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商道：“江湖风月”说范蠡

国学商道：“江湖风月”说范蠡

大道国学者夏商先生曰：前文《国学商道：“经世济民”说计然》提到，吴王称霸，孙子归隐山野而修著“兵法13篇”。越王称霸，范子隐身于市而富其家。功成身退，立说修业，均显人生智慧。而伍子胥与文种忠君死节，故难察“盈满则亏”之祸。“计然之计七，越用其五而得意”，范蠡施用于家而“巨万”，那么这位计然又是何方神圣呢？据载，计然师承于老子，是一位“黄老之学”的大家，也是范蠡的老师。现代有人称范蠡为“儒商鼻祖”，显然是认错了君君臣臣“克己复礼”的庙堂大门。所谓“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春秋战国“百家争鸣”，也是易理大道开枝散叶自然人文学科分化繁荣发展时期。而范蠡与孔子差不多是同一时代人，若非要给范蠡划定一个“百家”门派，则将范蠡划归于当时的“法家”、“兵家”乃至“农家”治产之流，恐怕也被与孔子一起划归“儒家”门派要通顺得多。

关于这位“学阴阳见微而知著”的计然，其生平与言行即散见于这些古籍文献之中。同时，对于计然的身世，史学界也一直争议不断。但仅凭此“计然七策”的伟绩，计然及其门生范蠡在“诸子百家”中，就应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可我们从正史中所得到的印象，却完全不是这样。如果说范蠡挑拨文种跟他一起“炒”越王的“鱿鱼”，并私自下海经商隐姓埋名混迹江湖，而且还闹出了与美女西施的浪漫绯闻，因此很难符合儒家正史的仁义道德君臣礼制伦理规范。那么，“博学无所不通”的计然，为何也无缘“诸子百家”榜单呢？看来，中国文化的真相，只能从重大历史事件的蛛丝马迹里慢慢去寻找。包括像黄帝与帝颛顼之间还有“帝挚少昊氏”，以及夏禹之后“益干启位，启杀之”，这类历史事实若没有《竹书纪年》佐证，我们恐怕至今也依然被蒙在鼓中。

君臣上下尊卑贵贱等级礼教的王道“文化霸道”，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后，就彻底改编了中国的历史。所谓“为尊者讳，为亲者讳，为贤者讳”，这样的历史修编，其实从孔子修正“五经”和修篡《春秋》时就已经开始了。所谓“诸子百家”之说，也是自汉代以后才逐渐成形。本来，易理大道是中华文化之根，也是“国学”之基。但这里却将“道”与“术”齐观，把“道家”与法兵儒墨等“百家”并列，并进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这便等于掏空了中国文化的根基。如果说“儒术”的确比其他“百家”之“术”高明，恐怕就在于其以“等级礼教”捆绑搭售文化，以篡改历史而迷惑现实误导未来，并借“王道”强权之手实现“唯我独尊”的文化专制与垄断。

“孔子之术”的原旨初衷，就是“克己复礼”，即复辟周朝诸侯分封的君臣等级礼制。其所谓的“仁义道德礼智信”，便是用以衡量人们遵守“等级礼制”行为规范的修养标准。若不承认这个等级秩序，不遵守这个等级规范，就是“不仁不义”，就是“无道无德无礼无智无信”。社会人群的身份地位，也同样是按照“士农工商”进行尊卑等级排序。这里的“士”，除了原本意义上的贵族子弟士大夫阶层外，便是指儒家学士知识分子，而绝不是指被“罢黜”的“百家”学派知识分子或工匠技师之流。其次是“农”，这是“本业”，属于“劳力者”阶层。再其次是“工”，最下层是“商”，这两者均属于“末业”阶层，而“商”则为“末业”之“末”。所谓“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此“劳心者”主要是指“学而优则仕”的儒家学士精英，也绝对轮不到“末业”之“末”的“商”。

至此，对于计然及其门生范蠡无缘问津“诸子百家”榜单，我们就可以找到源头的答案了。问题的关键在于，这位计然似有“中国经济学鼻祖”之嫌，这自然便与“末业”之“末”的“商”脱不了干系。

说过了“中国商圣之师”计然，我们接着来解读其门生“中国商圣”范蠡的故事。

自“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来的中国正史，便是一部儒家学士“为尊者讳”和“一字针贬”的帝王将相史。这一文化指挥棒下产生的中国文艺作品，除了“非主流”的志怪神话，便主要是帝王将相的叱咤风云和儒家学士的自我感怀，以及才子佳人英雄美女的江湖风月。鉴于“诸侯争霸”和“越王勾践卧薪尝胆”的惊天动地，越国上将军范蠡便成了帝王将相故事中不可或缺的角色。但由于他“仕而优则商”，作为臣子竟“炒”了君主的“鱿鱼”，故此“上将军范蠡”就又成了帝王将相故事中的“叛逆”或“另类”。而求财逐利的“商人范蠡”，就更难入中国“主流”儒家文士的“法眼”了。于是，在民间“非主流”的文学作品与传说里，“上将军范蠡”与“商人范蠡”的故事，便夹杂演绎出了才子佳人“英雄美女”的花边插曲。这里的“财富英雄”就是当年的“上将军范蠡”。此处的“绝代美女”，便是当年越王勾践进贡送给吴王夫差的西施。当然，这与现代街市流行的“傍大款”与“养小三”绝对不是一码事。

故事的源头，还是得从当年的“计然之计”说起。据《吴越春秋》记载：“越王曰：‘寡人被辱怀忧，内惭朝臣，外愧诸侯，中心迷惑，精神空虚。虽有九术，安能知之？’大夫种曰：‘夫九术者，汤、文得之以王，桓、穆得之以霸。其攻城取邑，易于脱屣。愿大王览之。’种曰：‘一曰尊天事鬼以求其福。二曰重财币以遣其君，多货贿以喜其臣。三曰贵籴粟槁以虚其国，利所欲以疲其民。四曰遗美女以惑其心，而乱其谋。五曰遗之巧工良材，使之起宫室，以尽其财。六曰遗之谀臣，使之易伐。七曰强其谏臣，使之自杀。八曰君王国富而备利器。九曰利甲兵以承其弊。凡此九术，君王闭口无传，守之以神，取天下不难，而况于吴乎？’越王曰：‘善。’”

可见，“计然之计”，已经给范蠡和文种提供了一整套“超限战”与“全维战”的“灭吴策略”。不管越国后来是“七用其三”还是“七用其五”，“遗美女以惑其心而乱其谋”，这一条“美人计”肯定是投入“实战”了。而这颗灭吴的“美女核弹”，就是当年越国从钱塘江畔觅来的浣纱女西施。

至于范蠡“自与其私徒属乘舟浮海以行”之后的行踪，以及“十九年之中三致千金”而为“陶朱公”的故事梗概，我们从如下历史记载中即可知大略。

据《史记》载：“范蠡遂去，自齐遗大夫种书曰：‘蜚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越王为人长颈鸟喙，可与共患难，不可与共乐。子何不去？’种见书，称病不朝。人或谗种且作乱，越王乃赐种剑曰：‘子教寡人伐吴七术，寡人用其三而败吴，其四在子，子为我从先王试之！’种遂自杀”。“昔者越王句践困於会稽之上，乃用范蠡、计然”，“范蠡既雪会稽之耻，乃谓然而叹曰：‘计然之计七，越用其五而得意。既已施于国，吾欲用之家。’乃乘扁舟浮於江湖，变名异姓，适齐为鸱夷子皮，之陶为朱公。朱公以为陶天下之中，诸侯四通，货物所交易也。乃治产积居。与时逐而不责于人。故善治生者，能择人而任时。十九年之中三致千金，再分散与贫交疏昆弟。此所谓富好行其德者也。后年衰老而听子孙，子孙修业而息之，遂至巨万。故言富者，皆称陶朱公” 。

“范蠡事越王勾践，既苦身戮力，与勾践深谋二十余年，竟灭吴，报会稽之耻。北渡兵于淮以临齐、晋，号令中国，以尊周室。勾践以霸，而范蠡称上将军。还反国，范蠡以为大名之下，难以久居，且勾践为人，可与同患，难与处安，为书辞勾践曰：‘臣闻主忧臣劳，主辱臣死。昔者君王辱于会稽，所以不死，为此事也。今既以雪耻，臣请从会稽之诛。’勾践曰：‘孤将与子分国而有之，不然，将加诛于子。’范蠡曰：‘君行令，臣行意。’乃装其轻宝珠玉，自与其私徒属乘舟浮海以行，终不反”。

“范蠡浮海出齐，变姓名，耕于海畔，父子治安。居无几何，置产数十万。齐人闻其贤，以为相。范蠡喟然叹曰：‘居家只致干金，居官则至卿相，布衣之极也。久受尊名，不详。’乃归相印，尽散其财，以分与知友乡党，间行以去，止于陶，自谓陶朱公”。

“居家只致干金，居官则至卿相，布衣之极也。久受尊名，不详”，“蜚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越王为人长颈鸟喙，可与共患难，不可与共乐。子何不去？”由此可见，“范蠡对“盈满则亏”的大道之理和“天时地利人和”的机缘把握，是极其精准的，其思想也是一以贯之的。自然法则为至上之“天道”，君臣礼制为人间之“王道”。范蠡最终敢于说出“君行令，臣行意”这样各行其道的桀骜不驯之语，且径直“自与其私徒属乘舟浮海以行”，便是心持“天道”以轻“王道”的超然洒脱。这种“天子呼来不上船”的胆识气节，是固守君臣礼制的儒家之徒难望项背的。

对于“与时逐而不责于人”的“计然商道”，范蠡已是烂熟于心，因此才能“遂至巨万”且“富好行其德”。“贵出如粪土，贱取如珠玉，财币欲其行如流水”的经商之“术”，范蠡更是运用自如。但如果将范蠡的经商之术，仅仅理解为货物交易的“差价取利”，那显然是未见全貌。“计然商道”的“农末俱利”，便体现在范蠡“耕于海畔”的艰苦创业上。所谓“农”，即“民以食为天”的“本业”。所谓“末”，“工商”之谓也，如范蠡之陶“治产积居”。用现在的经济术语来讲，就是兴办实业的“农牧渔及农工商”综合经营，而不是投机操纵“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的“市场泡沫”以“套取暴利”。

在正统的儒家学士看来，亲身“耕于海畔”，自然是农夫渔夫之辈“劳力者”干的活，“唯有读书高”的“劳心者”不屑为也。“学而优则仕”，“官至卿相”的“劳心者”，谁还会自愿离职去“耕于海畔”？诚实劳动，智慧创业，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扶贫济困，助人为乐，“大公无私”且“三聚三散”，如此“道德模范”怎会是一个“末业”之“末”的商人？而且，这个“道德商人”，走的竟然还是“仕而优则商”的“道”？！！！如此等等，莫非这个范蠡也只是一个遥远的“传说”？

如前所述，春秋战国时代有“三大商业经典”案例。其一，是商人管仲相齐而成就“春秋首霸”。其二，是上将军范蠡“兴越灭吴”遂“仕而优则商”。其三，是商人吕不韦“经营君位”而相秦加速“大一统”。所谓“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五百年的“实践检验”已经有历史的结论。富国强兵自有“道”，衰亡离乱皆因“儒”。盛衰之兆，由是观之。经邦济世治家兴业，两千多年同此一理。自公有制的原始共产主义社会解体，私有制的夏朝“家天下”开始，等级礼制即成思维惯性，而“大公无私”便为“逆水行舟”。所谓大道之行天下为公，等级分化皆存于私。求公道必破等级，守等级则必废公道。而在私有制的“王道”天下，上下尊卑贫富贵贱等级自然是“天经地义”。由此，也便注定了中国“商道”复兴发展的艰难。特别是自“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来，尤其如此。

司马迁的《史记》，专门以《货殖列传》为商人记传，亦堪称中国“正史”之绝唱。三国时期的刘邵在《人物志》中，则把范蠡列为“术家”。《人物志》称：“思通道化，策谋奇妙，是谓术家，范蠡、张良是也。”易理大道为中华文化之根，所谓“百家”皆为“术”，刘邵的说法是有道理的。后世称范蠡为“中国商圣”，其实便是基于范蠡的“经商之术”。要说范蠡有经济思想和“商道”，那还是源自“计然商道”。范蠡奉之为圭臬的“计然之计”，比较详细地记录于《吴越春秋》、《国语·越语》、《越绝书》、《史记·越世家》及《计然篇》中。至于“范蠡商经”之类，大多为后人托范蠡之名所作，其义自然难达“计然商道”。

先哲老子曰：“天之道，其犹张弓与。高者抑之，下者举之。有馀者损之，不足者补之。天之道损有馀而补不足。人之道则不然，损不足以奉有馀。孰能有馀以奉天下，唯有道者。是以圣人为而不恃，功成而不处，其不欲见贤邪！”“圣人不积。既以为人己愈有。既以与人己愈多。天之道利而不害。圣人之道为而不争”。范蠡之师计然承传于“黄老之学”，而范蠡的“三聚三散”，似亦有“既以与人己愈多”之神韵。

或也正因为此，与“正史”对范蠡的“惜墨如金”相反，中国民间对范蠡的推崇一直热情有加。据传，当年越王勾践为实施“计然之计”中的“美人计”，特派范蠡周游越国觅选才貌双全的美女。一日，终于在古苎萝村的浣纱江畔，发现了足以倾国倾城的西施。于是，英雄遇美女，便擦出了才子佳人的火花。然而，国难当头，首先必须舍己为公付出个人牺牲。范蠡只得忍痛割爱，把西施选进宫里，与其他越女一起进行歌舞礼仪等“特训”。后来，西施果然“不辱使命”，配合范蠡率领的越军取得了灭吴战争的最后胜利。但当范蠡认识到越王勾践“可与共患难不可与共乐”后，便“自与其私徒属乘舟浮海以行”。而这里的“私徒属”，自然少不了西施。范蠡行走江湖为何要乔装打扮隐姓埋名，就是不想让人知晓他与西施的老底，以避免“追星族”打扰他们宁静的“二人世界”。

当然，这些民间传说的“才子佳人”故事都无稽可考。只不过是老百姓对范蠡和西施为国牺牲奉献的精神，表示敬仰和感激。因此，便以丰富的夸张想象，来给他们安排这样一个美好的人生结局。所谓公道自在人心，民间传说也往往便是99%们对社会公平公正的希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