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是经济的血液，金融危机必然导致整个经济体系的振荡，甚至引发社会普遍的不满和危机。
随着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金融市场动荡在国际上不断蔓延，长期收入处在停滞状态的西方普通民众的不满情绪也与日俱增，“占领运动”在世界范围内此起彼伏。在这种情势下，已经有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开始反思此次依旧看不到尽头的金融危机——它似乎不再是历史上常常发生的一般经济衰退，而是反映了西方文明范式的整体危机。
2011年8月11日，有“末日博士”之称的纽约大学经济学教授鲁比尼（Nouriel Roubini）警告说，全球经济正处在由美国、欧元区及日本的带领下出现“集体衰退”的边缘，应予以预防的各国政府的做法却是完全背道而驰，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预言会变成现实。他坦然承认：“马克思是对的，资本主义到某一阶段会自我毁灭。”
事实上在此次金融危机爆发后不久，就有商界精英意识到了危机的严重性，2009年，有日本“经营之圣”之称的著名企业家稻盛和夫和日本著名哲学家梅原猛合写了《拯救人类的哲学》一书，在该书的序言中，稻盛先生指出，大约250年前，欧洲兴起了产业革命，使近代文明获得了快速发展，然而这种发展以无止境的欲望作为动力，持续不断地追求经济增长，这种增长模式已经带来了环境和能源等严重的问题；如果这种建筑在人类本能与利己之心基础上的近代文明不改弦易辙，恐怕同人类历史上诸多古老文明一样，难以逃脱灭亡的命运。稻盛和夫这样写道：
危机的直接原因似乎是金融衍生产品使用过了头，但事情的本质是，人们为了满足自己的欲望，不择手段地追求利润的最大化，是失控的资本主义的暴走狂奔。从这个意义上讲，这次金融危机，正是上天为我们人类敲响的警钟。
人类现在必须思考一个问题，我们怎样来和这个地球共生共存，这就必须从爱、慈悲、同情以及利他之心出发，而不是无止境地追求基于欲望和利己心之上的所谓经济增长。[1]
如果从中国大历史的角度去看此次世界金融危机，我们能更加清楚地看到此次金融危机反映了整个西方文明范式的危机，同时也会坚定我们走自己道路的信心和决心。
中国为何没有产生农奴制度和资本主义
首先是在政治经济层面。以美国为例，美国政治受经济精英、特别是华尔街银行家的左右太大，以至于其政治结构牢牢掌握在少数经济精英手中，导致社会公共权力配置严重失衡。这也是此次“占领华尔街”运动爆发的直接原因。“占领华尔街”运动的示威组织者们明确反对美国政治的权钱交易、两党政争以及社会不公正。运动组织者在官方网站上写道：“我们是占人口99%的普通大众，对于仅占1%的贪婪和腐败，再也无法容忍。”
美国的经济精英可以通过政治捐款、游说等多种方式左右政局，且这种趋势愈演愈烈。2010年1月，美国最高法院以5票对4票否决了以前对美国公司政治捐款的限制。也就是说，以后美国公司的政治捐款没有了上限，权与钱的交易市场真正实现了自由化。美国摩根大通银行副总裁黄树东一针见血地指出：“用中国话说，美国的体制是公开的权钱交易。政治捐款是资本尤其是大资本控制政治的一种基本机制。美国从地方到联邦，各级参选官员作为一个庞大的群体，有一个共同模式：先拿钱（捐款），再谋权，最后用权力酬谢支持者。没有不拿钱的官员，也很难找到不酬谢支持者的官员。中国也有权钱交易，但大概没有人否定权钱交易是一种典型的腐败，然而在美国，权钱交易是合法化的。”[2]
另外，黄树东先生还看到了传统中国抑商政策的合理性，他注意到，中国历史上，政府并没有剥夺商人的权利，所谓抑商，是防止财富同权力相结合，特别是同地方权力相结合，进而影响政治的统一。[3]
黄先生不是历史学者，却在这一问题上不乏真知卓见，难得！中国传统抑商政策的核心是防止贫富两极分化，防止出现美国那样的政商间无碍的“旋转门”，导致商贾在朝。《管子·权修第三》认为：“商贾在朝，则货财上流。”就是说，商人在朝中掌权，资本会逐步影响、控制政治，进而导致权钱交易。
当代史学大家钱穆先生指出，正是中国传统的“均产论”和“抑富政策”，使中国既没有演化出西欧式的农奴制度，也没有变成当代的西方资本主义社会。他引用西汉大儒董仲舒《春秋繁露·度制》中的话：“大富则骄，大贫则忧。忧则为盗，骄则为暴，此众人之情也……（圣者）使富者足以示贵而不至于骄，贫者足以养生而不至于忧。以此为度而调均之。”并解释说：
这是一个中国儒家传统的“均产论”。这一个均产论，有两点极可注意。第一点：此所谓均产。并不要绝对平均，不许稍有差异。中国传统的均产论，只在有宽度的平面上求均。宽度的均产中间，仍许有等差。第二点：在此有宽度的均产中间，不仅贫人应有他最低的界线，即富人亦应有他最高的限度。因此中国传统经济政策，不仅要“救贫”，而且还要“抑富”。中国人认为大贫大富，一样对于人生无益，而且一样有害。因此贫富各应有它的限度，这两种限度，完全根据人的生活及心理，而看其影响于个人行为及社会秩序者以为定。”[4]
钱穆先生认为，正是因为中国2000多年来对上述经济政策的孜孜以求，奠定了中国历史非西方的独特的发展道路。他写道：“解放奴隶的命令，在光武时代屡次颁布，重农抑商，控制经济，不使社会有大富大贫之分，这是中国自从秦、汉以来2000年内一贯的政策。中国的社会经济，在此2000年内，可说永远在政府意识控制之下，因此此下的中国，始终没有产生过农奴制度，也始终没有产生过资本主义。”[5]
有效节制资本，强调收入差距的合理性和社会公平，主张共同富裕，直至今天仍为中国政府所提倡。看到西方社会在资本失控的陷井中痛苦地挣扎，以其为前车之鉴，我们不仅应继承中国古典经济理论，还有必要将这一理论在全球化的时代发扬光大。
私欲必须让位于社会价值
此次西方金融危机，也使我们看到了膨胀的私欲，消费主义、享乐主义盛行的危险性，使世人更加重视东方“因人情，节人欲”的礼义之道以及“以义制利”的经济伦理思想。《礼记·曲礼第一》开头就讲：“敖（同“傲”）不可长，欲不可从（同“纵”），志不可满，乐不可极。”唐代孔颖达在《礼记正义·曲礼上第一》中说：“‘欲不可从’者，心所贪爱为欲，则‘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是也。人皆有欲，但不得从之也。”私欲膨胀、过度消费是爆发此次金融危机的重要原因。 CNN干脆将普通美国消费者列为10个需要为金融危机负责的人之一。
前不久，北京交通大学王元丰教授在《环球时报》上发表了《西方应深刻反省享乐文化》一文，认为西方的过度消费、享乐主义文化是导致金融危机的重要原因。他写道：“西方社会需要深刻反思，引发政治、经济和社会问题的根本原因不仅在政府，更在于西方社会的文化！西方社会文化的主要问题就是享乐主义或者说是消费主义盛行。”[6]
稻盛和夫先生则认为，如果人类还以欲望作为经济发展的动力，持续不断地追求这样的经济增长，其结果只能是人类的毁灭。这位中国文化的崇拜者和两个世界500强企业的缔造者指出：“人类如果不肯遵照佛陀有关‘知足’的教诲，节制自身的欲望，与地球这个生态环境中存在的一切生命共存共生，回归朴实的、有节制的生存方式，那么，人类就会滑向自我灭亡的深渊。”[7]
黄树东先生则警告中国学界，“别把私欲神圣化”，个人资本（产）和私有产权在任何地方都不永远是至高无上的，经济生活中社会价值应被放在第一位。要做到这一点，不能仅仅满足于道德诉求，还需要制度约束。他说：“承认私欲和刺激私欲不是一回事，依靠刺激私欲来刺激社会活力，最后社会活力将为私欲所淹没。私欲只能在一定程度内推动社会的活力，超过了那个限度，私欲必须让位于社会价值。”[8]
看来，中国传统的以义制利，不仅是一种行为准则和商业伦理，也是一种基本的经济原则。难怪2000多年前孔子就将道德生活放在第一位，他说：“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这句话大意是：君子明白大义，小人只知道小利。不幸的是，后代儒家将这种思想诠释为义与利的尖锐对立，一种非此即彼的义利观。
从19世纪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资本统治一切的批判到今天东方有识之士对西方生活方式地反思，都使我们看到，中华民族薪火相传的伟大智慧，再加上20世纪以来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伟大实践所取得的宝贵经验，使今天的中国人完全能够为人类开创一片崭新的境界。这就要求我们不仅要恢复中华文化的旧物，还要大胆进行社会主义的理论创新。
注释：
[1][7] 稻盛和夫、梅原猛：《拯救人类的哲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4—5、3页。
[2][3][8] 黄树东：《中国，你要警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71—172、270、225页。
[4][5] 钱穆：《中国文化史导论》（修订本），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120—121页、123页。
[6] 王元丰：《西方应深刻反省享乐文化》，载《环球时报》2011年9月1日。
（翟玉忠：北京大学中国与世界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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