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商道：“经世济民”说计然

国学商道：“经世济民”说计然

大道国学者夏商先生曰：前文《国学商道：“上兵伐谋”说孙子》提到，“礼崩乐坏”而天下大乱“诸侯争霸”，往往兴于“为公”而衰于“不公”，周而复始皆因“平等”与“等级”。或者说，归根结底还是在于天下苍生99%之“公”与1%权贵阶层之“私”。所谓“术”不制“道”，这是孙子的历史遗憾与无奈，也是他留给后世的无穷智慧与启迪。“道”为“术”之本，“术”为道之用。看《孙子兵法》，若不察其“道”而惟求其“术”，则舍本而逐末矣！而怎样才能“有容乃大”？怎样才能“全胜有道”？怎样才能基业永固“长治久安”？则恰如老子所言：“知常容，容乃公，公乃全，全乃天，天乃道，道乃久，没身不殆”。此所谓，九九归一，“大道惟公”！

孙子深知“飞鸟绝良弓藏，狡兔尽走狗烹”的道理，对伍子胥的惨死下场十分寒心。于是，他便悄然归隐深山，继续研磨他的兵法13篇。事情果不出伍子胥所料，越王勾践卧薪尝胆，十年生聚十年教训。公元前482 年，越军乘吴军主力北上黄池与中原诸侯会盟之际，发兵袭击攻入吴国国都。公元前473 年，吴国正式被越国所灭，夫差自刎而死。孙子所亲手磨砺打造的吴国铁旅，及其“百战不殆”的军功梦想，至此也便匆匆消失于历史的深处。在风云激荡的“百家争鸣”之际，管子相齐而为法家之先驱，孙子将吴而为兵家之鼻祖，此皆生逢其时之盖世英杰。齐公吴王先后称霸天下，固然是管子与孙子的赫赫伟业。但霸极而衰，天下依然烽火连绵争霸不休，恐非诸子平生之所愿，或亦为其“术”之力所不逮。故此，为何会“诸侯相侵伐”？为何要“习用干戈”？怎样才能“修德振兵”而“度四方”？战争的目标与获胜的标准是什么？这便又归源于“兵之道”了。

越王勾践卧薪尝胆背后的“商圣之师”

却说在越王勾践称霸得志之时，也同样上演了一出“兔死狗烹”的旧戏。据《史记》载：“范蠡遂去，自齐遗大夫种书曰：‘蜚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越王为人长颈鸟喙，可与共患难，不可与共乐。子何不去？’种见书，称病不朝。人或谗种且作乱，越王乃赐种剑曰：‘子教寡人伐吴七术，寡人用其三而败吴，其四在子，子为我从先王试之！’种遂自杀。”

《史记》同时记载称：“昔者越王句践困於会稽之上，乃用范蠡、计然”，“范蠡既雪会稽之耻，乃谓然而叹曰：‘计然之计七，越用其五而得意。既已施于国，吾欲用之家。’乃乘扁舟浮於江湖，变名异姓，适齐为鸱夷子皮，之陶为朱公。朱公以为陶天下之中，诸侯四通，货物所交易也。乃治产积居。与时逐而不责于人。故善治生者，能择人而任时。十九年之中三致千金，再分散与贫交疏昆弟。此所谓富好行其德者也。后年衰老而听子孙，子孙修业而息之，遂至巨万。故言富者皆称陶朱公。”

吴王称霸，孙子归隐山野而修著“兵法13篇”。越王称霸，范子隐身于市而富其家。功成身退，立说修业，均显人生智慧。而伍子胥与文种忠君死节，故难察“盈满则亏”之祸。“计然之计七，越用其五而得意”，范蠡施用于家而“巨万”，那么这位计然又是何方神圣呢？据载，计然师承于老子，是一位“黄老之学”的大家，也是范蠡的老师。现代有人称范蠡为“儒商鼻祖”，显然是认错了君君臣臣“克己复礼”的庙堂大门。所谓“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春秋战国“百家争鸣”，也是易理大道开枝散叶自然人文学科分化繁荣发展时期。而范蠡与孔子差不多是同一时代人，若非要给范蠡划定一个“百家”门派，则将范蠡划归于当时的“法家”、“兵家”乃至“农家”治产之流，恐怕也被与孔子一起划归“儒家”门派要通顺得多。但这都是题外话，我们还是接着来解读计然的故事。

“中国经济学鼻祖”为何无缘问津“诸子百家”？

据《太平御览》等文献记载，“计然者，蔡邱濮上人，晋三公子，姓辛氏，名文子，博学无所不通”，“为人有内无外，形状似不及人，少而明，学阴阳，见微而知著”，“其行浩浩，其志泛泛”，“不肯自显诸侯，阴所利者七国，天下莫知，故称曰计然。时遨游海泽，号曰‘渔父’，尝南游越，范蠡师事之”，“范蠡请见越王”，“计然曰：‘越王为人鸟喙，不可与同利也’”，“范蠡知其贤，卑身事之，请受道，藏于石室，乃刑白鹬而盟焉”。

《史记·货殖列传》载：“计然曰：‘知斗则修备，时用则知物，二者形则万货之情可得而观已。故岁在金，穰；水，毁；木，饥；火，旱。旱则资舟，水则资车，物之理也。六岁穰，六岁旱，十二岁一大饥。夫粜，二十病农，九十病末。末病则财不出，农病则草不辟矣。上不过八十，下不减三十，则农末俱利，平籴齐物，关市不乏，治国之道也。积著之理，务完物，无息币。以物相贸易，腐败而食之货勿留，无敢居贵。论其有余不足，则知贵贱。贵上极则反贱，贱下极则反贵。贵出如粪土，贱取如珠玉。财币欲其行如流水。修之二十年，国富，厚赂战士，士赴矢石，如渴得饮，遂报强吴，观兵中国，称号五霸。”

关于这位“学阴阳见微而知著”的计然，其生平与言行即散见于这些古籍文献之中。同时，对于计然的身世，史学界也一直争议不断。但仅凭此“计然七策”的伟绩，计然及其门生范蠡在“诸子百家”中，就应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可我们从正史中所得到的印象，却完全不是这样。如果说范蠡挑拨文种跟他一起“炒”越王的“鱿鱼”，并偷偷摸摸下海经商隐姓埋名混迹江湖，而且还闹出了与美女西施的浪漫绯闻，因此很难符合儒家正史的仁义道德君臣礼制伦理规范。那么，“博学无所不通”的计然，为何也无缘“诸子百家”榜单呢？看来，中国文化的真相，只能从重大历史事件的蛛丝马迹里慢慢去寻找。包括像黄帝与帝颛顼之间还有“帝挚少昊氏”，以及夏禹之后“益干启位，启杀之”，这类历史事实若没有《竹书纪年》佐证，我们恐怕至今也依然被蒙在鼓中。

如前所述，君臣上下尊卑贵贱等级礼教的王道“文化霸道”，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后，就彻底改编了中国的历史。所谓“为尊者讳，为亲者讳，为贤者讳”，这样的历史修编，其实从孔子修正“五经”和修篡《春秋》时就已经开始了。所谓“诸子百家”之说，也是自汉代以后才逐渐成形。本来，易理大道是中华文化之根，也是“国学”之基。但这里却将“道”与“术”齐观，把“道家”与法兵儒墨等“百家”并列，并进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这便等于掏空了中国文化的根基。如果说“儒术”的确比其他“百家”之“术”高明，恐怕就在于以“等级礼教”捆绑搭售文化，以篡改历史而迷惑现实误导未来，并借“王道”强权之手实现“唯我独尊”的文化专制与垄断。

“孔子之术”的原旨初衷，就是“克己复礼”。其所谓的“仁义道德礼智信”，便是用以衡量人们遵守“等级礼制”行为规范的修养标准。若不承认这个等级秩序，不遵守这个等级规范，就是“不仁不义”，就是“无道无德无礼无智无信”。社会人群的身份地位，也同样是按照“士农工商”进行尊卑等级排序。这里的“士”，除了原本意义上的贵族子弟士大夫阶层外，便是指儒家学士知识分子，而绝不是指被“罢黜”的“百家”学派知识分子或工匠技师之流。其次是“农”，这是“本业”，属于“劳力者”阶层。再其次是“工”，最下层是“商”，这两者均属于“末业”阶层，而“商”则为“末业”之“末”。所谓“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此“劳心者”主要是指“学而优则仕”的儒家学士精英，也绝对轮不到“末业”之“末”的“商”。

至此，对于计然及其门生范蠡无缘问津“诸子百家”榜单，我们就可以找到源头的答案了。问题的关键在于，计然似乎有“中国经济学鼻祖”的嫌疑，这自然便与“末业”之“末”的“商”脱不了干系。

其实，所谓“道为术之本”，而“术为道之用”。“道”用之于“文”，则成哲学或“道家”。“道”用之于“时”，则成天文学或“阴阳家”。“道”用之于“位”，则成地理学或“堪舆家”。“道”用之于“人”，则成政治学或“法家”。“道”用之于“战”，则成军事学或“兵家”。“道”用之于“说”，则成外交学或“纵横家”。“道”用之于“医”，则成生命学或“养生家”。“道”用之于“商”，则成经济学或“商家”。如此等等，“道”无所不在，“道”无所不至，进可“经世济民治国平天下”，退则可修身养生齐家乃为“陶朱公”，此岂止是区区“儒术”可以涵盖或“罢黜”？

“计然之策”的大道玄机

那么，说了半天，范蠡所言的“计然之策”究竟是什么呢？从上述文献记载中，我们可以看到“农末俱利”、“平籴齐物”、“关市不乏”及“务完物”和“无息币”等端倪。借文种的“破吴之术”说辞，我们还可以得到这样的解释版本。据《吴越春秋》记载：“越王曰：‘寡人被辱怀忧，内惭朝臣，外愧诸侯，中心迷惑，精神空虚。虽有九术，安能知之？’大夫种曰：‘夫九术者，汤、文得之以王，桓、穆得之以霸。其攻城取邑，易于脱屣。愿大王览之。’种曰：‘一曰尊天事鬼以求其福。二曰重财币以遣其君，多货贿以喜其臣。三曰贵籴粟槁以虚其国，利所欲以疲其民。四曰遗美女以惑其心，而乱其谋。五曰遗之巧工良材，使之起宫室，以尽其财。六曰遗之谀臣，使之易伐。七曰强其谏臣，使之自杀。八曰君王国富而备利器。九曰利甲兵以承其弊。凡此九术，君王闭口无传，守之以神，取天下不难，而况于吴乎？’越王曰：‘善。’”

从选送西施给吴王夫差，到伍子胥被逼自杀，我们已经可以看到其中“美人计”和“离间计”的奏效。其富国强兵之计，也自不待言。我们没有看到的，是鼓角争鸣刀光剑影背后的“商战之计”。所谓“人为财死鸟为食亡”，“关市”开放的市场经济同样是一把“双刃剑”。以重金贿赂腐化敌国君臣要员操控其政策导向，再操纵物价涨跌以利欲驱动“虚其国”并“疲其民”，如此一番“商战”之后，“兵战”的结局难道不是已经预先“顶层设计”好了吗？

那么，“计然之策”，又是源于怎样的天道玄机呢？据《越绝书》记载：“计倪对曰：‘臣闻炎帝有天下，以传黄帝。黄帝于是上事天、下治地；故少昊治西方，蚩尤佐之，使主金；玄冥治北方，白辨佐之，使主水；太皞治东方，袁何佐之，使主木；祝融治南方，仆程佐之，使主火；后土治中央，后稷佐之，使主土。并有五方，以为纲纪。是以易地而辅，万物之常。王审用臣之议，大则可以王，小则可以霸，于何有哉！’越王曰：‘请问其要！’计倪对曰：‘太阴，三岁处金则穰，三岁处水则毁，三岁处木则康，三岁处火则旱。故散有时积，籴有时领。则决万物，不过三岁而发矣。以智论之，以决断之，以道佐之。断长续短，一岁再倍，其次一倍，其次而反。水则资车，旱则资舟，物之理也。天下六岁一穰，六岁一康，凡十二岁一饥，是以民相离也。故圣人早知天地之反，为之预备。故汤之时，比七年旱而民不饥；禹之时，比九年水而民不流。其主能通习源流，以任贤使能，则转毂乎千里，外货可来也；不习则百里之内，不可致也。人主所求，其价十倍；其所择者，则无价矣。夫人主利源流，非必身为之也。视民所不足及其有余，为之命以利之，而来诸侯，守法度，任贤使能，偿其成事，传其验而已。如此，则邦富兵强而不衰矣’”。

“越王曰：‘善。子何年少于物之长也。’计倪对曰：‘人固不同，惠种生圣，痴种生狂。桂实生桂，桐实生桐。先生者未必能知，后生者未必不能明。是故，圣主置臣，不以少长。有道者进，无道者退。愚者日以退，圣者日以长。人主无私，赏者有功’ 。

由此可见，“计然之策”还是源自“伏羲八卦”之《易》，并与“黄老之学”一脉相承。所谓“上识天文下知地理”，计然“博学无所不通”，此言不虚！看来，要真正能够洞明“计然之策”的大道玄机，没有一定的“国学”功底显然是不行的。但所谓大道至简，《易》者，易也。一阴一阳，亦一公一私而已。所谓“人主无私，赏者有功”，最根本的还是在于“大公无私”。所谓“商道无极”，也恰如老子所言 ：“知常容，容乃公，公乃全，全乃天，天乃道，道乃久，没身不殆”。此所谓，九九归一，“大道惟公”！“商圣”范蠡“三聚三散”而“遂至巨万”，难道不正涵有“公”之“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