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千年农夫》书序
2011年时值辛亥百年，恰逢《四千年农夫》英文原版书出版百周年纪念。
自中国倡导“洋务运动”以来，这百年间食洋不化之辈甚多，而认真反思现代化历程中变迁成本的中国人甚少。由我的两位博士生翻译的《四千年农夫》的中文译本在此时出版，可谓是罕见的空谷清音！
在殖民者对美洲大陆进行开发的短短不到一百年的时间里，北美大草原的肥沃土壤大量流失，严重影响了美国农耕体系的可持续发展。也正是美国农业面临的严峻挑战，使得美国农业部土壤所所长、威斯康星州立大学土壤专家富兰克林·金萌生了探究东亚国家农耕方式的想法。
1909年春，金教授携家人远涉重洋游历了中国、日本和高丽，考察了东亚三国的古老农耕体系，并与当地的农民进行了深入的交流。他们急切地希望了解在人口稠密的东亚三国，农夫是如何利用有限的土壤生产出足够的粮食。
在这次旅行中， 金 教授发现了东亚农业模式与美国的区别、两者的资源禀赋差异以及东亚模式的优越性。东亚传统小农经济从来就是“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的，而且可持续发展。东亚三国农业生产的最大特点是，高效利用各种农业资源，甚至达到了吝啬的程度，但唯一不惜投入的就是劳动力。
众所周知，中国耕地资源仅占世界的7%，水资源占世界的6.4%，而水土光热配比的耕地不足国土面积的10%。由于这种人口与资源配比的不平衡，导致2/3的中国人生存资源极度缺乏！何况，中国大部分国土位于干旱地带，若非太平洋季风带来季节性降水，中国大部分地区都不适宜作物生长。
在资源匮乏、总体自然条件不适宜农业生产的情况下，若没有农民的辛劳和智慧，任凭什么先进的理念和制度设计，恐怕都无法让中国养活占世界20%的庞大人口。
正是短缺的自然资源和庞大的人口之间的矛盾造就了中国农民极端节俭、克制欲望、任劳任怨的品性，以及资源节约、循环利用、精耕细作的中国传统农业生产模式。长期以来，无论是分成租，还是定额租，名义地租率都在50%左右变动，而精耕细作生产模式下的实际地租率则在一般情况下都低于50%。由此可见，尽管人口众多，劳动力仍然是中国传统农业生产中最关键的要素，其要素回报率甚至长期高于土地。
由此可知：小农的“家庭理性”作用与农户人口增加存在着相关关系。如果增加了男性，即意味着在未来可从农业生产中获取相对低风险的、稳定的收益的预期；如果增加了女性，则意味着她们能够在农闲时期参与到商品化和货币化程度更高的养殖业、手工业和经济作物的生产、流通等工作中，换取短期收入以补贴家用。这种能够将外部风险内化的小农经济的“家庭理性”之特点，在于农户内部劳动力组合投资机制的发挥，这一机制是建立在“精耕细作+种养兼业”所促发的土地生产率高企的基础之上的。
结合小农家庭内部劳动力组合投资机制来考察农业经济时代中国发达的商品经济，则不难理解小农家庭人口生产派生的过剩劳动力，愿意以极低的报酬进入农业之外的生产领域进行工作的原因。每当王权能够保障社会基本稳定，则过剩的劳动力就会很大程度地被农村内部的五行八作所吸纳，即使村社不能吸纳过剩劳动力，它也会被城市和集镇的民间三百六十行所吸纳。
当时局动荡、百业凋敝时，过剩的劳动力回流到农村和农业部门，加剧小农家庭人口资源紧张关系的同时减轻了城市商品经济吸纳就业的压力。待外部制度调整到位、百业待兴之时，小农家庭过剩劳动力再次流出。但是，这一调整过程并不总是能够顺利完成。不利气候因素长期大面积影响农业生产，或者王权未能及时控制吏治腐败、官僚豪强兼并土地之势，或者遭遇外部侵略之时，这些外部非经济因素往往交织在一起共同作用，导致小农家庭不堪重负土崩瓦解，最终引起农民起义和王朝更替。
由此可见，东亚国家的小农家庭和村社群体实际上发挥着劳动力“蓄水池”的作用，稳定时期为经济发展源源不断地提供廉价劳动力，困难时期则成为各种社会危机转嫁的承载底线。
进一步深入分析“蓄水池”作用，我们则不难发现农业生产率构成了小农家庭劳动力蓄水池效应的物质基础和主要影响因素，良好的村社治理和宏观制度设计也对提高小农村社制的蓄水能力有所裨益。实际上，小农家庭人口生产与这些因素之间是相互影响的。由于人口相对其他资源更加丰富，因此东亚三国才可能衍化出劳动密集型的精耕细作的农业生产模式。
这种小农与村社的内在“经济理性”，促进着各行各业和基础设施建设的蓬勃发展，最终铸就了中华民族的整体繁荣。
金 教授当年未必就有这些分析。于是，他在反思美国农业生产模式之后陷入了迷思，不知道美国农业生产模式该有的发展方向。尽管美国因农业从业人口过少、人工耕作技术落后而无法转向中国式的精耕细作，但是更深层的原因则是，西方殖民者通过掠夺带来空前宽松的土地资源，也促使农业生产模式转型缺乏动力。
百年前的学者即已认识到中美两国农业生产模式存在的巨大要素禀赋差异而不可能完全效法彼此。但是当前无论政策界、学术界，还是主流社会，坚持认为中国农业应该转向美国“大规模+集约化生产”模式的大有人在，实在令人对这种“无知者无畏”的泛滥感到惊愕，也不得不对农业政策中长期存在的偏差而带来的“双重负外部性”——生态环境损失和食品安全失控，而令人扼腕。
2010年2月公布的《第一次全国污染源普查公报》显示，中国农业已经超过工业和生活污染，成为污染水资源的最大来源。中国大规模使用农业化学品不过短短的三四十年，就将以往能够消纳城市生活污染、长期创造正外部效应的农业，肆无忌惮地改造成为制造严重负外部性的产业。
日本作为 金 教授探访的东亚三国之一，早在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就曾因过度使用农业化学品和外部工业污染而导致了严重的环境破坏，不得不彻底放弃以往以“数量安全”为主要导向的农业政策，转而提出兼顾“数量安全、农村发展、质量安全和生态环境”等多重目标的强调农业多功能化的三农政策——1992年发布“新的食物·农业·农村政策方向”，开始致力于环境保全型农业的推进，该政策所关注的对象已不再仅仅是“农业”，而变成了“食物、农业、农村”；政策目标已不再局限于提高农业生产率层面，发展路线也由单纯追求规模扩大和效率提高转变为，重视农业的多功能性和自然循环机能的维持和促进。
2004年日本的农业环境、资源保全政策被作为农业政策基本问题进行讨论，2005年3月，新的“食物、农业、农村基本计划”提出了日本农业“全面向重视环境保全型方向转变”的方针。在此农业政策的引导下，传统农业生产模式很快得到恢复，并因融入现代适用科技而得到加强。
此外，值得中国人学习的是：农业政策转型得到了日本综合农协的有力支持。
综合农协是日本政府为保护小农家庭而进行的重要组织制度创新，其作为日本国家战略的地位早在日本法西斯对外发动侵略战争之前就已确立——战争需要从农村社区大量抽取青壮年劳动力和其他资源。政府为了避免农村社区衰败而“赤化”，不得不将留守人员组织起来，给予各项优惠政策，并且严禁任何外部主体进入三农而占有收益。
这项综合农协政策的延续，保护了日本农民的利益并促进了农村近百年的可持续发展。直到近几年，日本农业人口老龄化问题严重，政府才不得不放开保护政策，允许农村社区之外的自然人投资农业，但外部企业法人仍然被禁止介入。除了农业生产经营领域的保护，综合农协还获准垄断金融资本，通过资本运作获取高额利润再返还给作为农协股东的全体农民。这些优惠政策使得日本农民的人均纯收入长期高于市民的平均收入，而农民人均纯收入的60%以上，来源于日本政府给予的各项优惠和补贴。
只需稍微对世界农业发展的不同方向进行客观分析，则必然导向对人类文明现代化进程进行全面系统的反思。 金 教授即是如此。
他洞察了当时西方城市化过程中存在的诸多对人类可持续发展构成威胁的因素。而当时中国大城市人口密度居世界最高。像上海这样的城市却没有西方发达的下水道系统，城市人口的排泄物和污水完全依靠来自周边农村的农民每天清晨一桶一桶地将之运往农村，制作成为有机肥再施用到土壤里，最终完成城市废弃物的无害化处理。进一步估算可以发现，每天将一百万成年人的粪便施用于田间可以给土壤带来一吨多（大约2712磅）的磷和两吨多（大约4488磅）的钾。 金 教授从农业生产物质循环角度出发认识到，西方的城市利用发达的下水道系统将人类粪便和生活污水直接排入水体，不仅造成环境污染和健康隐患，更重要的是浪费了其中可用于农业生产的宝贵资源。而中国城市废弃物的处理方式既能在减少化肥等外部投入的情况下培肥了土壤，又能利用土地无害化处理人类排泄物，避免废物直接排入外部水体导致污染和健康威胁，更创造了就业，完美体现了农业的多功能性。
若当年的西方国家及时采纳 金 教授的建议——学习东方农业生产和城市规划中对废弃物循环利用的原则——则可能避免密集分布在老欧洲和北美沿海岸线的因水体富营养化作用导致的死海区域的形成。
作为美国著名的土壤学家， 金 教授从未受到中国传统农耕文化的影响，不曾有过中国传统士大夫“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情趣，但是他对东亚三国小农的赞美却是由衷的：“这群人有很高的道德修养，足够聪明，他们正在苏醒，他们有能力利用近年来西方国家的所有科学和发明；这群人长年以来深深地热爱和平，但一旦遭到压迫，他们一定会，也有能力为了自卫而战斗。”同理，20世纪20年代从美国毕业回国的 晏阳初 博士虽然初期给中国农民下了“贫、愚、弱、私”的偏颇判断，但随后他在深入农村的实践中改造了自我，提出“欲化农民，必先农民化”的主张，并积极开展影响深远的平民教育与乡村自治运动。
这两位均属西学功底深厚的学者，虽然从不同的学科视角审视小农，却得出了类似的认识，也使今人得以在先贤的认知基础之上去伪存真，拼凑出更加全面的小农脸谱。只有理解了小农及其赖以生存的自然农业和多功能村社，才具备理解中国历史和预见未来发展的基础。
谨以此书献给至今仍被世人不完全理解的中国小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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