿参与接种。　　

美国赠送的产品”，“完全可能是慢性毒药”，虽然在卫生部连发六文后得到澄清，但客观上壮大了反对声势。　　

戏剧性的一幕此时出现。王月丹删除了此前的博客，并在9月10日、接种启动当天凌晨发表新文，决定同意女儿参加接种，态度转变之大令人错愕。　　

在杂乱、寂静的办公室里，回忆起一年前的风波，王月丹语调平静。他坦承，转变的主因是疾控部门的多次沟通、交涉，但强调，自己的观点被误读也是原因之一。　　

安全的，我相信它的安全性，但我是个谨慎的人，偏保守，我认为没有必要这么做，大家没有仔细听取我的意见”，王月丹说，自己的反对源于程序原因，“中国有严格的计划免疫措施，经过了完善的科学论证，而强化免疫是临时性补救措施，只在疫情严重时才考虑，既然原来的免疫计划很理想，去年又没有预测到麻疹的暴发性流行，就没有必要大规模地强化免疫，应该相信原有措施。”　　

陶黎纳是上海市疾控中心免疫规划科医师，去年9月，他也发表了多篇博客，传播率比不上王月丹，但作为预防接种一线工，其观点具备相当说服力。他对南都记者表示，时隔一年，自己的态度仍明确，“强化免疫就是‘皇帝的新装’。”　　

他在博客中阐述，一般认为，接种1剂麻疹疫苗的保护效果是85%，接种2剂理论上可以达到98%(即85%+15%×85%)，已超过95%的阻断要求；接种3剂理论上可以达到99%，“直接收益几乎可以忽略不计，长远来看对消除麻疹也没有实质性帮助。”　　

历史最低水平，但距离世界卫生组织确立的将麻疹发病率降至0.1/10万以下的目标还有一定距离。”　　

陶黎纳称，这只是事实的一面，另一面是，所有麻疹病例中，超过半数是不足8月龄的婴儿和超过14岁的人群，在上海、天津、北京、山东等地，这一比例更高达70%“也就是说，麻疹强化免疫的对象完全搞错了。”　　

卫生部陈述中的后半段，则与王月丹的猜测相关：“这次强化免疫，经济利益应该不是主导因素，中央财政投入的1.57亿元疫苗和注射器经费不算多，厂商赚不了多少钱，世界卫生组织(WH O )的要求倒可能是因素之一。”　　

王月丹说的“要求”，是W H O2005年提出的目标：西太平洋地区2012年消除麻疹。目标甫一出台，中国就积极响应，下发了《2006-2012年全国消除麻疹行动计划》，希望在2012年将全国麻疹发病率控制在1/100万以下。　　

陶黎纳认为，周而复始的麻疹强化免疫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出现。他透露，广东省2009年刚做完8月龄-14岁人群强化免疫，在去年的这轮强化免疫中，有将近3个年龄组儿童连续被强免；我国从2004-2009年有27个省开展麻疹强化免疫，累计强免1.86亿人。　　

卫生部显然也注意到了这种猜测，在问答手册中设置了问题：“此次强化接种是为了完成中国对WH O消灭麻疹的承诺吗？”答案没有直接予以否认，但强调，“主要是……为了保障人民健康”。　　

在卫生部针对此次强化免疫举行的通气会上，W H O驻华代表处扩大免疫规划组组长Lisa Cairns列席。她解释说，由于目前没有廉价、快速的方法，检测孩子是否对麻疹产生了免疫力，且少数孩子无法通过常规的接种获得免疫力，所以W H O才推荐这种“非选择性的强化免疫”，保护儿童的健康。　　

美国爱荷华大学公共卫生管理博士廖俊林不同意这种“健康”论，并用计算佐证观点。他列举了多种严重异常反应的发生几率，与中国麻疹发病率比较，得出结果：打第二针时，发生严重异常反应的几率就有可能高过目前得麻疹病的几率，若打第三针，负收益更是高到了令人警惕的地步。　　

在问答手册中，卫生部承认异常反应的存在，但指出，“需要医院治疗的麻疹疫苗不良反应是极少的”。为了应对争议，卫生部除了连发六文辟“毒药”之谣外，还召开新闻通气会、组织在线访谈，坚持强化免疫的必要性，称“复种或者第三次接种，会减少不良反应的发生率”，并不断与反对者沟通，其中重点当然包括王月丹。　　

显然，强化免疫势在必行。　　

9月16日清晨，王月丹拿着知情同意书和接种卡片，带着女儿来到医院，经过老师、医生的询问、核实、登记，完成了注射。他把这些也记录在博客。而当胡永彬几个月后读到他的博客时，已与儿子胡侨阴阳两隔。　　

一龄童之死　　

去年9月，在广州打工的胡永彬还不会上网。电视上，他看见了卫生部的批驳、澄清，头一回听说强化免疫。胡永彬急忙打电话回老家重庆合川，要妻子温章春记得带胡侨去接种。　　

9月14日赶集那天，为图方便，温章春带着刚满1岁的儿子坐船渡河，到与娘家仅一河之隔的四川省岳池县赛龙镇接种。　　

后来的诊断报告里称，卫生院的接种医师询问了健康状况、有无接种禁忌，还告知了接种注意事项，但据温章春回忆，卫生院里接种繁忙，陆续有几十个孩子来打针，医师只递来一张纸，同意就签字，不同意就走。　　

“带去就是为了打针嘛，之前打过那么多疫苗，也打过麻疹的，没想过会出事”，温章春回忆说，针扎在右胳膊，孩子哭闹了一小阵，没有被要求留院观察，就踏上了返程路。　　

医生也没嘱咐她，不可随便用药。当第二天早晨孩子发了烧后，温章春喂了他点退烧药，未能击退热度。16日，她将孩子带到接种的赛龙镇卫生院，医生诊断为正常反应，只是让护士用酒精给孩子擦了擦身。烧仍没退，16日晚上孩子彻夜哭闹，到17日傍晚已口唇青紫、两眼上翻，温章春这才将他急送到合川区龙市卫生院就诊。　　

从合川区人民医院，再到重庆市儿童医院，胡侨的病情一再加重，持续昏迷。直到18日傍晚胡永彬打通中国疾控中心电话时，孩子接种后疑似异常反应的情况才得以上传。对方答应，协调接种地四川与户口地重庆，合作处置此事。　　

当晚9点50分，胡侨死亡。　　

接下来的一天里，胡永彬花了一百多块钱打电话，国家疾控中心免疫规划中心协调后建议，由重庆疾控中心来做尸检，以资鉴定。　　

“主治医生一开始劝我，别做鉴定，‘中国没几个地方能鉴定说疫苗引起了死亡’，但后来听说是国家在协调，又觉得有希望，让我把清单都打印好，可能用得上”，胡永彬的情绪也被带动起来，不管周围的非议，坚持接受尸检、鉴定，想把事情弄明白，“医生说，能调动国家来协调，肯定不简单。我也觉得，怎么都会给出个公正的结论。”　　

等待尸检结论时，夫妻俩学会了上百度贴吧、聊QQ，网络打开了视野，让他们意识到，在这个国家还有许多和自己一样奔走的家庭。在贴吧和QQ群里，他们认识了李玮翔的父亲李贵宾、张钰佳的父亲张林，在交流中他们感觉到，“医疗维权难，疫苗维权更难。”　　

事实似乎印证了这种判断。去年11月底、12月初，尸检结果与诊断报告先后送达，专家的论断令胡永彬心凉：偶合。　　

对这对打工夫妻来说，这是个全新的概念。卫生部在问答手册中解释说，偶合是指受种者接种时正处于某种疾病的潜伏期或前驱期，疾病在接种后发作，与接种仅在时间上有巧合关联，并无实质联系。　　

细究文书，这个结论并不能令夫妇俩信服。病历显示，胡侨在治疗中凝血异常、重度贫血，医院一度为其输注血浆、凝血因子，并怀疑死因之一为血液系统疾病。这项猜测未被列入考虑。尸检结果称，胡侨的胃底部胃壁平滑肌变薄，变性坏死、出血及胃壁穿孔，出血达致死性出血量，是其死亡的主要原因。　　

重庆市预防接种异常反应调查诊断专家组撰写的诊断报告采纳了这一结论，并在排除过敏性休克和疫苗注射部位感染后，断定死亡与接种无关。　　

胡氏夫妇不能接受这个说法。他们不明白，孩子原本健康，缘何突然胃部穿孔出血？又为何会出现凝血异常？联想到李玮翔、张钰佳的血小板低下状况，他们要求中国疾控中心副主任梁晓峰解释原因，后者未能给出回答。　　

胡永彬透露，自己多次联系梁晓峰，最后惊动了卫生部部长陈竺，“陈部长找了重庆，市里才给了6万元人道补偿，而且要签协议，保证不再上诉。”　　

事实上，这个条款有些多余。按照问答手册，即使胡永彬对诊断报告不服，也只能向重庆市医学会申请鉴定，作为最终结论；医学会与组织专家组的省级疾控机构属同一系统，这样的体制设定，让夫妻俩被多位律师拒绝。　　

回到广州，坐在白云区一间月租400元的旧屋里，想起儿子的死，两人还会流泪，“打疫苗本来是孩子的福利，现在怎么成了伤痛呢？”　　

等待“办法”　　

跟胡氏夫妇比起来，安徽芜湖的张林与北京的陈军(化名)似乎要幸运些。像他俩这样在专家组调查诊断中获得进展的，在众多疫苗问题家庭中少之又少。　　

去年9月11日，张钰佳被妈妈带去芜湖市镜湖区吉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接种，当晚就开始发烧。23日，张林带儿子去芜湖中医院检查时，一度以为机器出了故障：儿子的血小板仅39个单位———正常值应在100到300之间，低于50就易内出血，低于20则易颅内出血。　　

孩子次日入住芜湖市第一人民医院时，血小板已跌至15个单位。临床诊断为血小板减少性紫癜，是列入问答手册的异常反应之一，发生率约为30/100万剂次。　　

和钰佳一样，陈军的儿子成成(化名)被送入医院时也宣告病危。医生判定他得了4种病：急性波散性脑脊髓炎、疱疹病毒感染、中度贫血和吸入性肺炎。脑病同样列入了问答手册，发生率小于1/100万剂次。　　

他们奔走。经过芜湖市、北京市的专家组调查诊断，他们都获得了相似的结论：不能排除是麻疹疫苗引起的异常反应。　　

话虽含蓄，在张林看来，却已是疫苗问题家庭获得的最有力证词。王月丹赞同张林的看法，“‘不排除’，是最有利于患者的话了。写不写偶合，很多时候是良心判定。从科学角度而言，没有绝对的事，如果专家内心不想认定，有一万条理由说它与疫苗无关，所谓不排除，其实就是肯定了。”　　

持着这柄“尚方宝剑”，维权的路却非一帆风顺。　　

5月11日，张林又出现在芜湖市卫生局的办公室里。对于如何进入市政府大楼这座宏伟的建筑，他已驾轻就熟，办公室里的人对他也毫不陌生，随意地招呼，“来了啊？今天领导不在。”　　

接下来的对话，对张林来说再熟悉不过。他又一次从省卫生厅获得建议，“再找芜湖商量商量”；这边则重复着，“财政上拿钱很难，程序非常复杂，两个局长开了两次协调会了，这种钱从来没有支出过。”　　

又是奔走。张林几乎每星期都去一次省厅，一个月下来，省厅的一位局长终于答应给市里下个文件，要求为孩子会诊、看病，协商补偿；可到了市里，依旧无法解决，倒是出具了新一份的诊断结论，确定孩子的病是预防接种异常反应。　　

在省市的互相推诿中，张林似乎觅得了一线希望，但又卡在了新问题上———省卫生厅表示，要等安徽省出台预防接种异常反应补偿办法，才好计算补偿。记者查询发现，安徽省2009年就制定了《安徽省预防接种异常反应补偿办法(草案)》，并赴京征求专家意见，但此后再无消息。　　

陈军在北京也得到了一样的回复——— 补偿办法还在公示，建议等着。　　

还是奔走。张林先后拿到了13万元补偿，相比30余万元的花销，这个数字无法令他满意，他还打算上北京。陈军则与卫生部门达成一致：参照脊髓灰质炎疫苗异常反应的条款协商补偿。距离事情的完满解决尚远，他们都还需奔走与等待。　　

只剩信念　　

奔走与等待，是让李贵宾绝望的词。　　

为省钱而取消了家里的宽带后，他只是偶尔跟张林通个电话。“他比我会钻”，听说张林的进展后，李贵宾赞赏地说，再琢磨一会，又补充道，“他的经济状况也比我稍强点。”　　

濒临崩溃的经济已让他无暇奔走。一家三口所住的是姐姐家的房子，位于哈尔滨城市边缘的一处陈旧小区，楼道的墙都已斑驳。早先联络多的时候，他还会劝张林，少给孩子用激素。现在，张林一边减少激素用量，一边用上了每月三四千元的中药，李贵宾则刚换了医生，把每周400元的药方换成了每周100元的药方。　　

毕竟，张林原是公司的管理层，欠下15万的外债，还能勉强周转；李贵宾原本干的是铁艺，还指望着妻子新开张的发廊能挣点钱，可儿子李玮翔的血小板减少性紫癜时刻离不了人，妻子只能转手发廊，全职照看，李贵宾每天打零工挣百来块，成了家庭全部收入。　　

“我打过几次电话，区疾控的人说不是疫苗引起的，我让给证明，他们说可以花万把块去鉴定，我哪有那个钱？”李贵宾无奈，“我有心想去找，但也必须生活，现在一天不干活，孩子的药费就可能续不上。”　　

事实上，当南都记者走访道里区、哈尔滨市两级疾控部门时，工作人员尚对李贵宾家的事一无所知。　　

河南新乡农民张兆华能理解李贵宾的心情。家里的饭桌上，除了馒头、稀饭、咸菜，已难看到其他菜，两个儿子性格迥异，小儿子调皮捣蛋，大儿子张俊龙才12岁，已经开始唉声叹气。去年9月15日，他从操场上被同学喊去打针时，父母甚至都没听说过强化免疫活动。　　

“他是重型再生障碍性贫血，很麻烦，不好治愈，发病的原因很复杂，跟疫苗之间的关系在理论上讲得通，但没法确定”，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的徐学聚医生说。　　

鼻眉之间鼓起的包记录着孩子曾遭的罪。最低时，血小板只剩下几个单位，护士只能使劲往他鼻子里塞棉花，去阻挡止不住的血，以至于棉花把鼻腔摁坏，还伸到了嘴里。接下来的日子，一边治着再障，一边还数次住院，治疗流脓的鼻子。　　

“不敢找医院理论鼻子的事，怕他们一生气，不管治再障了”，老张坦承心情，“县里不承认是疫苗引起的，又没钱做鉴定。能借的钱都借完了。”　　

张林的隐忧也未除，“担心血小板减少性紫癜转成再生障碍性贫血，山东临清的孙海明女儿就是这样，手部还坏死了，所以要想办法，尽快把病治好。”　　

然而，无论张林、张兆华，还是李贵宾、陈军，都已债务满身，步履艰难。治疗拖垮了这些疫苗问题家庭，支撑他们的，或许只剩下信念。“我和爱人有这么个信念，只要孩子在身边，失去一切、花多少钱，我都认了”，李贵宾说。　　

回望与反思　　

“风险再小，也没有必要搞这件事”，这些认定、未认定的异常反应案例，就是王月丹所说的风险。　　

他解释说，“风险是个群体性概念，麻疹有风险，接种也有风险，希望通过这次强化免疫能让公众明白，选择比评价疫苗本身是否安全更加重要。”　　

陶黎纳将强化免疫定义为“一种粗放的、一刀切式的公共卫生策略”。据他介绍，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的预防接种工作基础薄弱，人群麻疹疫苗接种率普遍不高且缺乏书面接种记录证明，“对人群进行书面接种记录验证后对无接种史者进行接种在操作上反而显得繁琐，无论接种史都接种1剂麻疹疫苗有利于简化接种流程和迅速提高该人群的麻疹免疫力。因此，麻疹强免只是在特定背景条件下的一种公共卫生行动，且只应该用一次，之后应该靠常规接种工作保持人群的免疫力。”　　

上世纪80年代，中国着手建立起了一整套的免疫规划，去年参加强化免疫的孩子大都持有疫苗接种卡，上边详细记录了他们的疫苗接种次数，在王月丹看来，继续采取这种不问接种史的公共卫生行动就显得不合时宜。　　

然而，即使他们早在去年9月初就发表这些观点，仍未改变强化免疫的执行。　　

“就好比一艘航空母舰出海了，再想要它回来就需要非常大的力量———箭在弦上，近亿支疫苗都制造好了，难道要浪费1.53亿的投资？要改变院士这一级的那些预防医学专家的观点是很难的，他们担心传染病，却忽略了疫苗本身的风险”，王月丹说，“其实，不需要的地方宁可浪费。”　　

在他看来，在大部分地区没有麻疹流行的情况下，首先不应采取这种过激决策，真的要执行时，也应检测血清阳性率，看孩子们拥有抗体的比率，“花钱检测比直接打疫苗保险，现在决策时应该有这种以人为本的思路，毕竟不是刚解放的时候了，当时传染病比血小板减少性紫癜的威胁大，应该抛弃那种温饱型想法了。”　　

陶黎纳则认为，血清学检测各方面成本较高，更科学、节约的做法是根据接种证查漏补种。　　

卫生部门并未采纳这些意见，仍按原有方案实施了强化免疫。在今年1月的全国卫生工作会上，卫生部部长陈竺称，包括去年9月这一次在内，2010年全国范围完成1.02亿人次(有专家估计，去年9月的强化免疫实际接种人数在8000万左右)的麻疹疫苗强化免疫，麻疹发病率较上年同期下降25.8%。　　

然而，强化免疫的效果并不全都这么喜人。一位疾控部门工作人员告诉南都记者，去年的这轮强化免疫对免疫规划工作打击重大，“主要是对医务人员工作积极性的打击，工作量非常大，又不被某些群众理解，个人也未增加收益。医务人员工作热情下降，影响工作质量，接种率低，疫情升高，(同时还要)开展其他补充免疫、查漏补种等大量工作，这是恶性循环。”　　

尽管有这些负面效应，她依旧相信，全国统一时间开展强化免疫是有必要的，“有过接种史，也有可能免疫失败的。或者某些由于个体原因，抗体下降得比较快，即持久性差，所以国家出钱再次加强免疫，是好事。”　　

时隔一年，观点的交锋并未缓和，接受采访时，王月丹提醒说，反思强化免疫尚未到时候，“美国1976年有一位士兵死于猪流感，刚上台的福特总统需要树立权威，所以展开强化免疫，当时就造成13例死亡、1000多例格林巴利综合症，这件事直到2007年还有争议，所以讨论中国的强化免疫可能还需要时间。”　　

“不过，经过这一次，强化免疫在很多年之内应该都不会搞了”，王月丹说，“卫生部的工作重点是医改，而且人们的知识层面改变了，不像几十年前。”　　

记者叶飙　　

发自黑龙江、河南、北京、安徽、上海　　

麻疹疫苗被强制接种后的疫苗"病人"　　

新闻网　　发表时间：2011-09-14 09:40　　　

总理阁下：　　

一、关于全民免疫　　

　　不久以后，地球上将没有中华民族的下一代人存在。除了朝鲜和非洲几个落后国家得以幸存下来以外，西方发达国家基本上与中国有着相同的命运。而这种空前绝后的旷世纪的毁灭性的惨剧就是来自于一支小小的针剂，其灭绝性程度范围之深之广尤以中国为甚。因为中国是世界上唯一一个以国家意志的形式强行实施全民免疫的国家。　　

　　２１世纪，是人类充满幻想并且实现幻觉（新的模拟器即将进入商业阶段，人们可以在电脑中实现自己的一切梦想，再也不用回到现实世界中来）的一个世纪，同时也是人类在地球上划上句号的一个世纪，而疫苗恰好加速了人类走向灭亡的步伐。　　

自16世纪英国医生哈维发现了血液循环之后，哈维在无意中将心脏比做水泵。于是，生命机械论就此诞生。机械论帮助生物学在黑暗中找到了一盏明灯，同时也将医学引进了一条死胡同。因为，既然生命就是机器，自然就无任何神秘之处可言，任何一台机器的零部件坏了，都可以将其还原。所以在西医眼里，生命是可以掌控的。　　

但是，让医学家生物家们灰头盖脸病人丧气的是，他们的研究成果不断地获奖，在临床应用中却不断地失败。到目前为止，现代医学科学在其他自然科学的帮助下，经过整整一个世纪以上的奋斗，对于疾病的疗效，却很难再向前迈进一步。直到今天，他们还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在探索中收获甚微的医学家们从疫苗预防天花病的成功中终于看到医学的希望。　　

利用疫苗来预防疾病最早是由中国人发现的，在唐代开元年间就流传着“鼻苗种痘之法”，其后，“人痘接种术"流传到了俄国、朝鲜、土耳其、英国等地。1796年英国医生Edward在对牛奶女工长期的观察后发现，女工与病牛接触后不受天花病毒的传染，并受中国“人痘接种术"的启发，用现代科学的方法证明了接种牛痘病苗可以预防天花病。1885年法国科学家Louis发明了狂犬疫苗以后，利用疫苗来预防疾病扩大到能够引起人体致病的一切病原体领域，并且成为医学研究的主流方向之一。研究者雄心勃勃，似乎有一夜之间就可以让人类都刀枪不入的强烈愿望，并以此来误导各国政府和人民在病毒疫苗中可以看到新的神话故事。　　

自从哥白尼的《天体运行论》、伽利略的《关于托勒密和哥白尼两大世界体系的对话》、牛顿的《自然哲学之数学原理》等科学经典著作问世以后，自然科学除了医学科学（包括生命科学）、地震学以外，几乎所有的学科都在飞速地发展。唯独医学科学的发展不仅举步为艰，反而作茧自缚。我们可以有趣的发现，物理学从人体的思维系统中得到启示，建构了控制论，并且利用电子控制理论来指挥各种机械的运作，从各类家用电器的使用到核武器的发射，都已经实现了人工智能化。可是医学科学从哈维以降，将生命体比做机械，从而抛弃了人体本来就已经存在的电子控制系统，走向单一生物体研究的发展道路，人体基因一个一个的发现，也只是在生物体的框架内进行。直到今天，人体的电子控制系统部分尚未为西医学所发现。这就可以说明，西医只是发现了人体属于生物体（机械）的部分（次要部分），而没有发现人体的电子控制系统（主要部分）。之所以说电子控制系统是生命的重要部分，这是因为大多数疾病的发生和治疗都与人体电子控制系统有关。而人体电子控制系统部分恰好就是由被中国卫生部屠杀的中医发现的。并且是由一位姓名叫陈钦陞，号逸雅至人，自称陈子，从未踏进大学校门一步的民间中医发现的。假如总理和中央以及其他看到本文的人的智慧不像卫生部和现代医学研究者那么差劲的话，这几句简明扼要的话已经勾勒出为什么世界各国政府投入了那么多纳税人的血汗钱（这些钱积累起来足够买下整个世界）却被一个小小的H1N1流感吓得屁滚尿流，并且将世界人民推向了地狱之门。我想包括总理在内的中央领导层是否应该好好反躬自省，是什么原因在作祟？以至于对一门漏洞百出的医学如此地五体投地，并且放纵卫生部的刽子手向世界上唯一一件十全十美的无价之宝-中医学-下毒手。从而出现了中华民族面临灭文灭种的危机。须知面对罪犯，警察的不作为也是一种犯罪。　　

我们抛开人体电子控制系统姑且不论，或者如德国哲学家胡塞尔开创的现象学所说，把它搁置在括号。单就人体的生物体部分而论，人体自身具备有天然的免疫系统，在某种情况下机体可产生针对自身成分的自身抗体，作用与相应的组织细胞，也可造成机制的免疫病理损伤，导致自身免疫病。机制还有识别“自己”与“非己”的能力。长期多次在机体内种植病毒疫苗，机制不断的发生免疫反应来产生免疫应答，容易引起免疫疲劳而形成免疫耐受，从而不再发生抗原反应而产生抗体。此时，外来人工植入的病毒疫苗就是真正的病原体，并且不断被克隆潜伏了下来，当病毒繁殖到了一定数量以后，就会穿透人体的免疫系统，终止了机体的全身或部分运动，生命或者结束，或者残废。

各国领导人、学者和世界人民，只要从物质的沼泽中抽身出来，回顾一下西方医学一个世纪以来的真实情况，就可以发现，所谓的生理学或医学诺贝尔奖获得者的研究越来越跟临床治疗疾病无关。而昨天刚刚发现的成果尚未进入临床应用就轻而一举地被今天的发现推翻，今天的发现又被明天的发现推翻，如此循环。医学的研究纯粹是为了研究而研究，为了获奖而研究，已经完全忘记了医学的目的是为了治病救人。时代可以变，衣服可以换，而生命体是永恒不变的。一天换一种说法再加上这是真正的科学实验就唬住了那些智商不高的人。目前，已经开发的12000种药物当中，几乎占95%上的药物都是致畸致癌的，除了加重政府的财政负担和人民的生活压力以后，病人并没有因为这些新发现新发明而减轻病痛。医学研究成为了圈内少数人玩弄的游戏，加上资本的控制，医学已经一步步沦为赚钱杀人的工具。患者在求医未果的情况下，只能采用最原始的自脱自救的方法，少数人自杀，绝大多数人必须依赖毒品来减轻痛苦。美国就有上千万人因此而走上吸毒的道路，这是毒品屡禁不止的真正原因。

实行全民免疫政策其前提必须建立在对于生命之谜的完全解开之上。在对于绝大多数疾病的发病机制尚未完全阐明、只是对于生命一部分的发现情况下，就来实施全民免疫。这显然是一种凶杀，是对人民的一种极度不负责任。　　

在资本崇拜和科学崇拜的这个时代，不仅医学迷失了方向，人类社会也一样迷失了方向。　　

人体是多种病毒和细菌的唯一宿主，你只要不冒犯它们，细菌病毒也不会冒犯你，双方和平共处，自然相安无事。《黄帝内经》早就给我们提出了“精神内守，病安从生”，“正气存内，邪不可干”这样的警示。假如一个人大肠中找不到一个大肠杆菌，这个人必定是个死人。自然界的病毒何止亿万种，人类有可能将每一种病毒都制成疫苗，然后再注射到人体身上吗？死!死亡不是在今天到来，就是在明天降临！因为今天注射了新的病毒疫苗，明天被人为催生出来的变异病毒又会出现，一直循环到人类的灭绝为止。西医自从发现病毒以后，就一直盯着病毒穷追不舍。自然界的病毒并不可怕，但是人类迟早有一天会被人造的病毒疫苗消灭。例如，美国每11个妇女当中就有一个人患乳腺肿瘤，药商便不肯轻易放过这一个赚钱的机会，随之制造了大批预防乳腺癌的癌细胞病毒疫苗。据媒体报道，已有几千万妇女注射了这种疫苗，结果乳腺癌的发病率非但没有下降，反而导致这些已经注射了疫苗的妇女罹患其他癌症的机率增多。今天，中国卫生部如此不遗余力地推广所谓全民免疫，是否与美国药商如出一辙，其中不无包括某些个人或集团的利益而假借病毒来推涛作浪。　　

WHO和中国卫生部正在为包括中国人在内的世界人民修筑一条“马其诺防线”。马其诺防线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被当时的戴高乐将军痛斥为最愚蠢无知的一道战争防御线。希望WHO能看到本文，尽快做好新的战略部署，回到正确的路线上来。否则“巴黎”一旦失守，不出四个小时，整个“法国”必定完全丧失抵抗能力。人类对潜在危机的预警和掌控必须建立在对即将发生事件的已知之上，而对于未知是不具备任何防范能力的（如对大地震的预警）。科学的“求知”与“求真”精神不能成为权力和利益集团的牺牲品。西医只是对生命两条路线的一条的已知，而对于生命另一条路线却是完全的未知。以未知来对生命作出预防的承诺这本身就已经与科学“求知,求真”的精神背道而驰.西医的研究者总是一厢情愿地将疾病的发生与发展导向与自己主观愿望一致的路线上来，这本身已经不是科学而是童话。2009年流感病毒的变异就是先前对流感疫苗了滥用的结果。　　

那么，爆发全球的病毒传染病又有哪些预防和治疗的措施呢？包括对癌症在内的现代医学尚未攻克的多种疾病的预防和治疗，只有到2500年前的中国先民的智慧中去找，到陈子的脑袋里面去找；要了解人体电子控制系统的具体内容，则必须到陈子的医学力作《揭开生命之谜》一书中去找。　　

二. 我是谁　　

本人从小就听党的话，在我尚未上小学之前，就懂得了党要我做一个高尚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有益于人类的人。我在四十多年的时间中，是用生命去实践党说的每一句话。但现实给我的并非像党说的那么美好，我越是去做一个高尚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有益于人类的人，越是感觉到：这个世界为什么越来越黑呀？　　

在我上小学的时候，求知欲极强的我就被剥夺了受教育权。

一、二年级时学校基本上是不上课的，整天不是在批这个就是在斗那个。那时，在我幼小的脑袋中就开始有了这样的思想，这些都不是党要我做的，我必须在现实生活中找一个学习的榜样。黄继光、董存瑞、邱少云这些英雄我现在学不了，长大后当了解放军再说（长大后报了名，解放军不要我）；老师是臭老九，不能学（长大后真的放弃了当老师的机会）。我又不想在学校里打架和批斗老师。于是，就背着书包在街上闲，去寻找那些“高尚的人……”所谓皇天不负有心人，最后这样的人还真的让我发现了。那时的中药铺有坐堂医生，而中药铺就开在大街小巷中。，每天中药铺还没有开门的时候，就早已有些病人在那里等候。我逛过药铺的时候常常听到病人在交谈中对民间中医生的赞美声（今天无论在哪个角落，这种声音是听不到的）偶尔还看见有的病人向医生下跪，长大后我也曾经亲身经历过。对了，这不就是我要找的人吗？于是，我每天就伫立在中医生旁边看他怎样为病人看病，一直到医生回家吃饭为止。这样的日子一长了，慢慢的还真的让我看出一点门道来。就是这些让人看起来是垃圾的高超诊治技术，反而是我长大后不惜抛弃职业甚至生命去苦苦追求的东西，并且出奇制胜的治愈了好多西医尚未攻克的疾病。　　

高中毕业后，我或明学、或暗偷继承了民间医生不少独门诊治技术。这些技术在今天的中医大学里是学不到的，虽然从十八岁开始我就用这些世界上最优秀的诊治技术治好了不少被大医院拒绝收治的病人。但是因为需要面包，我先后考进了水电局、邮电局并被录取为正式职工，在邮电局工作期间还考取了北京邮电学院（今为大学）现代化邮政管理专业（大专）。又为了要实践党教育我的话中断了学业，辞去公职，跑到农村去当一名“赤脚医生”。赤脚医生在卫生部的秦桧们看来其实就是“游医”。历史上，扁鹊、华佗、李时珍就是这样伟大的游医，正是这些游医才创造世界医学史上无数的奇迹，让后人难以望其项背。其实这时候我已经开始有了自己的思想，要做一个高尚、道德、有益于人类的人首先必须是一个勇于追求真理的人。否则，就是一个面目可憎的人。我之所以在正式单位上几进几出，并非没有病家。那时候因为有不少轰动效应的例案，一段时期甚至是病人如潮，并被冠上“小小老先生”的称号，让我美滋滋地兴奋不已。对自己用智慧创造的奇迹激动、兴奋、彻夜难眠，正是成就为世界级大师的源泉和动力，但是因为在一个不适当的国家，一个不适当的时代，加上一个不适当的定位，这些像王羲之的《兰亭序》不可再创作的病例，一步一步将我引进了洛克菲勒药品帝国的阴谋和卫生部的秦桧们魔爪之中，直到今天还不能自拔。难怪鲁迅早有先见之明，中国不是没有天才，而是没有天才生长的土壤，一语中的。我多次拿着名老中医师带徒的介绍信到本地卫生部门申请行医执照未果，为了不背上“游医”、“黑医”得欲加之罪，不得不到新的单位去赚取买面包的钱。期间，我又创造了不少医学史上的奇迹，让我深深的体会到祖国传统医学的的确确是一个伟大的宝库。而这个伟大的宝库是不能用美国式的标准来证明的，并且是西方文化所不能比拟的。既然是宝库，就不应该在我们这一代人手中被灭掉，而我恰好是一个有幸（后来才发现其实是不幸）全面窥探到这个宝库秘密的人。于是在真理与面包之间，我始终如一地听党的话，选择了真理。西方哥白尼、伽利略等伟大科学家为了追求真理，不惜与教廷对抗，我为什么不能学习他们呢！　　

后来，在秦桧们比日本“三光”政策更加凶残百倍的地毯式扫荡下，民间医生被斩草除根。今天！就是在中医大学西医化的今天，中国政府无论花多大的价钱，也无法让中医起死回生、恢复到历史最好的水平。未来，中医能够与日医、韩医在同一水平线上就算是一个不错的结局。就这样，覆巢之下无完卵，风言风语也不时地灌进我的耳朵里来。我可以不要钱，但眼睛里不能揉进沙子，士可杀不可辱。我婉辞了所有病人之后一头扎进西方文化中探个究竟。从古希腊的智者派到现代的结构主义，从希波克拉底到达尔文，从生物学到医学，混沌，耗散结构等等。从中不仅牵出其实应该扔进垃圾箱的是西药而不是中医药，并且牵出了用语言所不能形容的恐怖：人类的灭亡已经不是停留在理论的探索阶段，而是已经进入了现实的实现阶段！　　

历史跟我开这个玩笑已经开出了我的承受力。为了听党的话完成小时候治病救人的愿望，反而失去了救人权、生存权等等的一系列人权。现在却被摊上了拯救地球，拯救人类的义务。用什么去救？拿什么去就？所谓顺潮流者昌，逆潮流者亡！即使这种逆潮流的思想是为了阻止人类的毁灭。我的文章只有人类的亡灵读起来才会落下那一滴迟到的辛酸泪，而活着的人只会看作是疯子说的话而扔到垃圾堆去。人生的经验告诉我，一切美好的愿望都是徒劳的。智力的强震证明了我预见的正确性。在此之前，我写了一篇一半通俗一半学术，题目为《千年奇葩，世人或将难睹异彩——给联合国各成员国暨世界人民一封公开信》的文章，近两万字；还有一篇以标准的博士论文写成，三万五千多字的纯学术论文《人类的最后一道曙光——给全世界科学家的一封公开信》，内容讲的都是有关于人类存亡的问题。公正的讲，我的文章只适宜在国外发表，可不幸的是我却是一个土生土长的中国人。通过对今天中西方学者的比较，无论是知识面或者是智商，中国学者只能是跟在西方学者后面亦步亦趋，对超越于中西方文化之上的文章，只能是以天书或疯子论来处置　　

对地震的研究必须从天体论入手，仅仅停留在对地壳运动和板块学说的层次上是不可能有所作为的。智利强震震歪了地球在天体中的位置已经是既成的事实，未来地球在天体运动过程，不外乎有两种可能：一种是偏离轨道的距离越来越大，直到失去万有引力，届时人类就能够实现“梦想”，不用宇宙飞船就可以在太空中漫步；另一种是地球不断通过地震火山爆发来调节自身在轨道中的运行速度及系统的平衡，今后像海地、中国汶川这样的大地震每年都有可能发生，这种情况是人类不能也不可以改变的。人类唯一能够做的是砸碎“梦想”，不当太空人。但像“世界熄灯一小时”这样自欺的猴子把戏是徒劳的。人类灭亡的源头来自于西方的征服文化，征服的结果是把人类给征服掉了。只有中医文化（即中华文化，两者同一，详释见《人类的最后一道曙光》）的“一阴一阳之谓道”才是人类的最后一道防御线。　　

关于本人在临床中的成功案例，可以写成几万字的学术论文，也可以写成几十万字的自传，放在这里显然不适宜，只能放到《从医30年的辛酸路》中去。现从中摘录两个案例。　　

例案一　　

邻居有个女儿出嫁15天，半夜起来小便，下床后刚迈开脚步，不料双腿一软瘫倒在地，急送本地医疗设备齐全，医疗技术最好的某大学附属医院，住院十多天，经专家多次会诊，一直查不到病源，我下班后好几次在路上听到患者的母亲在向其他的邻居们哭诉女儿的不幸。其实我第一次听到邻居在哭说女儿的患病经过时，就很敏感地作出判断，并且迅速确定治疗法则。从中医理论来说，这个病不难诊断，也不难治疗，何况是在一家有名的大医院，相信患者很快就会康复的。当时我就是这样想的。不料离听到这个消息时已经过去好多天了，病人依然卧在床上下不了地。那时候我忍不住跑到邻居的家里说：“你们女儿的病我能治！”三天过去了，邻居并没有来找我，我知道这样拖下去病人会残废的。于是又跑了过去，用较重的语气并作出承诺让他们一定要相信我。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只好姑且一试，当晚像小偷似的邻居把我领到医院。果然不出所料，诊断的结果跟我原来的估计一样，便写下了处方，三剂量，每日一剂，分煎两次服用。总理！用奇迹一词已经不足以形容这个真实故事（可访）的前因后果，如果整理为病案，中医学家们会认同从诊断到治疗的辨证论治过程，但较难认同其疗效。“神话故事”，中医学家会作如是说。三天后，父亲携同女儿到我家里来到谢，由患者亲口说，当天晚上连夜服下中药后，第二天早上醒来，原先麻木的双腿已经能够活动，下地一试，竟然可以站稳并迈开了脚步，三剂中药喝下后行走自如，就办理了出院手续，还说当时院方惘然不知所措。　　

本病乃风邪中于经络，以大秦艽汤主之即可。当然，患者的康复之所以如此迅速，其中有我的独家技术在里边。仅凭大秦艽汤，无论是已故的还是在世的中医学家，对于本病的治疗都不可能有如此迅速的效果。当时见病人舌苔如同一堆淤泥，极其罕见，便信手加了两味中药，正是因为这两味中药，才起到了画龙点睛的作用。我在下面《中医之死》一节中将中医分为哲学性、自然科学性和艺术性三个部分，这个例案就是巧妙地体现了中医的艺术性部分。中风一症，有中于血脉者，有中于经络者；中于血脉者即西医之脑栓塞、脑出血等症，一般CT或核磁共振可查出；中于经络者即仪器所不能及也，因为西医尚未发现人体经络，自然是无从下手　　

事后我在对这个案例作病理分析时有一个令我十分惶恐的发现，并将自己埋葬到做学问中来。　　

“天才！这是百年一遇的医学奇才，这笔财富不是属于我的，是属于中华民族的，是属于全人类的，我不应该独自拥有！“这就是我前面所说的对自己的不适当定位。　　

例案二　　

一婴儿出生4个月后突发癫痫病，从此落下了病根，以后几乎天天发作，甚时一天发作数次。跑遍了本地各医院，多方治疗无效，病情日趋加剧，转求广州中山医科大学就医，患者有一亲戚是中山医教授，患儿就是由他召唤前来就医的。。入院后经脑专家多次会诊并达成一致意见，告知家属，本病需长期服药，只能控制病情，不可能痊愈。病家不得不抱着大包小包的一大堆药回家。全家人从此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没有一个晚上可以睡得安稳。　　

一天，病人的亲戚在路上偶然听到有人擅治羊角风病（即癫痫），便如获至宝，从说着口中求得我的地址。这里补充说明一下，直到今天，绝大多数病人都不知道我究竟擅长治疗的是什么病。中风康复者说我擅治中风病，骨生增生康复者说我擅治骨质增生病，乳腺肿瘤、甲状腺肿瘤等肿瘤消失者说我擅治肿瘤病，感冒者说我擅治感冒病（因一剂见效，有的病人径直呼我“陈一帖”）等等举不胜举。接前话题，第二天一早，病儿就由家长带到我家里来。还没等家长开口介绍儿子的病情，我先说“孩子这种情况显然以病发多时，服药过量，药物毒副作用已经呈现，小孩两眼发直，说明出现脑瘫症状，原发病大有可能是癫痫，不好治，没把握，最好还是到别处去另找高明。”家长听我这么说，不仅不离开，反而坚持不走，一直到我答应试试看为止。　　

我对病人有一条严格的规定，任谁都不能打破的，这条规定就是在我治病期间，必须只服用中药，绝对不能用西药，凡是用过西药的必须马上停止，若有被我察觉一边服用中药，一边用西药者，立即中止治疗，病人对我这条规定基本上都是心服口服，说白了，就是服我的药方灵，方可镇得住，不灵的话，病人肯定将这条规定当屁放。可是，当其时那个病儿的确非常严重并且很特殊，因服用西药长达7个月之久，又由于发作次数频繁而加大用药剂量，对西药已经有了依赖心，同时西药的毒副作用也呈现了出来。最难的一关是中药治疗本病在现代学术界已有共识，就是不能骤停西药，只能在用中药治疗的过程中缓慢减持西药剂量，否则后果不堪设想。经过一番冷静而又激烈的思想斗争以后，依以往经验，相信古人并不欺我。于是，做出了一个至今每每回想都激动不已的决定，叮嘱家长从现在起必须停止服用一切西药（反之，此消彼长，治愈的可能性几乎为零）并且做好熬过4—7天危险期的思想准备。家长余话没说，一口只是连说了几个好字，原来家长早已风闻我那些多少有点传奇色彩的杏林故事。第一次我开了4副中药。每天一副服用。第二次来诊时小孩家长告知，回家后调请亲戚多人轮番照看孩子，小孩整整闹了三天三夜，第4副要还未服用，孩子就已经平静下来，现在不再发作。到今天为止，小孩已经长成了一个19岁的准大学生了，癫痫病一直从未复发。此后，按照我的要求不间断用药继续治疗一年，见康复良好而停药。　　

几经曲折，故事并没有到此结束。几年后，家长来访时告知，，那位在中山医科大学当教授的亲戚听说小孩的病已告痊愈后，几天几夜吃不好睡不香。教授说，打死他也不相信这已成事实是真的，癫痫是西医尚未攻克的疾病之一，我们这里的专家教授好歹也是国内一流的，我们不能治的病，怎么可能被一位不具备行医资格（陈子案，恶法的产物）的民间中医治好了？不可能！不可能！不可能！家长接着陈述，教授连叫几声“不可能”之后解释说，就他所接触过的老师、同学和同事都认为中医是落后的，不科学的，包括党和政府也是这样认为的，不然的话就不会天天喊着“中医要现代化”，要求中医人员要学习国外的先进技术和先进经验，不要固步自封，要与国际接轨；还下达了要将民间中医赶尽杀绝的命令。不是他不相信，而是无法相信。还捎话来问我用的是什么药，又是怎么做到的？并要求家长务必带孩子到广州复查。当时我是这样回答的：“关于用药则无可奉告，至于怎样做到的，只要站在巨人的肩膀上（牛顿语），再加上一颗全心全意为病人服务的心，就没有什么病不能治的，西医好多目前尚未突破的疾病，其实都在我的笑谈中、弹指间迎刃而解。”后来家长回复，他带孩子到广州复查后一切正常，亲戚无话可说，又听了我捎去的一番话后决定前来拜访。不聊天有不测风云，事情有了戏剧性变化，教授已经做好了到汕头的准备，临走时突感肝区不适，一查，肝癌晚期，三个月后死亡。教授的死，既是他个人的不幸，也是我的不幸，或许也是全国人民乃至世界人民的不幸。假如教授不是成见太深，勇敢地踏出那足以改写医学史的一步，一切不幸都将不复存在。那时，我治疗晚肝已经有了成活7年的例案（不开刀，不化疗放疗，纯中药治疗）。在后来还整理成为一整套以“预防、截留、延长生存期、治愈”四个方面来降低今天的第一杀手（癌症）的死亡率，并在《人类的最后一道曙光》一文中向WHO推荐的方案。假如WHO能够采纳我的建议，癌症每年的近1000万死亡人数将在10年后降至100万/每年人以下。美国药品帝国将会每年失去百亿以上的收入，他们自然会无所不用其极胁迫WHO断绝一切可能采纳这个方案的苗头。　　

马克思曾经这样说过：“科学绝不是一种自私自利的享乐，有幸能致力于科学研究的人，首先应该拿自己的学识为人民服务。”尽管现代科学已经不像近代科学那样的纯洁；尽管科学概念因为延伸到了人类社会一切学科的领域而泛滥，并与资本狼狈为奸、投桃报李，已经蜕变为毁灭人类的一只怪兽，尽管马克思对人类最大的贡献是对资本的揭露，最大的败笔却是将哲学做成科学——世界是物质的，人也是物质的，人类就此便失去了灵魂，而失去灵魂的人类是不可能在地球上长久地生存下去的。但我还是愿意如马克思所说，将自己的智慧与总理和中央分享。　　

中国先秦时期留下了很多散见于“诸子书籍中的寓言和故事，今天一般的学生都可以读到。但是作为国家领导人就不能像普通人一样将这些故事寓言当作寓言故事来读，而是应该视为智慧来探究来思索。特别是处在知识“大爆炸”的这个时代，几乎每隔三天就会涌现出一门新学科来，这些新学科并不是为了学问而研究，而是冲着利益来的，既然是利益，这些新兴的学科就不可能也不甘心整天躲在象牙塔间做学问，它们会向各个国家的利益部门渗透，只有权力才能捞到更多的钱。反过来，金钱是一切权力的溶解剂。人民的权力高于一切那只不过是为了愚弄人民安抚民心而说的，在这个资本控制的时代，人民就是愚民加难民。今天，人类历史抛给中国一个绣球，也是一个带刺的绣球。接还是不接？残酷的现实已经不允许中国人继续韬光养晦，毛泽东生前曾经说过“要解放全人类”，解放是要靠武力的，在核武的时代，“解放”等于“消灭”，即使是和平解放也是一种霸道的说法。因此，“解放”是行不通的。这就要换为“拯救全人类”这样一种说法。拯救全人类其实包括“拯救”中国在内，“拯救”依靠的是文化。胡适曾说过，只有中国人幸运的同时脚踏中西两大世界上最优秀的文化体系，假如中国人在50年内走不出一个世界级的大思想家，中华民族就有愧对这个时代。　　

胡适的话说得再清楚不过。人类末日的源头就来自于西方，西方人拯救不了西方人，更不可能拯救中国人；而中国人也拯救不了中国人，在世界一体化的时代，中国人只有“拯救全人类”才能获得生机，并藉此领导全球。可怕的现实却是，中国人在取得反封建、反侵略的胜利中，留下了整整半个世纪的文化真空，而中国的下一代领导人就是在这一片真空地带中成长起来的。文凭不等于文化，学位职称不等于智慧。中国所能抓住的，以及历史所赋予的，两者却如此地悬殊与相背。说白了，人是中国的，文化是西方的，并且是二三流的西方文化。可见，中国的这一代领导人必须接受比毛周时期更加严峻的挑战和更加深重的担子。面对多如牛毛的新学科，任何英明的领导人都不可能通晓的，这就容易给阴谋家野心家们留下可乘之机，不知不觉的成为他们的靠背与帮凶。显然，依靠技术型的领导人只能不是被这些学科压死，就是被炸死。这就需要智慧型的领导人，才能区分哪些是“香花”，那些是“毒草”，不然，香花毒草一块吞下去，毒死的就不是一个人的问题，而是整个中华民族的问题，智慧型的领导人就必须具备宋代思想家朱熹所说的“不在乎事事物物之实理，而特以洞见全体为功”（《朱子语类》），而要做到这一标准，就必须到中国先秦思想家的智慧中去找，毛周这一代领导人就是这样做的，　　

举一个再熟悉不过的“伯乐相马”的故事为例，一般人只是到了“千里马常有，伯乐不常有”这个层面上就不会在往深处去想。但是，在《淮南子·道应训》篇中讲的故事所折射的智慧却非如此地简单。九方堙甚至分不清马的颜色是黄的还是黑的，性别是公马还是母马，但他相中的却是一匹天下独一无二的千里马。而那些能够分辨马的颜色、雌雄的相马师，却不能找到一匹千里马。九方堙奇异的才能就如伯乐所说的“若堙之所观者，天机也。得其精而忘其粗，在其內而忘其外，见其所见而不见其所不见，视其所视而遗其所不视。若彼之所相者，乃有贵乎马者。”中医与西医的差别就在于此，中医是“九方堙”，而西医却只是会分清颜色、雌雄的普通相马师。例案一已经清楚地点明了这一真谛。中国先民们这些故事寓言妙就妙在他不会教你分清对与错，但是有思想的人，只要读了先民所留下的智慧，就会不然而然地明白了自己该怎么做。　　

美国的金融衍生品还在中国继续诈钱，志在必得的基因工程又再一次在考验中央领导层的智慧。今天，赔本的学科已经不是第一流的人才在做，第一流的人才都挤向那些可以获得高额回报的所谓创新科技项目，而那些所谓的高科技最终大多数都会衍变成杀人不见血的武器。依靠这些研究，能够把中华民族的根留住就已经是不幸中的万幸了，更不用企盼从中能够走出一位世界级的大师来。事实已经摆在面前，如果说1840年的鸦片战争是西方开始了对中华民族灭文灭种的布局，那么，H1N1流感疫苗等全民免疫政策以及其他难以一一列举的因素标志着灭文灭种已经进入了收宫阶段，而这一阶段是由中国的洋奴们服服帖帖为他们的主子完成。上个世纪美国的杜勒斯早已扬言，消灭中国的希望就寄托在第二、第三代中国人的身上，现在已经被他料到，说明当时美国人对中国下一代人的教育文化、心理素质了如指掌，而中央恰恰缺失了这些智慧。古希腊亚历山大大帝不能做到的事，中国人却做到了，一个多么“伟大的创举”啊。　　

总理肯定不是第一个看到本文的人，希望第一个看到本文的人是一个有中国心的中国人，而不是美国心黄皮肤的人，为了你的孩子，为了你的家人，也包括为了你自己，速将本文呈交总理，好让中央尽快停止实施全民免疫，缩小受害范围。这其中的利害关系不是总理一个人的事，也不仅仅是中央领导层的事，而是关系到中华民族的生死存亡，是每一个有一颗中国心的中国人的共同责任。　　

假如总理所说的“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这句话并非言不由衷的话，那么，在这里，我想中央和全国人民做出庄严的承诺，只要陈子活着，病毒的任何变异都不可能逃过“他”的三指大关。千万不要被卫生部的美国爪牙们所蒙骗，被美国药品帝国牵着鼻子走，将中华民族拖进世界性灾难中去，不要忘了，20世纪初夺走西方5000万条生命的“西班牙流感”之所以没有波及中国，就是因为有国医在这边护着。　　

为了证明真理究竟宠爱东方还是西方，何妨由中央牵头，举办一次“世界中西医临床疗效擂台大战赛”，具体事项见下文《中医之死》。　　

先秦三大圣人之一墨子说过，“国无士则国必亡”（见《墨子·亲士》），希望中央不要忽视中华民族仅存的一位“士”用生命铸就的血泪之言，给中华民族留下一线生机，给自己留下一线生机，也给你们的子孙留下一线生机。　　

在从医30年的风风雨雨当中，我始终感觉到有一只黑手在操纵者中医的命运。太不正常了，这不是一种正常思维的社会现象，好像是一个怪圈、一个魔窟。一方面是世界上最优秀诊疗技术的医学奇才，却被剥夺了行医资格；一方面是大量的正在备受病痛折磨的病人上当受骗（国家批准的合法骗子）因得不到正确治疗而致残致死。一方面是大量的最新学术思想论文和著作不能刊登；一方面是每况日下的学术论文充斥各种学术期刊。一方面是世界上疗效最佳价格便宜的药物，病人却只能望洋兴叹；一方面是价格昂贵致畸致癌的药物泛滥市场，病人别无选择只能饮鸩止渴。是不是党的话说错了？在苦思未果的情况下，不禁回想起当我选择献身于中医时，那些饱含泪水的民间老师的苦劝，“你有大好的前途，跟我们不一样，我们是因为受父辈的嘱托，一定要守住祖宗的文脉。民间中医的生存环境极端地恶劣，我们早就不想干了，你不要掺合进来，你斗不过他们的（指卫生部的卖国贼）。”当初我暗地里还笑老师们的无知，“中医是国宝！既然是国宝，只要是中国人，都会爱护它、关心它，保护它，怎么可以用一个”斗“字来概括呢？因为中医本身内在的无穷魅力，现在世界人民也开始喜欢它。”因为回忆并没有让我找到答案，便一头扎进儒家文化、道家文化和佛家文化中去寻求灵魂上的解脱。最后，我决定离开这个是非难辨的世界，因为我不能靠妻子这位高尚的临时女工每月一千块的工资来养活一家三口。走了一个，就等于减轻了妻子三分之一的负担。　　

后来看到《挽救中国》（吕嘉戈编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这本书，我才恍然大悟，不仅我这个当代医学奇才在未降世之前的命运就早已牢牢地掌控在美国人的手中，就是整个中华民族，包括中央领导层的每一项决策，都已经落入了美国资本的阴谋算计之中。太可怕了！太可悲了！日后，当“日医”、“韩医”全面超越中医时，华夏的子孙后代会清算这一段不亚于鸦片战争的耻辱史。希望从中央到全国人民好好地读一读这本书，然后每个人都要反思反思，一个失去本土文化的民族是没有资格代表中华民族的！今天的中国人是变得更加聪明了，还是已经进化到了用脚来代替脑袋？就是在昨天，世界上最优秀的医学不是在美国，不是在俄罗斯，也不是在中国的各大研究机构、中西医大学。而是依然还在中国的民间。现在在世的中医学家也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因为只有扎根到中医文化的深层并在那里发芽、成长，才能洞见中医文化的真髓。大家可以看到今日的中医已经面目全非，不男不女，不伦不类。想要从试管中和小白兔身上发明“季德胜蛇药”、“云南白药”这样的特效药那是在白日做梦，是在浪费老百姓的血汗钱。不然的话，周恩来就不会以共和国第一任总理的身份将季德胜、云南白药的创始人这些几乎是目不识丁的民间中医请进中南海。反而，今天的中央领导人又干了些什么？像毫无疗效的“雷公藤片”、“昆明山海棠片”就是试管和小白兔的产物，而“麻黄素”“刺五加片”等更是滑向了致畸致死的西药一边，然后将这些莫须有的罪名扣在了中医头上。病人的生命与财产——冤啊！本人就是因为看透了其中的奥妙，才无怨无悔的葬身于中医文化这一块被中国人抛弃、却受外国人追捧的是非之地。　　

2009年爆发全球性的HINI流感，在随后而来的HINI流感疫苗让我发现了免疫疗法的漏洞。从小就一直挥之不去的党的话又在我的耳边响起，我不能这样不明不白的成为美国人的牺牲品，中华民族不能这样无声无息地成为卫生部的美国爪牙们的垫脚石而消失在世界民族之林。中华民族不能没有我，世界人民不能失去我，于是，又重新拿起笔来。　　

现在向中央提出一个问题：为什么“做一个高尚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有益于人类的人。”经过本人四十几年实践的结果得到的会是失去做人的尊严？为了维护自己做人的尊严和圣洁的灵魂不被这个病垢的社会所玷污，以至于我不得不效法嵇康、陶潜做起现代隐士来。　　

现在向中央提出一个要求：要么让我站到中医大学的讲台上，用我30年来在临床上屡克各种疑难杂病所积累的独步世界医林之学术经验和临床经验作为活教材，让那些已经毕业的或是在校的中医师生们将扔进垃圾箱的国医重新捡回来，重塑国医的辉煌，并让这些国医的徒子徒孙们像西方的传教士，马克思主义的传播者一样，将中医文化传播到世界的每一个角落。　　

要么给我一颗子弹，我宁愿活在扁鹊、华佗那个时代被砍下头来而流芳千古，也不愿在“报国无门，救人无路”的今天苟且偷生。在我选择从事中医这条路时，就已经下定决心，假如探求的结果证明中医是块美玉，那么我愿意被刖（砍）去双脚来守护它，保住中华民族最后仅存的一块“和氏之璧”，一直到贤明的文王出现。既然文王已不可再现，那就把我的命拿去吧！　　

我生于1962年，活了48个春秋，依照《黄帝内经·上古天真论》说的“上古之人，其知道者，法于阴阳，和于术数，食饮有节，起居有常，不妄作劳，故能形与神俱，而尽终其天年，度百岁乃去。”为标准，作为一个知“道”者，活到一百岁是一件普通不过的事。只要中央答应的是第一种要求，那么，我已经做好了几百万字的写作计划，同时培养出一大批像秦伯未、蒲辅周这样的中医大家。同时我也做好了第二种要求的思想准备。　　

在研究未果的情况下，西方有识之士已经开始将医学研究的重心转移到中医理论上来，各国政府也纷纷投入巨资，早已处心积虑的美国药商更是不甘人后，一口就要吞下中医药这块大蛋糕。现在他们尚且不知道被中国政府打散的民间中医才能远胜于我的大有人在，假如有朝一日美国药商将这些不可再生的人才资源揽于麾下，西方人就会在一边等着看中国的笑话，与忘记自己祖宗是谁的华裔物理学家不同的是，爱国科学家钱学森生前曾说过，21世纪世界的主流医学是中医学而不是西医学。以我个人从医30年的实践体会和世界医学的现实情况，证明了钱教授的卓见是有前瞻性和正确性，亡羊补牢，犹未晚矣！中央准备好了吗？　　

三．中医之死　　

谨以本文献给　　

华夏先民们，是你们无与伦比的智慧让我们子子孙孙心甘情愿，即使粉身碎骨也无怨无悔地葬身到你们那些可与日月争辉的智慧中来，为的是要将这些无与伦比的智慧一代一代的传承下去。　　

献给在第一、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中为抢救工农红军、八路军、新四军、解放军的伤病员而显出聪明和生命的民间中医生，今日共产党的天下其实有一半是你们用生命和鲜血铸就的。　　

献给为了继承父辈们的几张破纸甘愿受尽当代秦桧的凌辱却依然坚贞不屈的民间中医生，因为只有你们知道，这几张破纸中埋葬的是“中华文明”的最后一点文脉，一旦最后这一点文脉被国家强盗切断了，将标志着中华民族在人类社会已不复存在。　　

献给已故的父亲和健在的母亲，因为您俩给了我生命，从您俩孤苦无助的眼睛中我读到了中国老百姓的艰辛与无奈，是你们那一双双善良的眼睛给中华民族留下了一线希望。　　

献给美丽且有蒙娜丽莎胸怀的妻子，正是你那无私的奉献才铸就了新一代的“中华魂”。在我穷困潦倒衣食无靠而劝你离开我时，你却异常平静地说：“天，生下你是来救人的；天，生下我是来救你的。”这样，一位临时女工义无反顾地用她纤弱的双手撑起了这个家，撑起了中华民族的希望，撑起了世界的未来。“这是新时代的的‘秋瑾’！”我突然大彻大悟，一代接一代不灭的“中华魂”就是由这些平凡而又无私的中华儿女铸就的。在“礼崩乐坏”的时代，逆流而上，我又扬起了“以匡扶天下为己任”的风帆。　　

在这里，向我的病人以及关心我爱护我的人致以深深的歉意，为了中医文化和中华民族的繁衍，我别无选择，等我用血肉之躯将那些花岗岩脑袋砸开一道裂缝来，再来报答你们的恩情。　　

据美国明道校长，1988年获美国总统里根特赠荣誉奖并聘为总统府顾问的美籍华裔知名学者和名医张绪通披露，美国人Han Ruesch在颇具影响力的《医学成就》（《Medieal Achieves》2004年9月份）杂志写了一篇题为《洛克菲勒药品帝国的真相》（The Truth about the Rockefeller Drug Empize）揭露，早在1927年，美国洛克菲勒药品帝国对中国庞大的药品市场就已垂涎三尺，但是唯一挡住他们财路的是有数千年历史的“有效、安全、廉价”的中医药。总理！只要翻开美国的整部发展史，只要是值得美国人下赌注的地方，全世界没有一个角落能够逃得过美国人的设计。以毛泽东、周恩来的智慧与美国人周旋，尚且讨不到任何便宜，其他人更是如同笼中小鸡，任他玩耍。无论是一袋垃圾，或者是一包毒药，只要贴上美国高科技的标签，在中国就可以畅通无阻（内外勾结，法律法规形同虚设）。阴险奸诈的洛克菲勒心知肚明，正面交锋西医根本不是中医的对手。于是，洛克菲勒家族便炮制了“以华治华”的阴谋，以基金会的名义在华投资了四千五百万美元设立中国医药基金会和北京协和医院。　　

医学院校被告知，如果想要从洛克菲勒慷慨的赠与中得到好处，必须使五万万中国人民信服地把赤脚医生经过多少世纪检验的“安全、有效、廉价”的中草药扔到垃圾箱里，让中国人民赞成美国制造的昂贵的有致畸、致癌作用的“神”药，当这些药致命的毒副作用再也掩盖不住的时候，则不断地需要使用新药来代替；如果中国人不能通过大规模的动物实验来“验证”他们古老的针灸和中草药的有效性，就不能有任何“科学价值”。西医对中华民族几千年来通过数亿万条生命来证明中医药的有效性是漠不关心的。该文还讥笑说，中国的某些学者、地方和部门的官员很贱，仅用很少的钱就能让他们忘记祖宗，懵懵懂懂的就出卖了中国最宝贵的民族文化知识遗产，心甘情愿地为洋主子效劳。（详细内容见《挽救中医》）　　

在主子的授意下，一些有奶便是娘，天生就有软骨基因的中国洋奴，将美国主子灭绝中华民族的阴谋视同圣旨。出生于协和医院的余云岫、刘恒瑞等人变丧心病狂地展开对中医长达数十年的攻击与摧残。那时，“新文化运动”的兴起刚好成为美国主子和中国洋奴实施阴谋的大舞台，标新立异实则井底之蛙的时代文人与卖国贼各有需求，遥相呼应并汇成了一股消灭中医的强大力量，其遗毒足足影响了中国人民将近一个世纪。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代领导人毛泽东、周恩来虽然曾经对中医注入了新的活力。但是，改革开放以后，新的领导人忙着搞经济和当消防员，已经无暇顾及中医的存亡。这里并不排除喝着新文化运动文人的奶水长大的新领导人对中医的“鸡肋”心态，中央领导人对中医这种暧昧的态度正好中了卫生部的新洋奴们的下怀。最后，中医还是难逃一劫，被新洋奴和留美海归派举起凶残的一刀，刺中心脏而一命呜呼。　　

中央领导所犯的错误是将中医这一块嫩肉长时期置于卫生部西医虎狼之口的管辖之下，客观上造成了西医管中医，美国人管中国人的局面。曾经有人说，中国台湾和大陆分别是美国的第五十二、第五十三个州。州长先生大老爷们，这种说法并非空穴来风。在失去独立行政权，生存在只有经济效益而没有社会效益的时代，中医不死才怪！　　

同为炎黄子孙，请问总理和中央了解了中医今日被消灭在中国本土的根源竟是来自于美国，但真正动手置中医于死地的却是中国人的败类，而不是美国人。知道了这些历史真相之后，中央又有何感想。我想，对于中西医的优劣异同的纷争只有我这位同时脚踏中西文化、中西医学的人才最具发言权。其实，正统的西医对世界各民族的医学并无反感，大家所熟悉的现代科学史家，英国皇家科学院院士李约瑟甚至认为中华文化和传统医学的深奥并且离真理更近等优势在西方文化（包括古希腊文化）和西方医学之上；现代中国西医界的泰斗之一邝安堃，回国之前，他的老师就特别郑重的告知：回国后要好好学习中医学，里面有很多值得吸收的宝贵内容，希望邝氏加倍努力研究中医学，邝安堃回国后并没有辜负乃师的期望，利用中药方“金匮肾气汤”治疗肾阳虚寒型肾炎在临床上取得成绩。但是，人类共同的悲哀在于贪婪，因为贪婪才能为资本的罪恶扫清一切障碍。于是，在资本控制下的余云岫们完全失去了人的本性，务必将中医置之死地而后快。本来，中国人只要将这些人当作疯狗，今天就不用花上数十万上百万的冤枉钱，倾家荡产之后最终还得把命搭上。中医学是一个独立的医学体系，是一门独立的传统学科，学术上的争鸣必须在中医的框架内进行，而临床的疗效则必须由人民来检验。西医学和文学攻击中医学就跟物理学化学攻击艺术一样不可理喻，可是这些不可理喻的谎言竟然有人信了，而且是像汪精卫、蒋介石这样的国家首脑信了，并且行使国家权力来消灭中医。答案只有一个：中国人真笨！（个别人例外）　　

举个例子就可以说明中国现代文人的无知乃至于对中华文化及中华民族所犯下的滔天罪行。鲁迅写了《药》这篇短小说，其中提到“人血馒头”治肺痨（肺结核）的故事。本来小说创作可以任意凭空想象，无可厚非。可是糟糕的出乎人伦，鲁迅的这一凭空想象竟然成为早已居心叵测的西医和文人竞相摘引的对象并用来作为攻击中医的例证。记得小时候邻居有一位“博学”的老先生，从小就患有哮喘病，一直到他死去的时候，几十年都在服用西药，有人劝他转中医试试，他就常常用“人血馒头”的故事来打发劝告的人。后来我专门就此查阅了大量的中医典籍，结果查无出处。反倒让我总结出来一套治疗肺结核的方法，应用于临床，非常有效。在肺结核病死灰复燃，死亡率居高不下；西医治疗本病束手无策的今天，只要中央请陈子出山，这套治疗肺结核病的经验就可以挽救无数条生命，WHO也不会因为肺结核病的死亡率上升而忧心忡忡。像这样的例子举多了肠子都会呕出来。　　

后来，海内外的华人自然科学家也来凑热闹，纷纷加入了消灭中医的行列中去。想想也真好笑，中国人怎么尽是些无赖加泼皮，中医招谁惹谁，这些无赖加泼皮为什么非致其于死地不可，这里已经不允许我一一反驳，只能留给其他文章来说明。　　

面对豺狼，中医学家因措手不及而处处被动挨打的原因。一方面是对西医的宽容以及没有做到全面的了解，被手术刀和“科学”两字唬住了。另一方面旧中国的中医根本就是一盘散沙，中医只是活动在民间。即使是这样，这一股民间中医也能自发组织起来反抗汪精卫伪政府消灭中医的企图。并且在缺医少药的战争年代曾经为共产党打下江山立过了汗马功劳。在战争年代与基层民众一起生活的毛泽东、周恩来深谙民间中医的无穷魅力，所以才有建国后对中医的反哺，毛泽东还天才地创造了“赤脚医生”这一医学新模式，这在人类医学发展史上是空前的，甚至是绝后的。“赤脚医生”几乎在一夜之间就解决了八亿农民就医难的问题。可惜后来被不顾八亿农民死活的卫生部医官老爷们消灭了，致使农民长达数十年生活在无依无药的真空中，只能用生命来抵抗疾病。毛泽东毕竟对医学只是知其然而未知其所以然，不仅没有给中医留下独立的行政权，反而将两种不同文化基石的医学体系拧在了一起，埋下了今天中医被西医消灭的定时炸弹。而中医自始至终从未有过一个帅才型的人物出现（中医学家是属于技术性人才，吕炳奎耿直有余，韬略不足），又刚好是处在一个人人自危的非常时期，从而失去了为中医争取独立行政权的最佳机遇。没有独立行政权的中医绝对不可能结成一股强大的反抗力量。这样，置身于美国走狗口中的中医自然成为牠任意品尝的香肴：中医大学被整改为西医大学，中医院被整改为西医院，八十万赤脚医生全部被解散，传承了上万年祖辈经验的民间医生被连根拔掉，全国中药厂纷纷解体（本地原来几个老牌中药厂一夜之间消失得无影无踪）。黑云压城苍天无眼。唯一能够体现中华民族骄傲而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中医，就这样残酷的被消灭于狼心狗肺的民族败类的魔爪之下。今天的中华民族只能叫美国族，中华人民共和国只能叫美利坚合众国第五十三个州，今天的美国第五十三个州州长还能把卫生部的美国走狗灭文灭种的行径推得一干二净，然后又在一边厚颜无耻地说：“我宣布，我代表中华民族。”请问州长先生大老爷们，你们现在浑身上下还剩下哪一点有中国元素的成分。跟牢中的“阿扁”，五十步笑一百步而已。　　

一个一切只向“钱、权”看的民族是没有前途的。不仅为其他民族所不齿，同时也被本民族贤达之士所扼腕。民族文化被掏空只是时间上的问题。从严格意义上说，今日的所谓中华民族其实已经是名存实亡。　　

否定民间中医就是否定中医文化，否定中医文化就是否定中华民族。这样，西方（包括日本）在华豢养的爪牙们完成了主子在此之前所不能实现的企图：终于完美的地胁迫14亿华夏子孙承认中华民族是劣等民族，中华文化是低级文化。从骨子里打掉中国人民的民族自尊心和文化自豪感，让中国人世世代代奴性化下去。奴隶们！中国人已经在灵魂底处真正地站立起来了吗？　　

历史发展到了今天，中国之所以依然是一个三流的国家就是因为有了这些三流人才来把握朝纲。　　

面对生命与自然，人类没有绝对的权威，只有绝对的无知。以绝对的无知来消灭相对的已知，就是当年蒋介石领导的国民党也不敢像今天当局如此之冒天下之大不韪。号称世界医学最发达的国家美国，对于世界各民族医学在美国本土，采用的是不支持、不取缔的静观态度，个别州甚至立法让世界各民族医学合法化。“海纳百川”本来是中华民族的核心文化。现在反倒成为了美利坚合众国的“专利”，有此国策，美国能不强大吗？　　

民间中医是中华文化的根，近万年来中医就是这样一代一代在民间传承下来的。其中走出了无数足以彪炳千古的伟大医学家。新中国的第一代医学家无一不是来自于民间，他们为发展新中国的医学事业呕心沥血，并且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但是这些德高望重的医学家们犯了一个他们自己都不能宽恕自己的致命错误，这个错误叫做“歧路亡羊”，具体的故事内容《列子·说符》篇有载，这里不作详细复述。为了使中医在滚滚的“西化”浪潮中不被淘汰，中医学家们被迫在这里拿一点，在那里拿一点，从而滑向折衷主义和调和主义。折衷来折衷去，调和来调和去的结果是将中医都折衷调和完了，以至于他们一手调教出来的二、三、四代中医沦为中医的叛徒，助纣为虐而不自知，从而蜕变成为中医的“掘墓人”。须知昔日的汪精卫认为自己的理念是在“曲线救国”，而并非他人眼里的卖国贼。铁的事实摆在面前，与鼎盛时期的中医相比，今日之中医发展了吗？　　

可怜的老中医学家们，离开了千千万万个基层中医（民间中医）身体力行的“桃李之蹊，不言之宣（传）”，中医将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的一副“活棺材”。而你们辛辛苦苦创建起来的中医大专中院校并不能涵盖中医的全部，只能是落个“为人作嫁做衣裳”的凄凉结局。打掉民间中医这块坚实的基石，必将标志着中华儿女祖祖辈辈垒建起来的中医大厦的轰然坍塌。　　

在一个缺失辩证法家的国都，恰好是一块滋生诡辩家的肥沃土壤。诡辩家和辩证法家的根本区别在于，前者总是利用事物的表象大做文章，以此来迷惑尚待启蒙的公众；而后者却具有洞穿事物本质的智慧，从而达到唤醒民众的愚昧与无知的目的。但历史的发展事实总是与善良的人们的主观愿望相反，诡辩家总是从者众，辩证法及却常常从者寡。　　

够了！让愚昧滚开，让智慧再一次从坟墓里走出来，让公元前先民的智慧来拯救奄奄一息的21世纪吧！　　

新农村医疗合作社能够替代“一把草药一根针（针灸）”的八十万赤脚医生吗？不能，前不久中央电视台《今日说法》报道了几个村数百名青少年因长期打“青霉素”（加麻药）而落下“跛鸭脚”残疾，这在农村已经是普遍现象，还有因注射“链霉素”而致聋的青少年儿童并没有披露出来。未来中国是否就要依靠这些残疾儿童来保卫那些人民的蠹虫；或者一旦战事爆发，洋奴们痴心地等待美国主子来施救，可惜美国人眼里根本就没有这些败类的位置。　　

城市大医院能够完全替代民间中医生吗？不能！州长先生们，你们都已行将就木，假如时光可以倒转50年，你们钻到中医肚子里去，钻到西医肚子里去，就可以发现，西医要赶上中医，要再花上一千年。这就是凭什么我个人就有勇气向整个西医体系挑战，冒死也要把真相大白于天下的原因。民间医生各有各自的几手绝活，这些绝活单独放在那里并不起眼，汇聚起来就是一个完整的体系。这就是消灭民间中医以后，为什么整个中国社会的医疗一夜之间就风声鹤唳的直接原因。“科学”两个字就像一副猛烈的剧毒药，让州长先生们得了“失心症”，任由卫生部的秦桧们灌下“迷魂汤”，成了美国主子和中国洋奴的傀儡。　　

读了本文之后，再去查找　2005年3月23日　《参考消息》第9版转载西班牙《荟萃》月刊3月号题为“编造疾病”这篇文章，再回顾中医被消灭在中国本土的实际情况，就会知道人类社会的发展已经进入了一个多么恐怖的阶段。希特勒和日本军国主义明着来，只要世界人民同仇敌忾就会取得最后的胜利。而资本却是暗地里干，溶化并推垮人类的意志，致使各国政府和人民毫无防范之心而失去抵抗能力。中央假如将马克思理论作为一门学说来研究，里面就有好东西，假如将其视为神来崇拜，好东西就会变成坏东西。马克思揭露资本背后有着血淋淋的罪恶，这是亘古不变的真理，这一真理既适应于资本主义国家，也适应于有特色的社会主义国家。要说卫生部都是坏人那是不可能的，但只要主管领导是坏人就够了。退一步说，卫生部都是清一色的好人，但有一点却是千真万确的，这些清一色的好人却是清一色的美国式思维。美国文化的核心是什么？就是阴谋、垄断加资本控制。今日中国西医早已将西方医学之父“希波克拉底誓言”抛诸脑后，却将阴谋垄断加资本控制练得得心应手。当美国药品帝国让他们的职业科学家炮制一些似是而非的疾病时，卫生部的洋奴们就会替他们的主子拿着一叠叠杜撰如山的实验数据摆在中国领导人面前，让中央被这些从天而降的数据搞得昏头转向而失去了判断对错的智慧，此时，中央又为了表示自己的“贤明”，就乖乖地在文件上签字。结果，主子、奴才兵不血刃，一文不花就做起了无本万利的生意来，让老百姓的血汗钱就这样不明不白地送进他们的口袋，然后由中央来为他们的阴谋垫背擦屁股。前阵子闹得沸沸扬扬的“武大”教授因病住院花了五十几万块钱后，病情不退反进，最后被校方抛弃就是最好的例证。五十几万！谁受得了？最可恶的是，钱花了，人却非死即残。全国人民光知道将矛头对准“武大”，却不知道“武大”也是受害者之一，更不知道高昂的治疗费是美国药商、中国药监局和卫生部相互勾结的结果。假如中国人不是因为笨得失去了自己的主张，让人吆喝来摧残自己的国宝，以至于今日中国的每一个角落都是西医药的天下。那么，“武大”教授的命交到我手里，一万元不到半年之内就可以让他在马路上跑步。　　

国人和中央屡屡被卖，总理还在一边以“东郭先生”悲天悯人的情怀在说：“这不是医生的问题，也不是病人的问题，是制度的问题。”各打五十大板完事。假如制度是杀人的，那中央又成了什么？狼，人民靠“东郭先生”是会被狼吃掉的；只有农夫的智慧加锄头，才能将狼打死。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嘿！就是好…”包括中央领导层在内的中国人民在唱这首歌时，绝对没有一个人说“文化大革命”不好。这是中国人的思维习惯。同理，当世界都承认美国的医学药物是最好的时候，那些被治死病人的家属未来还会踏着死者的足迹，前赴后继共奔黄泉。在一片迷雾当中，中央也不可能力排众议说美国的医药不好。因为那个提出异议的人会被认定是疯子，这叫“马太效应”。也就是亚里士多德所说的当世界上绝大多数人都疯了时，剩下那几个没疯的在疯子眼里看来就是疯子。不然的话，刘翔就不会大老远跑去挨“美国一刀”，从而终结了冠军梦。无知的中国医学家们只知道将骨刺切除就万事大吉，却不知道被切部位还会继续增生。中医治疗骨刺有绝活，而且康复后速度比原来跑的还要快。刘翔未来即使再找中医高手治疗，但因手术已经破坏了机体经络的正常运行，疗效必将大打折扣。山人早知其中蹊跷，但刘翔并非山人的任务，况且说了也等于白说。面对残酷的社会现实，有些中医学者还在自慰地说：“天幸中国有中医”。他们只是站在中医的角度看中医，并没有站在现实中国的角度来看中医。中国有中医顶个屁用，还不是照样被斩草除根。现在老百姓去哪里找个真中医看病？能找到的基本是假中医，大医院中医门诊用老护士老门房来假冒老中医，真的名老中医已经不在临床第一线，基本上都到“黄帝、医圣”那里报告了。第二代第三代中医却是半真半假（一半中医，一半西医，甚至是全“西”的大有人在，其实连中医的屁股都摸不着），有的病人道听途说找假中医（合法的）看病，结果病看不好了，就在网上发起签名取消中医，将莫须有的罪名又加在了早已魂归轩辕的中医头上。其实要怪就只能怪他自己瞎了眼，孤陋寡闻。中医自从1927年美国在华豢养的家奴一路追杀，到改革开放以后被卫生部的新洋奴才一刀命中心脏，已不在人间多时。本来已无一物，又有何取消可言。猪都知道自己是笨死的。　　

老一代的中医学家说：“中医是活文物，要原汁原味”，中央领导说：“中医要现代化，要与国际接轨”。国外的中医是从中国传出去，要接也是等待他人来接才是在里。中国的自然科学落后，向发达国家学习是对的。可是要说到医学和哲学，却是发达国家落后于中国，是别人来向我们学习才对。可是有些人天生的奴才相，却将整个中华民族拉来作为为主子效忠的阶梯。人民就不能答应了。不幸的，在中国，当真理必须与权力较量时，权力总是胜利者。大家只知道“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却从未知道，外行领导内行是最具特色的中国特色。所以，“天幸中国有中医”这句话应该改为“天幸中国有一位坚定地站在中医这一边的国家领导人”这才是中国人的大幸，同时也是世界人民的万幸！　　

刽子手杀人越货、毁尸灭迹再来个众体同乐、粉饰太平。　　

待宰的“人群”呆呆地站在一边为屠夫们鼓掌喝彩，歌功颂德。　　

这样的民族有明天吗？　　

本章其他详情从略，回复再寄。　　

四· 希望　　

面对美国药商的阴谋，西方各界并非没有有正义感的学者，不然的话就不会将美国药品帝国的罪恶抖出来，但他们是不可能撼倒药品帝国的，一方面是他们形单力薄，揭露真相除了招来打击报复之外，并不能改善社会的真实现状，如华尔街不会从此放下屠刀一样，新的更完美的更科学的阴谋正在筹划之中。另一个关键问题是在西医理论体系本身，致使有正义感的学者不能从学术理论上来推翻药品帝国的阴谋。我在《关于全民免疫》一章中已经说过，西医只是发现生命体两条路线中属于生物体部分，而尚未发现人体电子控制系统部分（吕炳奎曾经把这部分暂时命名为信息，不妥。电子控制系统的叫法也不妥，因为物理学上的信息论、电子控制论都不能系统地阐明生命的这一部分。我在西方哲学中找到了架通中西医两大体系的解决办法，在《揭开生命之谜》一书中另有命名，但为了保密，只能暂时由人体控制系统这种叫法来替代）。而狡猾的药商恰好抓住了现代医学这一致命的“盲点”，凡是发病机制已经充分阐明的疾病它不会去碰，所编造的疾病都是在人体电子控制系统这一部分，正义的学者自然无从下手。以古罗马医生盖伦的错误解剖学被西方医学界作为圣经来奉读，到维萨里（Andreas Vesalius，1514—1564）、哈维为止，足足坚持了一千五百年。西医要从生命机械论的窠臼中解脱出来，恐怕也要再坚持一千年。今天唯一能够挫败美国药品帝国的阴谋只有靠中医，而要拯救人类的只有靠一位坚决站在中医这一边的中国领导人。“毛主席是人民的大救星”这句话是唱出来的，而坚决站在中医这一边的领导人却是实实在在做出来的。因为没有中医，不仅是中国人活不了，整个人类都活不了，而没有一位坚定的站在中医这一边的国家领导人，中医活不了！　　

老子说：“信言不美”，儒家说：“忠言逆耳利于行”。不发几句牢骚，写不出这样字字见血的文章来；不发几句牢骚，中华民族就不可能有未来。反之，纯粹是冲着发牢骚而来，则不如不发。关键还是在于解决问题。我是一个十分单纯的人，孔子说：“食色，性也”，可是我对人性的最原始的需求都不感兴趣，从18岁开始，我一生最大的乐趣就是治病救人，为此，常常冒着砍头坐牢的危险出入本地各大医院，专门挑那些危难重病人来救治，并且以革命烈士夏明翰的诗句来为自己壮胆：“砍头不要紧，只要真理真。杀了我一个，还有后来人。”（改编）治病救人还必须拿出慷慨就义的勇气来，这也是中国特色之一？不幸的是这些已经迈进鬼门关的病人一一都被我救了过来（相对于人民来说是大幸，相对于我来说是不幸），而且还从未失手（只要一次失败，则必须坐牢）。这时候，我开始从学术的角度来考虑医学的方向，隐隐约约感觉到民间中医是一个宝库，是一片尚未开垦的处女地。父亲是个老实巴交的工人，母亲是位小学教师，他们自顾不暇，从未教我该怎样做人。我那么一丁点微不足道的中医技术是靠小时候偷师和高中毕业后看了几本中医书籍得来的，像样的老师从未有过。就是仅凭着一丁点中医技术却能治愈那些专家教授不能治的病。以我今天站在中西医学的塔尖来俯瞰人类社会的现状，证明了我当初选择走华佗，李时珍的路线向民间中医学习是对的。但是后来事情的发展超出了我当初单纯的愿望。　　

自从中医被消灭以后，我就有一种他国异民亡国奴的感觉。中医被灭与亡国没有什么本质上的区别，一个国家如果没有本民族的核心文化，这个国家其实就已经名存实亡。正所谓“众人皆醉我独醒”。国土被征服了只要民族文化的根还在，被征服的国土尚可以夺回来。而文化一旦被征服了，被征服的灵魂就会永不翻身。那些冤死的患者死后还不知道14亿中国人被一张无形的大网罩住了。这从无数患者的家属踏着死者的足迹继续往这张大网里钻就可以得到证明。包括中央领导人，在有意无意间也在扮演着美国在华委任总督的角色。因为思维一旦形成定式，仅仅依靠权力是很难挣脱这张作茧自缚的罗网的。君不见那些天天喊着爱国的人，贪得比谁都多。跑得（往发达国家）比谁都快。留下来的年轻人基本上都讨厌这个现实的社会，失去了对文化、民族和国家的认同；而年纪较大的也被折腾的个个成了“植物人”。概言之，今日至中国已经蜕化为名副其实的文化殖民地。因此，我不能像唐代诗人杜牧在《泊秦淮》诗中所说的：“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那样若无其事，坐以待毙，必须作出相应的反抗。假如总理所说的“我深深地爱着这片土地”是发自肺腑，而不是政客的台词。那么，总理可在卫生部抽调10名专家来与我对阵打擂，让总理亲眼目睹民间中医的魅力与神奇。然后说服中央其他领导共同加入到复兴中医文化的伟大事业中来。中医因中央而死，也必须靠中央才能复活。没有中央的参与，人类必亡！　　

新中国中医的奠基人和见证人吕炳奎在　2002年11月15日　写给胡锦涛的一封信，中央肯定看过，故不再摘录；现在也肯定忘得一干二净，故也有必要就吕老信中所提到的几个关键性问题重新强调一下。　　

吕老说，中医是件活文物，对文物的保护要整旧如旧，原汁原味。（按，高见）　　

中医不能现代化，现代化就是西医化，西医化的中医就不能再叫中医，而应该叫西医。老百姓想找中医看病到中医院去，结果找到的依然是西医，这明摆着是在坑、蒙、拐、骗（按，这是小学生都懂的转换率，多灾多难的中华民族总是不幸地撞到了“阿斗”）　　

中医药管理局隶属于卫生部，现行司局级以上官员从未对消灭中医的行为和法律法规进行过抵制；十年后或更长些时间，纯中医将全面消失（按，卖国贼汪精卫当年不能做到的事，今日“阿斗”做到了、如取消汉字这样卖国卖民的主张也有人提出来了，中医还能成活吗！事实确如吕老所言，十年未到，我这个掌握有独步世界医林技术的纯中医已不执业多时，只能靠老婆养活，病人只能在绝望中期待而叫苦不堪，周围的中医大学本科生、硕士生、博士生等科班出身的中医学生，因不会用中医技术看病，纷纷表示要转行干西医去）。　　

要建立中医药部（按，我认为全称叫“中华人民共和国传统医药部”简称“国医部”，这里面有更深层次的文化内涵，在国际上更有影响力，因为更能体现中华民族文化特色）。　　

中央不能因为吕炳奎去见马克思而背弃对他生前的承诺。　　

“遂古之初，谁传道之？”（《天问》）　　

医者，道也！　　

道之既歿，谁复继之？谁复继之？　　

《庄子·逍遥游》云：“德合一君，而征一国。”只有道德符合国家领导人的情操，智慧取信于一国之民，才是治国安民，从容应对错综复杂的国际事务，识破老奸巨猾的国际大骗子的诡计之道。　　

不才从18岁开始到40岁为止用了二十几年的时间，利用各种力所能及的手段通过正常渠道，也申请不到一张行医执照，得到的只是屡屡上当受骗的下场。在邮电局工作期间，自己恶补中学各科基础知识，最初的目的是为了报考中医大专院校，但因找不到途径只好改投本单位系统内的专业。这里必须强调一点，本人从未受过谁的正面迫害，每一次的迫害都是我自己“迫害”自己。卫生部清除民间医生的行动其实跟我无关，因为不才从未开过门诊公开行医，从未卖过药材。但是几十年来却能衣食无忧地坚持下来，靠的是过硬的技术和良好的信誉。假如说前几次雄心勃勃热血沸腾辞去公职，自己砸碎自己的饭碗是为了继承民族优秀文化的话，最后一次砸自己的饭碗却是从后脚跟冷到了每一根发梢，是对于这个人吃人社会一种无声的反抗。直到今天，不时还有病人站在我家门口哀求我为他们看病。但是我已经厌倦了被人称之为“医生”。因为在今日中国，医生几乎与“杀手”划上等号，2010的医科大学零投档就可以折射出这种社会现实。　　

骗子是不可能被消灭的，无论是何时何地，骗子永远活得比好人风光。只有优质名牌才有人作伪，从未见过谁傻得去假冒垃圾产品。假记者、假公安，假文凭，全村皆骗，举国皆骗。好骗是国人的劣根。但还没有谁愚蠢到因为冒出假记者、假公安、假文凭而将真记者、真公安和真文凭等一锅窝端掉。可却会因为冒出几个假祖传中医而将有近万年历史的民间中医（中华文明5000年历史经考古发现以向前推进了3000年，而中医文化的萌芽可追溯到数十万年前的古石器时代，本人因此而作《中医文化是中华文明的起源》一文，近万年只是个约数）斩草除根。坏人总是诡计多端，他们可以打一枪换一个地方，被消灭的只能是那些安分守己，有真才实学的人。卫生部的“扫黑”行动和假借国家意志立法来消灭民族医药并没有让中国的医疗行业干净，反而出现了今天患者人人自危的局面。真医消灭了，假医自然更加猖獗了，正所谓“真作假时假亦真”。　　

或许是冥冥中自然规律的安排，或许是中华民族不该消亡，或许是人类社会还有最后一道曙光。今天，站在《揭开生命之谜》一书的角度来回顾，先前的种种不幸反倒是一种幸运。否则，今日的我不是政府部门里的一名小贪官，就是在医院里当杀手的帮凶。假如不是在40岁的某一天，我突然意识到不能被骗子牵着鼻子走，应该走自己的路。那么，就不可能有《揭开生命之谜》这一部杰作。其实从18岁开始我就一直在走自己的路。，只是没有后来走的那么彻底，那么坚定。爱因斯坦在他的自传中早已一针见血地指出，国家总是不断的在变着各种谎言来欺骗玩弄着愚昧的民众。中国人在高中一年级的语文课本中就可以读到爱因斯坦这一卓越的思想。“国家”其实只是一个抽象的概念，具体还必须落实到“人”这个实体单位上。好人执政时是好政府，坏人执政时是坏政府，缺失了智慧的好人一样是坏的政府。正所谓“智慧为百善之首，愚昧居万恶第一”。　　

“在下”非法行医30年，始终没有辱没华夏祖先为我们这一代人留下来的智慧。除了挽狂澜于既倒，救无数家庭于水火之外，还为中华民族乃至全人类留下了足以彪炳千古的《揭开生命之谜——对现实医学的批判》这部医学巨著。这是一部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书，其对于人类社会的贡献将远远超越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因为相对论发展的结果是用来杀人的，而《揭开生命之谜》却是用来救人的。无论是中医还是西医，都可以各自在这本书里得到启迪，为自己的研究领域打开新的局面。　　

举例来说，自从生命科学发展到了分子生物学阶段以后，人们就把揭露生命奥秘的希望寄托在对基因的一个个发现之上。可是，从小就受到中国古代哲学熏陶的物理学家，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李政道却敏睿地意识到，人体基因的一个又一个发现，最终不可能发现生命之谜。作为一个物理学家，李政道也只能言及于此。我们如果用《揭开生命之谜》一书中所揭露的人体电子控制系统（假名）作为一个标准，就可以检验基因对于发现生命之迷的正误。到目前为止，已经确定人体有几万个基因，已被发现的基因有一万多个。我们现在先假定已经确定的人体几万个基因是人体基因的全部，那么，分子生物学对于人体基因的发现个数只能是几万个的弱二分之一；另一种情况是分子生物学将可以全部发现已经确定的人体几万个基因，那么，人体将有比已经被确定的几万个基因还要多的基因尚未找到。因为生命除了生物体以外，还存在一个人体电子控制系统（假名），，而分子生物学对于基因的发现只是在生命生物体的范畴之内。　　

再如慢性支气管炎（哮喘）病，现代医学通过实验对该病曾经进行过4次不同的解释，最后只能得到一个病因不明和发病机制尚未完全阐明的结论。随着医学心理学的兴起，心理学家又认为哮喘病的病因与发病机制与患者的心理变化也有关。这种荒谬而又难以自圆其说的理论并不能得到除了心理学家以外的其他医学家的认同。于是，有关于哮喘病的发病机制又在第6次，第7次的继续阐明当中。可是，只要我们将哮喘病放到人体电子控制系统理论中去，一切的不明都会乖乖地躲到不周山去。为此，“不才”还设计了一种“哮宁床”。加上中药的调理，一般3—6个月即可除去宿根。　　

最后列举一个强而有力的例子。物理学有一句经典名言：“实验可以推翻理论，但是理论不能推翻试验”。这句话被中华民族的败类无故放大用来攻击和践踏中华民族文化和民族医学。可是这些不学无术的无耻之徒被扫进历史的狗屎堆之后，还不知道亚里士多德是谁，这位西方自然科学的先驱之一就这样说过，不能用一门科学来评判另外一门科学。“实验可以推翻理论，但是理论不能推翻试验”这句话即使是放在物理学上也不是绝对的真理，而放在生命科学之中就是彻头彻尾的谬误。大家都知道，除了手术之外，放疗化疗是近几十年治疗恶性肿瘤的最主要治疗手段。但是临床失败的残酷现实迫使西方有良心的医学家起来反思并达成了共识：化疗放疗过大于功、弊大于利，西方大多数有责任感的医生已经放弃了这些疗法，只是尚未发现更有效的治疗方法而未被完全淘汰。　　

而无知的中国医生由于利欲熏心，继续使用化疗放疗，干着杀人越货的勾当。可悲又可怜的是，愚昧的中国政府和人民被谋财害命之后，活下来的还天真的以为癌症是一种必死的疾病，岂不知天真一词是愚蠢的美化。希望中国政府和人民不要继续天真下去了。鉴于放疗化疗在杀死癌细胞的同时大量的杀死人体的正常细胞，从而加速患者的死亡。医学研究者又在研究一种可以直接杀死癌细胞而不危害到正常细胞活动的药物。医学上称之为靶向性。目前，这种药物正在试验当中。现在，我们利用人体电子控制系统理论就可以轻而易举地推翻这种实验。即便是西医药物治疗，药理学最坚实的理论基柱“受体学说”也将站不住脚。大家都知道，青霉素的发明在药理学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但是青霉素在临床应用几十年后被发现，它的毒副作用已经远远超过了其治疗作用，不久以后，青霉素将在临床上被完全淘汰。其他药物如利福平、异烟肼、链霉素等情况也大致如此。是什么原因将这些救人的药物无一例外地最后都衍变成为了杀人的毒药呢？原来药理学是在生物学、生理学、病理学以及人体解剖学等基础学科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药物的研究是在这些学科的指导下进行的。人体由电子控制系统和躯体两个部分共同组成，这才是生命的真正现实性。而众所周知，现代药物的研究与开发的都是在单一的生物体框架内进行，而药物一旦进入人体内，则已背离了研究者的意愿，完全由人体电子系统来控制。然而，现代医学对于人体电子控制系统的认识为零。因此，对于人体电子控制系统的生理、病理机制，则必须交由中国传统医学理论来阐明。我们可以从各类已经装有智能系统的机器中可以体验到这种类似的情况，智能机械一旦进入程序运作，人是不可能从机械部分来操纵机器的。有了以上的简述，现在我们就可以轻而易举地运用理论来否定对癌细胞靶向性药物研究的试验。正是因为我早先构建了人体电子控制系统，才能发现疫苗疗法的漏洞。　　

今日之医学不是发展了，而是落后了。我们从死亡率逐年上升的手足口病现实状况就可略见一斑。这种现象在蒲辅周、秦伯未这一代中医活着时是不可想象的。蒲辅周临床经验并世无双、秦伯未著作等身。他们这一代中医德才兼备，为世人所敬仰是毋庸置疑的。老一代中医之所以对医学有如此杰出的贡献，就在于他们能够娴熟地运用人体电子控制系统于临床。但是，老中医们由于肩上担负着中国人民太多太多的苦难。他们在腹背受敌，内外交困的情况下依然孤军奋战，在医学史上树上了一座座丰碑，最终还是未能将人体电子控制系统归纳构建起来。只有中医泰斗，刚刚仙逝不久的世纪老人裘沛然，在各种文章中心有余而力不足地向中央和主管部门呐喊：生命尚有许多未解开之谜，而这些未解开之谜绝大部分真髓就藏在中医历代医学典籍之中，要重视对中医理论的继承和研究，不要把所有的人力、财力和精力都投入到研究开发所谓“特效药”中去。日本和西方的科技力量远远领先于中国，假如让他们捷足先登，揭开了中医理论的奥秘，再放一颗“卫星”，届时，中国必将不得不从国外输入中医，中华民族将有何颜面立足于世界民族之林！　　

现在向毁灭人类元凶的世界物理学家们诘问：人类的灭亡是否可由实验来证讫。　　

今天世界各国领导人犹如一只只蚱蜢被科学家们用一根绳索牢牢地穿串起来，假如不依靠人民和自然的力量，这些蚱蜢是不可能挣脱这根绳索的。现在该是世界人民向这些毁灭人类的元凶发布全球通缉令的一刻了。因为物理界的首席权威霍金已经承认，人类将在200年后毁灭。其实，早在2008年我已就“人类毁灭”的命题向世界科学界射出了密集的炮火，可惜，“脑瘫”的中国媒体宁愿断子绝孙，也不肯将真相公布于世。中国媒体——杀手的帮凶，人民的公敌，同时扮演着谋杀者和被害者的双重角色。一个没有英雄的民族是一个可悲的民族，而一个践踏英雄的时代则是一个禽兽化的时代。　　

历史每向前推进一步的脚印都是由正义的非法者留下的，而那些“人体复印机”式的学者只能成为尼采笔下嘲笑的对象而被扫进历史的垃圾堆。苏格拉底是非法者，哥白尼、布鲁诺、伽利略是非法者，就是爱因斯坦在纳粹德国也是一个非法者；中国的“辛亥革命”打响了非法的第一枪，国民党、共产党都是非法者。只有这些无数正义的非法者才能改写历史。当邪恶、愚昧与无知代表法律时，一切正义和智慧都是非法的。　　

不要孤立地看待2010年全球性的自然灾害。再过3—5年，地球将有部分地区变成废墟和焦土，其破坏强度是今年的数倍以上。本人的《千年奇葩，世人或将难睹异彩——给联合国各成员国的一封公开信》《人类的最后一道曙光——给世界科学家的一封公开信》以及本文堪称为人类救星的“三合一”。“三合一”对于人类社会的意义远远超越爱因斯坦当年的相对论“三合一”。刚刚发现的NDM—1超级病菌再一次证明我的预言的正确性。未来像这种超级病毒病菌还会不断地出现。西医是一门夕阳医学，当世界各国出现大规模的死亡人群时，必将向中国政府求救。现有的中医院校毕业生尚不足以挑起拯救人类的重任，只有给民间中医平反，并且给予他们合法的地位和做人的尊严，才是民族乃至人类的希望。就像艺术本身必须有“艺术细胞”才能成就为艺术家，文学必须有“文学细胞”才能成就为文学家一样，中医必须有“医感”才会懂得如何给人看病，而民间中医恰恰是这些有“医感”的人。这里已经不允许我就此问题展开更深入的讨论。今日中央最高决策者是民族乃至人类的救星，或者是民族乃至人类的罪人，左右之差只在一念而已。政治家首先必须是战略家，随着时代潮流唱和的只能是小人式的政客。　　

“故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论语.季氏》），要让你的敌人佩服你，不要让你的朋友蔑视你，这样的领导人才能在历史上占有一席之地。以暴发户的心态来处理外交事务，只能处处碰壁。邻邦看重中国的是“治国纲领，国民素质，核心文化”，而不是我行我素，自以为是的“钱”外交。　　

假如人类并非有自戕的意愿，那么，刚刚提倡的环境-社会-心理-工程-生物新医学模式，将来会被由陈子构建的医学新模式所替代。因为依照西方医学的研究方式，是不可能发现人体电子控制系统的。没有找到人体电子控制系统，则不可能揭开生命的奥秘。这样的医学将会继续在黑暗中航行。　　

未来世界新医学模式的具体内容就在《揭开生命之谜——对世界现实医学的批判》一书当中。希望中国执政当局和14万万同胞不要让华夏子孙的智慧又一次流落到海外，成为他人的囊中之物。　　

今天要是还有人问：世界上有谁是“吃的是草，挤出来的是奶”这样的人吗？有！那就是中国的民间中医。下一代能侥幸生存下来的中国人，给我“江湖第一游医”这个称号，将比安一个什么“家”的头冠更能让我含笑于九泉。　　

世界人民如果因陈子的哲学思想（《善道学》一书是陈子的哲学代表作）和医学思想而得以生存和繁衍。那么，　　

送一个“天下第一游医”的称谓比颁发诺贝尔奖更能让我受宠若惊。这是因为　　

正如“不想当元帅的士兵不是一个好士兵”一样，“不当游医的医者（旧称）不是一个好医者”。试管中只能培养出“人造人”这些怪兽。　　

民间中医是当代世界上最可爱的人！　　

民间中医　　

是中华民族乃至全人类生存和繁衍的唯一希望。　　

此致

山人陈钦陞再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