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道国学者夏商先生曰：前文《国学商道：“斑竹潇潇”说虞舜》提到，那时的氏族公社和部落联盟首领，只是民主推举产生的“人民公仆”，根本不允许有什么个人私利和贵族特权。此所谓“大道之行，天下为公”，当然是不需要用刑律来强制约束的。反之，所谓“大道废有仁义，智慧出有大伪”，也就显得凶顽奸佞之事丛生，而必须以严刑峻法来维稳了。于是，也便有了法治的肇创。
有了官僚机构的规范化与常态化，也便必须有政风政绩制度化严格考核与监察的叠床架屋配套膨胀。这样，具有原始大众民主性质的部落联盟议事会制度和“四岳”参议制度，一旦蜕变为官僚权贵的议事行政体制，差不多便等于宣告了原始共产主义社会的解体。一个官僚贵族特权阶层的形成，由此即成为不可逆转之势。这种1%精英民主取代99%大众民主的历史性转折点，便是肇始于虞舜时代。如果我们再联系到接下来夏禹时期及夏朝“家天下”时代的开启，这种社会文化的嬗变轨迹就更清楚了。
固然，虞舜后来也是依照帝尧先例，“天下传贤而不私传于家”，把“天子”宝座禅让给了大禹。但很遗憾，这也是中国上古时代的最后一次“禅让”了。而这种历史结局，又恰恰是虞舜一手酿成的。或许，虞舜并不是有意要推动解体那个公有制社会，而绝对是出于“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良好愿望。也或许，虞舜仅仅是缺乏了一些“顺天应道”力挽狂澜的智慧才能。但不管怎样，中国君臣等级制“家天下”的瓶口是虞舜打开的，这已经是不可掩盖的历史事实。所谓“大道废有仁义，智慧出有大伪”，自虞舜时代以后的公道公理公德公平公正公义及法治刑律等，便因此也再无“公”之原始本意了。
不过，又有多少人能够破解和洞穿，后来春秋战国时代产生的“诸子百家”，特别是从儒家开始对虞舜“神化”与“圣化”的历史疑云呢？
接下来，我们就来继续解读大禹的故事。
据《史记》记载：“夏禹，名曰文命。禹之父曰鲧，鲧之父曰帝颛顼，颛顼之父曰昌意，昌意之父曰黄帝。禹者，黄帝之玄孙而帝颛顼之孙也”。“舜举鲧之子禹，而使续鲧之业”，“禹伤先人父鲧功之不成受诛，乃劳神焦思，居外十三年过家门不敢入”，“左准绳，右规矩，载四时，以开九州，通九道，陂九泽，度九山”，“禹乃行相地宜所有，以贡及山川之便利”，“于是，九州攸同，四奥既居，九山刊旅，九川涤原，九泽既陂，四海会同，六府甚修，众土交正，致慎财赋，咸则三壤成赋”，“天下于是太平治”。“唯禹之功为大，披九山，通九泽，决九河，定九州，各以其职来贡，不失厥宜。方五千里，至于荒服”，“四海之内咸戴帝舜之功”，“天下明德皆自虞帝始”。
这里大意是说，夏禹也是轩辕黄帝的后裔，他的父亲鲧因治水不力而被虞舜诛杀，然后虞舜又让夏禹接着负责治水。夏禹有戒于其父治水无功而被诛杀的教训，工作兢兢业业勤勤恳恳，在外劳累奔忙了十三年，就是从家门口路过都不敢进去探望关照。他身先士卒，亲自操持测量工具，为水土整治工程划线定位。最后，终于摆顺和理清了全国山川资源的分布家底，使各地都能按照物产实力上交相应的税赋，而不能有所隐瞒和遗漏。因此，国家的财政收入得到极大提高，国富民安，社会稳定有序，四海之内都服从舜帝的领导。这种社会道德规范的建立，就是从虞舜时代开始的。而能够形成如此大好的盛世局面，夏禹的功劳是最大的。
《史记》载：“禹于是遂即天子位，南面朝天下，国号曰夏后”，“禹践天子位，尧子丹朱、舜子商均皆有疆土，以奉先祀，服其服，礼乐如之，以客见天子，天子弗臣，示不敢专也”。“十年，帝禹东巡狩，至于会稽而崩”，“禹子启贤，天下属意焉”，“于是启遂即天子之位，是为夏后帝启”。
这里大意是讲，夏禹接受了虞舜的禅让后，就正式继天子位，并把国号改为“夏后”。夏禹登基称帝后，给唐尧和虞舜的儿子都提供了“分疆封侯”待遇，使他们可以享受先王的世袭爵禄。夏禹对他们也相敬如宾，以显示自己不敢独享天下之利。至于夏禹的儿子世袭继位为“天子”，那是“天下”都愿意的事。夏禹的儿子夏启登基后，继续保持着“夏后”的国号，因此即被称作夏后帝启。
《史记》中还特别指出：“自虞夏时，贡赋备矣。或言禹会诸侯江南，计功而崩，因葬焉，命曰会稽。会稽者，会计也”。意思是说，中国的朝贡体系和税赋制度，是从虞舜和夏禹时代开始建立完备起来的。有人说，夏禹有一次在江南召集诸侯开会，计算评比各地对国家的贡赋功劳，这事刚刚操办完，他就驾崩了。因此，安葬夏禹的地方，就称作会稽。会稽的含义，便是汇总稽查与核计账务。
如前所述，中国上古时代原始共产主义社会的解体进程，是从虞舜时代开始的，到了夏禹及夏启之际，终于是画上了一个句号。用现在的话讲，就是从“公天下”到“家天下”的私有化进程，是肇始于虞舜时代。在此过程中，发挥着承前启后主力推动作用的历史人物，就是夏禹。夏禹自虞舜时代开始，最大的功绩并不是水土整治，而是在于建立了“分疆封侯”的朝贡和税赋体系。后来被万世颂扬的“大禹治水”，却原来是为了“咸则三壤成赋”和“各以其职来贡”的最终目的。包括夏禹对唐尧和虞舜的儿子“分疆封侯”以“示不敢专也”，实际上是对“公天下”的最后分赃和利益均沾。
由此，我们也就能够看明白，当初虞舜创建国家法治体系及官僚体系的经费来源和最终目的。可以说，是夏禹帮助虞舜创建了贡赋体系，才使得这个新创建的法治及官僚体系有了取之不竭的财力支持。最后，虞舜禅让夏禹继位，而夏禹则创建了自己的“家天下”，但同时也让虞舜的子孙世享“分疆封侯”的爵禄。或许，这本身就是事先的分赃默契和利益交换。总之，从“公天下”到“家天下”的私有化进程开端与完成，是虞舜和夏禹联手实现的，这是已经成为事实的古往历史了。
只是我们的困惑却在于，人类历史的公有制社会与私有制社会，同生产力与科技发展阶段究竟有无必然的关系？是发展水平落后的生产力经济基础决定公有制上层建筑，还是发展水平先进的生产力经济基础才会产生公有制社会？在人类社会文明发展进化的二三百万年漫长历程中，为何最后选择了原始共产主义这种社会形态？而当从“有巢氏教民筑居造房”解决“住房难”、“燧人氏教民取火熟食”解决“食品安全”、“燧人弇兹氏教民织衣”解决“御寒保暖”、“伏羲氏教民结网渔猎”解决“生活改善”、“神农氏教民稼穑”和“尝百草”解决“丰衣足食”与“看病难”，直到黄帝“治五气艺五种”全面提高人民的“幸福指数”，这样生产科技水平不断突飞猛进物质产品不断丰富的时候，中国上古社会怎么就发生了自“公天下”到“家天下”的乾坤逆转？
这些，都是上古时代留给我们的谜题。而这些中国人世代口耳相传的故事，也正是给人类世界今天所面临危机困境的冥冥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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