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中涉及到的有些观点和原文的出处我就不一一列出，请原原谅。
古代中国的起义者在历史上谱写了光辉的篇章，执达摩克利斯之剑引导人民前进的正是孔夫子和弥勒佛。
社会的稳定来源于社会力量的均衡，任何一方违反保证社会正常运行的准则都应受到惩罚。人民若是不生产做模范、战斗当英雄，国家机器自会发挥作用，我们一点都不用怀疑国家机器的暴力性。若是统治集团不认真履行其职能，外不能御敌拓疆，内不能发展生产，反而横征暴敛，祸国殃民，国家机器当然也应予以惩处，但前提是国家机器还能正常地运转，而这一点却是无法通过国家机器的自我调节机制来保证的 无论是三省六部、元老院，或是议会，都是执政机构，无论是元老、保民官、或是议员，一旦当选，就有脱离人民成为统治者的倾向，他们本应担负的监督职责最终都成了实际上的自我监督。自我监督能长期有效吗？欲望的力量让人无法抵挡。
欲望是人类前进的动力，同时也是祸害的根源。欲望总能让一些统治者丧失理智，破坏社会的均衡。他们并非不知前朝兴衰，但他们总是心存侥幸，认为欺压的是阿Q而非李自成。一个朝代建立初期，统治者都对前朝的灭亡记忆犹新，深知人民的力量，所以能安守本分。随着时间的推移，一些人就开始瞧不起人民了，即便是开国者们的后人，他们也全然忘了先辈是如何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自我欲望无限制膨胀。历史又开始了新的“乱治轮回”。
此时只有人民采取了能够剥夺统治者的生命和财产的暴力反抗才能让统治者们清醒，统治者们一般称其为“天谴”。统治者以“天谴”来称呼人民的暴力反抗主要是为自己开脱，意为“是天要亡我，非我之过”，但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统治者们所尊崇的“天”所依存的恰恰是他们所看不起的老百姓。几千年来的世界历史告诉我们，只有一种来自于统治体制以外的强大力量才能有效地对违规的统治者进行“帮助”，这股力量就是人民反抗，且人民反抗的威力必须时时让统治者感受到，如此才能充分发挥人民的监督功能。
可是，大规模起义的破坏力是巨大的，爆发时于国于民都极为不利，尽管其历史作用是积极的。若是人民能敏感一些，不要这许多忍耐，不要这许多麻木，“该出手时就出手”，能在最后的大爆发前多作一些小规模的反抗以引起执政者的注意，使人民的不满能分期分批地以较小的规模得以释放，使社会矛盾能一部分一部分地得到解决，于国于民都幸莫大焉。这就好比地下蓄积的可能造成一次八级地震的能量如以一系列的三级地震释放出来，破坏力就大大减少一样。所以说丹尼尔•谢司之于美国的贡献不比乔治•华盛顿少多少，没有他领导的起义，就不会产生《美国宪法》并使美国成为联邦制国家，也就不会有以后的风光了。
对于以各种面目出现、以各种理由反对人民起义的人，先请他们了解历史。历来都是先有农民起义，才有“贞观之治”。人民起义是找死，不起义是等死，人民仍然别无选择，人民不主动剜去文明的腐肉，不是危及全局（统治集团内战）就是会有侵略者替我们操刀，到时候健康的组织也会受害。改良主义已为历史所证明行不通，英国的所谓光荣革命根本就是一个谎言，克伦威尔是干什么的？荷兰的两万大军是到英国猎狐的？“光荣革命”前后的复辟与反复辟斗争是为了谁？美国谋求独立时，经历了“光荣革命”的英国已是君主立宪制，有民主的议会，为什么不通过合法的途径解决北美十三州殖民地与宗主国的矛盾？为什么要诉诸武力？华盛顿等领导的暴力革命也是“狂燥的”、“荒缪的”？他们也是暴民？自命民主教师爷的英、美都是这水平，况复“有着优久专制传统”的中国？中国历代起义者迫于无奈才采取极端措施，起义使中国社会重趋正轨，他们的名字百世流芳，他们的事业与时长存。
人民要反抗就必须有统一思想、进行舆论动员的工具，即人民起义需要理论支持，对于目标性强、规模较大的起义，这一点犹为重要。通常说来，较大规模的起义都有较长时间的准备，或是能坚持较长的时间，拿起武器反抗暴政的人民已经拒绝了当时的“正统”思想，需要能证明其反抗的正义性的新思想来填充真空。小规模起义的参与者多是激于一时之愤而仓促起事，还没来得及考虑更深层次的问题就被扑灭了，对于理论支持的需求没那么急迫。
历史最初是将这一重任交给了儒家，中国较大规模的起义始于秦末。中国在当时才出现较大规模的起义是因为中国直到秦末才形成高度中央集权的统一国家，之前的中国或为类似于邦联（夏朝以前）或是类似于联邦（夏、商、周三朝）的国家，地方上是由各诸侯直接管理。百姓起义对诸侯的利益触动最为直接和巨大，诸侯对于镇压百姓起义也最为积极。且各诸侯国相对较小，信息传递与兵力调动都方便，诸侯们在镇压人民起义时也较为顺利，先秦时代除展跖起义外少有成气候的起义发生。
秦统一中国后，国家政权实际只建到了县一级，县以下由地方士绅与家族势力控制，由于中央政府担心尾大不掉对地方豪强多方制约，使地方豪强在平时不能形成对当地民众的有效控制。人民反抗时，特别是在初期，朝庭要么因天高皇帝远无法及时得到准确消息，要么因官僚主义或腐败导致政府执行力的下降而不能及时予以镇压，国土广大也使兵力调动旷日持久，地方豪强却又无力镇压，所以秦朝以后中国的人民起义容易成气候。在这方面，中世纪的欧洲与中国先秦时代较为相似，欧洲中世纪的人民起义规模均较小，反而是古罗马时期发生了一些大规模的起义。
在秦末能够承担这一重任的学派只有儒家，儒家思想是当时世界上最进步的思想，儒家的组织与儒生的数量也非其他学派可比，泗水之滨万紫千红一片欣欣向荣。一提到儒学，很多人马上就会想到中国两千年的封建专制时代，他们认为孔子的儒家思想是维护封建专制统治、为专制统治提供理论支持的元凶，这就有些误解孔子了。社会地位决定思想意识，孔子三岁丧父，"贫且贱"，"多能鄙事"；在最想有所作为的仕途上一生不得意，颠沛流离，历经劫难，自称如丧家之犬；却又安贫乐道，耻与权奸同流合污，这样的人不可能完全支持专制。当然，孔子也不可能完全反对专制，这是他所处的时代所决定了的。在当时，政出一家总比政出多家要好，至少可以少些争斗，少些关税，这个“多”指贵族和野心家之多，并非人民之多。
身处乱世的孔子毕生的理想就是恢复社会的安定，解百姓于倒悬，他心目中的理想社会首先是西周的礼乐社会。孔子的先祖为商朝王族，熟知历史的孔子知道周灭商是历史大势，不能归罪于周。周朝建立后，周公对于殷商王族给予了足够的尊重，并邀请殷商遗民协助其制礼作乐以规范制度、重建秩序。因此，周公所制的礼乐制度带有殷商文化的明显痕迹，“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孔子对周礼具有天然的亲切感，明言“吾从周”。孔子也知道周朝的礼乐已不适应时代的需要，他们都回不去了。
现实迫使深受传统思想影响的孔子开始转变，他在周礼的基础上开始了托古改制，主要增加了以民为本的思想，这是为满足统一中国过程中“得民心方能得天下”的需要。他提出要行仁政，不要暴政；不提倡“怪力乱神”；主张以教化提升人民素质；使用受过充分训练的人民保卫国家；爱惜民力，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提出“省刑罚”、“薄税敛”、“使民以时”、“博施济众”，强调“民为邦本，本固邦宁”。
孔子不提倡蠢忠，没有将君臣关系绝对化、固定化，而是强调了君臣双方的责任和义务。“君君臣臣”的言外之意就是君主若不覆行为君之道，就不要责怪臣子不覆行为臣之道了。“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说明君臣之道是对等的、互为条件的。
除此之外，臣对君的“忠”也是有条件的，“所谓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则止”将君臣关系放在了高于君权的价值观“道”上，这个“道“指的便是维护社会正常运转的规则。君主行事合不合“道”的规范就成为臣属尽不尽忠的前提，臣属“从道不从君”，而不是为了贵族的荣誉和世袭的领地。因此，为臣的一方在理论上便拥有了可以主动终止君臣关系的权益。这在封建集权统治处于上升阶段的战国时期确是难能可贵的，深深激励了后世反抗专制暴政的志士仁人。
更为重要的是孔子提倡积极的入世思想，这一点对中国人性格的形成极为重要，迎难而上、不逃避现实、注重实用的积极人生态度使中国人的适应能力世界第一，中华文明得以传承至今，成为世界上唯一没有中断过的文明。入世思想对中国人的影响如此深远，以至于外来的思想如不符合这一点便很难在中国得以大规模传播。遭遇暴政后，人民的反抗也是极积的，追求今生的幸福，而不是忍耐顺从以求来世好报。
后世儒生进一步发展其理论，孟子提出了儒家民本思想中最为进步的“民贵君轻”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民贵君轻”体现了政府可更、君主可换、而民众不可慢的思想，即“天之生民，非为君也；天之立君，以为民也”。后世所广为传扬的 “民水君舟”说便是“民贵君轻”说的分支，只不过是站在君主的立场上罢了。最终儒家的学说在孟子时发展成为一种成熟的政治思想，即“仁政”思想。
我们也应看到，儒家政治思想所采取的反抗是消极且温和的，主要手段是“隐”。如果君主无道，社会黑暗，“大道不能行”，隐于朝的“邦有道，则知；邦无道，则愚”；隐于市的“邦有道，危言危行；邦无道，危行言孙”；隐于野的“乘桴浮于海”。 “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对他们来说并不是政治投机、明哲保身，而是当时知识分子的无奈之举，他们没有近、现代知识分子所能掌握的斗争武器，我们不能指望他们去深入民间，发动群众，进行一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或是社会主义革命。
尽管儒生们对于暴政的反抗是有限而温和的，但这就已经足够了，人民要的就是火种。为了同样的目标，儒生们以隐逸不仕为武器反抗暴政，而人民却完全可以暴力革命为武器。儒家已为人民反抗不仁统治者的正当性提供了理论支持，还提供了现实中的样本，如果尚有不足之处，人民自会根据实际需要加以完善，人民的创造力是无穷的。历代起义军所共有的口号“替天行道”，“以有道伐无道”中的这个“道”与“从道不从君”的“道”可说是一味相承，起义军所共同尊奉的榜样是“商汤革命，武王伐纣”。中国人民起义的思想源头之一——儒家的武王伐纣、替天行道的思想由此形成。
儒家的武王伐纣、替天行道思想的第一次大规模实践是在大泽乡起义中，陈胜、吴广起义军在时人眼中只是一群出身低微的乌合之众，在天下局势不明时，儒生们就挑着经典、背着礼器毅然投奔，虽九死而不悔。孔子的八世孙孔甲就做了陈胜的博士，后战死，其他义军中也有大量儒生参加。儒生是反秦的一支重要力量，起义取得胜利后，儒家的社会地位得以大幅提升。后世的隋末农民起义、黄巢农民起义、梁山泊农民起义、明末农民起义都是以此为精神号召的。
但是，儒家思想在努力适应中国社会变化需要的时候又有了新的内容充实加入，因为以民为本、实行仁政的“王道”在当时还不足以争霸天下，君王们更需要的是能够迅速立竿见影的“霸道”。法家的思想便逐渐渗透到儒家思想中，早在战国时大儒荀子便提出了“性恶说”，他还是提倡法则管理的第一人，他的两个弟子——韩非子和李斯是法家的主要代表人物，荀子思想是法家思想的重要源泉。到汉武帝时董仲舒以儒家学说为核心，吸收法家的思想创立了新儒学。新儒学儒中有法，儒法融合，充分满足了汉武帝中央集权、一统天下的需求，儒家思想正式成为封建社会的统治思想。
此后，封建统治者以教育与仕途为手段使天下读书人大都成为儒生，使大部分儒生成为了封建统治者的卫道士。儒家思想逐渐走向僵化，魏晋时的玄学脱离实际陷入空谈；宋代理学则吸收了佛道两家的思想，形成“存天理灭人欲”的理学体系，阻碍了中国社会的发展。后来所批判的封建伦理道德主要就是指宋明以来的程朱理学，该打倒的不是孔夫子，他的思想已被后人曲解了。
儒家思想既已成为封建社会的统治思想，其现实中的革命性便逐渐削弱。虽说儒家有许多流派，人民仍然可以从中选取对反抗暴政有利的内容，但儒生已成为封建卫道士，只要有可能就会站到统治者一方，社会不黑暗到无法忍受的地步，儒生们是不会起来反抗的。人民的忍耐却不能与儒生保持同步，因为他们的生存状况更为恶劣。在最后的大爆发前，人民也有反抗的需求，后世的儒家思想已不能完全适应这一趋势。人民需要另外再寻找一个思想体系来为起义提供理论支持。
新的思想体系的持有者不能与政府有过于密切的联系，同时组织要严密，要有足够的凝聚力与号召力。因为人民需要的这种思想体系主要是用在大爆发之前，统治者尚有较强力量、还未完全处于劣势，对起义的组织发动要求更高，在当时的情况下只有选择宗教组织了。
中国人没有如同欧亚一些国家那样近于偏执的宗教狂热，从来没有一个宗教被奉为国教、并禁止其他宗教传播。其一是因为中国的封建集权统治集团不充许存在一支与皇帝分庭抗礼的力量；其二是因为中国长期处于统一的状态，宗教无法利用地方政权急于统一全国的需要而成为国教，而西欧则有这种可能；其三是因为中国深受儒家思想影响，孔子不语“怪力乱神”，视祭祀为教化国人的手段，对宗教上的事则多采取敬而远之的态度。受此影响历代统治者对于任何一种思想体系都是于统治有利的就提倡，于统治不利的便禁止，即使是为封建统治者所尊崇的儒家学说，也只是因其符合了封建统治者的需求，否则也有可能被统治者打入冷宫。朱元璋就曾因“亚圣”孟子说过“暴君放伐”、“民贵君轻”的话而要将其赶出孔庙。因此，中国古代没有一个思想体系能如同基督教在中世纪的欧洲那样完全地控制社会。中国古代的思想之活跃世界第一，起码在西方文艺复兴前是这样。
各大宗教在中国古代未成为国教，而是自力更生地传播，具有草根性也就在所难免了，这就为人民利用其作为起义的工具提供了可能性。欧洲中世纪的教会在大部分时间里简直就是最高政府，教士们与贵族一起压榨人民，不可能领导人民起义，最多也就是如同野修士约翰那样以个人身份参加罗宾汉起义。当然，这只是传说，但当时确有记载证明一些教派的修士参加了英格兰人民的反抗行动。胡司起义要等到宗教改革运动兴起后才会出现，而之所以为出现宗教改革，是因为对原有教会不满的资产阶级与市民阶层力量已足够大，能够领导人民进行一场反对教会的革命。
对宗教按自身需求进行改造，各国有之，但中国最为普遍。宗教从来没在中国成为国教，也就不能得到统治者给予的类似于伊斯兰教在奥期曼土耳其帝国、基督教在中世纪欧洲国家所得到的大力扶持，传播得靠自身，有时就不得不主动地适应中国的环境。
汉朝时佛教尚未成气候，据说是因为吕不韦的原因，势力强大的是道家，黄老思想对于当时中国社会上下的影响都是巨大的。黄老思想主张清净无为，与人民要反抗求生存的初衷不符，但当时确实没有其他更好的选择，只有对道家思想进行改造一途，这便催生了太平道。太平道是早期道教的一个流派，入世、济世是其主流思想，其思想体系出自势力强大的道家，对民众有相当的号召力，在一切条件都具备后黄巾起义爆发。黄巾起义虽然未能成功，却严重动摇了汉朝的统治，太平道的思想也得以在民间继续流传。
佛教思想本是极端出世的，这显然为长期受儒家思想影响、主张积极入世的中国人所不接受，于是佛教徒便对其进行了改造，出现了一些积极入世的支派，如净土宗的弥勒净土思想。但这些改变只是表面的，从本质上来说佛教仍是一个主张出世的宗教。
有这些就足够了，中国人民根据这些思想创立了佛教的一个分支——弥勒教。弥勒教出自佛教的净土宗的弥勒净土观念。弥勒净土观念重视弥勒下生渡人，建立极乐国土，这种积极入世的思想十分适合中国人的传统观念，弥勒教便成为人民进行起义的思想与组织工具。让历代封建统治者谈之色变的白莲教也是如此，白莲教的前身是东晋高僧慧远在庐山创立的白莲社和南宋时吴郡沙门茅子元创立的白莲宗，早期白莲宗的教义主要来源于佛教净土宗的阿弥陀佛净土观念。弥陀净土观念强调通过自身修养在去世后往生极乐国土。相比之下弥陀净土观念就不如弥勒净土观念更适合中国人积极入世的传统观念，弥勒净土观念具备弥陀净土观念所没有的末劫观念和弥勒下生救世观念，这种宗教活力特别能在变革天命时显现其价值。到元代时白莲教已经面目全非了，根据其“弥勒佛下生”的说法，它已完全融入另一种净土观念——弥勒净土的思想中去，仅存的也许只有白莲教的名称及其他一些表面的内容（如崇拜红色）。
看过《倚天屠龙记》的人无不对白衣胜雪、圣火熊熊的明教印象深刻。在真实历史中，明教是一个源于中亚的外来宗教，原称摩尼教。摩尼教原本也是一个极端出世的宗教，摩尼教鼓励人们通过自我修行，拒绝生育消极抵抗残暴的统治者。白赫兰一世认为摩尼是在减灭他的子民，剥夺他的财产，摩尼因此被处死。自此以后，摩尼教大举向波斯以外传播。因当时西方的基督教势力强大，而东方的国家和部族要么文化尚未成熟，要么如中国一般宗教意识淡薄，摩尼教在东方的发展远大于在西方的发展。
摩尼教在东方的传播中遇到了与当地原有思想体系相冲突的问题，不过摩尼教在解决这些问题时并未遇到多大的困难，因为摩尼教本就是一个典型的混和宗教，产生之初便深受琐罗亚斯德（查拉图斯特拉）创立的琐罗亚斯德教、基督教、佛教的影响。摩尼教的教义通常称为“二宗三际论”。二宗指明暗，也即善恶。此善恶二元思想来源于波斯原有的宗教袄教（Zoroastrianism），在佛经里也能找到对应，魔是梵语“魔罗”的简称，与佛对立，他们分别居“魔界”与“佛界”，佛须“摧伏众魔”、“以破诸魔”（见《首楞严三昧经》鸠摩罗什译）。三际指初际、中际、后际。初际阶段，明暗是分开的。中际阶段，黑暗侵入光明，光明与黑暗斗争，两者混合。后际阶段，明暗重新分开。“三际”理论十分契合弥勒观念的三世论：“初际”、“中际”、“后际”可以正好附会青阳燃灯古佛（过去），红阳释伽牟尼（现在），白阳弥勒佛（将来）。摩尼教教义中提到世界并存着光明和黑暗两个王国，光明占据北、东、西三方，黑暗占据南方，这一说法则来自基督教诺斯替派（Gnostics）。其苦行持斋不杀生的戒律主要受印度、中亚佛教影响，明教声称的光明世界，被普遍认为即弥勒佛所居住的兜率宫（佛教教义中六欲天中第四天界）。在向东方传播的过程中，摩尼教不断地与当地宗教融合，最后变得面目全非。
在当时的东方，佛教和道教是主要的宗教。摩尼教不可避免地要与二者发生冲突，为求生存和发展，摩尼教开始或主动或被动地和二者融合。在中亚传播时便曾经大量使用佛教用语，假托佛名、佛法，乃至自称“摩尼光佛”，明使多以弥勒佛的形象出现。这就为元末“弥勒下生，明王出世”的观念打下了伏笔。摩尼教刚到中土时，正是弥勒净土观念在中国大行其道之时，武则天于695年自称弥勒佛化身，并以此名义建立和统治周朝（690-705），摩尼教攀附其中是自然而然的，以至摩尼和弥勒的角色合二为一了。摩尼教同时也和中国的本土宗教道教逐渐溶合。“二宗”与道家的阴阳学说、“三际”观点与道教三清的概念表面上有相似之处。道教也在与摩尼教攀关系以扩大自身影响，当时回鹘人信奉摩尼教，唐王朝为安抚回鹘人给予了摩尼教较高的地位。李姓天子虽然自称是道教祖师老子的后人，但道教徒们也不得不有所作为以配合国策。于是便出现了道教徒们所撰的《老子化胡经》之一的《老子西升化胡经》：“我乘自然光明道气，从真寂境飞入西那玉界，苏邻国中，降诞王室，出为太子，舍家入道，号末摩尼，转大轱辘，说经诫律定慧等法，乃至三际及二宗门，教化天人，令知本际。上至明界，下及幽涂，所有众生，皆由此度。摩尼之后，年垂五九，金气将兴，我法当盛，西方圣像，衣彩自然，来入中洲，是效也。当此之时，黄白气合，三教混齐，同归于我” （本世纪初在敦煌发现的经卷）。摩尼教徒自然明白道教在中土的地位，于是便默认了，并以此为契机，加快摩尼教与道教的合流。
等到唐朝攻灭回鹘，唐朝的统治者对摩尼教也就不那么重视了。当时摩尼教掌握了大量土地和佃户，摩尼教寺院成为当时西域商人主要的货物和钱财集散场所之一，对中央集权统治构成了一定威胁，再加上很多受苦的老百姓经常会打着摩尼教的旗号反对朝廷，所以在开元二十年（732）唐玄宗下敕禁止中土百姓信奉摩尼教，西域来的胡人除外。但是，摩尼教经过几十年的流传，早已深入民心，被禁止的只是外来的摩尼教，也就是原教旨主义的摩尼教，而流传于于民间的本土化了的摩尼教却存活了下来。它被按中国人的传统观念进行了改革，成为了一个积极入世的宗教组织，在中国人民反抗暴政的斗争中起到了巨大的作用。到了宋代，摩尼教有了一个更为中国人熟悉的名称：明教。教义被简明地归纳为“清净、光明、大力、智慧”八个字。教众中有农民、秀才、吏员、兵卒、绿林好汉、江洋大盗、武林俊彦等。教徒白衣乌帽，秘密结社，共同尊奉明使（摩尼）为教内尊神。由于时时处于秘密状态，教名也有了多种别称，除浙江称摩尼教、福建称明教外，淮南称二桧子，江东称四果，江西称金刚禅，福建又称揭谛斋等（陆游《渭南文集》卷五《条对状》）。
北宋的方腊用来号召人民起义的便是明教，当然这已经是经过改革的明教了，南宋的钟相、杨么起义军也是以明教作为组织工具。由于明教屡屡反抗朝庭，自然为朝庭所不容，为求生存，明教便渐渐地与白莲教、弥勒教融合。有了刚到中国时与佛教、道教的融合的先例，所以与白莲教、弥勒教融合也不是什么难事。白莲教的斗争性本不强，有些地方的教主还公开与元庭合作，如果按斗争性由强到弱分类，为明教、弥勒教、白莲教。由于明教的融入，弥勒教和白莲教的思想逐渐变得积极，担当了新的人民组织反抗的工具。据历史学家考证，当时明教、白莲教与弥勒教的思想中还融入了太平道的思想，这并不奇怪，长期流传在人民心中的反抗思想一旦遇到合适的机会定会大放异彩，这也说明以弥勒信仰为核心的民间秘密组织所主张的思想与人民作为起义工具的太平道等早期宗教组织的思想有传承关系。
虽说佛无常相，但依中国传统习惯，内在的变化需要外部的变化来体现，人们需要一个新的弥勒佛形象。五代时浙江奉化有位和尚名“契此”，常携布袋游历四方，教化群众，人称布袋和尚。他去世后，人们尊其为弥勒佛的化身，后世便以布袋和尚的形象作为弥勒佛的新形象，广为中国人接受。
到元末农民起义时，弥勒教、白莲教、明教等秘密宗教基本上已融合在一起。在表面上，它只是半公开的—种宗教．有时候被称为“明教”，有时候被称为“白莲教”，有时候被称为“弥勒教”。主要的口号是：“弥勒佛下生,明王出世”。
关于“明王”的“明”字之来源，历来史学家有不同的观点。元史学家杨讷认为“明王”来源于白莲教经典《大阿弥陀经》，明王是阿弥陀佛。“佛言：阿弥陀佛光明明丽快甚，绝殊无极，胜于日月之明千万亿倍，而为诸佛光明之王，故号……超明光佛。其光明所照，无央数天下幽冥之处，皆常大明。” 而摩尼教在中亚传播时明使常以弥勒佛的形象出现，在信徒心中明使和弥勒佛本就是二位一体的。“明王”或许是大明尊（明使），或许是弥勒佛，或许是弥陀佛，也许兼而有之，因为摩尼教创立之初和传播过程中本就深受佛教的影响。但有一点肯定的，这位救世主是末劫观念深入人心时的主神。广大民众信仰它是希望能借助这一信仰和组织，解脱自己苦难的现实，其更多地是被造反的人民当作组织反抗的最好手段。于是，为中国人民起义提供理论支持的另一思想源头最终形成。
综上所述，中国历代的人民起义有两大思想源头，一是儒家的武王伐纣、替天行道的思想，二是披着宗教外衣的民间秘密组织倡导的弥勒降生、建立极乐国土的思想。两种思想都是由中国人积极入世、建立理想社会的思想来支撑。我们也应看到，中国的思想体系大都不是独立存在的，它们一有机会便相互融合、渗透。所以，历次起义往往是两股思潮共同作用的结果，如果代表两股思潮的力量不相互融合则大多会给起义造成损失。
元末杰出的革命家彭莹玉一生历经劫难，以弥勒教、白莲教、明教融合后形成的秘密宗教组织发起了多次武装起义，结果均遭失败，原因之一便是未充分调动以儒家的武王伐纣替天行道的思想为号召的力量共同反元。朱元璋认识到了这一点的重要性，他原本也是弥勒教、白莲教、明教融合后形成的秘密宗教组织所属的刘福通系统的红巾军的一员，但他在1366年讨伐张士诚的檄文《平周榜》中却声称：“近睹有元之末，主居深宫，臣操威福，官以贿求，罪以情免。。。。。。不幸小民误中妖术，不解其言之妄诞，酷信弥勒之真，有冀其治，以苏困苦，聚为烧香之党，根蟠汝颍，蔓延河洛，妖言既行，凶谋遂逞，焚荡城郭，杀戮士夫，荼毒生灵，无端万状。”朱元璋自己的军队正是弥勒信仰农民起义军的一支，他发表的这道檄文标志着他对红巾军千年盛世理想的抛弃。
我们不应责怪朱元璋叛教，他也是出于时代的需要。代表儒家的武王伐纣、替天行道的思想的起义军力量也是十分强大的，如张士诚集团，且还有一个力量更为强大的尊儒的地方士绅阶层。如果朱元境坚持原有信念，就会与代表正统力量的士绅阶层发生冲突，士绅们势必倒向能举起尊儒大旗的一方，他们很可能会选择张士诚，这是朱元璋所不愿看到的。
几千年来人民不断揭竿而起，真正建立政权并得到广泛的支持却寥寥无几，就是因为缺少士绅阶层的承认和支持，而在资产阶级思想与共产主义思想出现前的中国，这是至关重要的。元末时，各地针对红巾军结寨自保的地方武装不在少数，这种割据状态与盼望统一的社会心理和历史要求背道而驰。朱元璋最终抛弃韩林儿，抛弃龙凤年号，是可以理解的，也是无奈之举。我们不能要求他建立一个资产阶级共和国或是社会主义共和国吧？
因此，朱元璋走了一条中间路线，他一方面利用秘密宗教组织发展起义军势力；另一方面团结地方士绅，起用元朝旧臣，以稳定社会，李善长、朱升、陶安、刘基等由此入其麾下；他改变起义军的性质，又取“明”为新王朝的国号，朱元璋于是成为了传说与现实中的“明王”。毕竟他的军中弥勒教、白莲教、明教信众很多，只是这个“明”并非“明教”的“明”，而是“明王”的“明”。 朱元璋登基后，诏令中国的所有寺庙都要塑奉大肚弥勒佛像，并在他曾经出家的龙兴寺的弥勒殿悬挂了他亲拟的一副楹联：“大度能容容天下难容之士，慈颜善笑笑世上可笑之人”。明朝的特务机构锦衣卫效率胜于前朝，也与朱元璋出身民间秘密宗教组织有关。
洪武三年，深知民间秘密宗教组织历害的朱元璋下旨禁“左道”，明教、弥勒教与白莲教再度转入地下，保持了其革命性。朱元璋出身北方红巾军韩林儿、刘福通白莲教系统，南方彭莹玉、徐寿辉弥勒教系统除巢湖水师等部投奔朱元璋、明玉珍自立外大部落入陈友谅手中，成为朱元璋夺取天下的劲敌，而明教自唐以来便是人民反抗朝庭压迫的工具，风头太劲，为减少官府的注意，明教、弥勒教与白莲教便统一以白莲教为名。后世天理教、黄天教、罗教、红阳教、八卦教、荣华教等等（据不完全统计为107种），无论其面目如何千差万别，但主要教义：末世、救世主和极乐世界的弥勒净土观念始终没有改变，即使后来又提出“无生父母，真空家乡”的新内容，仍万变不离其宗，都属弥勒信仰系统。明、清两朝的唐赛儿和王聪儿白莲教起义军是白莲教正宗，捻军中杂有白莲教起义军，如宋景诗的黑旗军。白莲教系统的八卦教被清庭禁止后，八卦教徒用传习拳术来发展组织。这种组织有过“拳会”、“红拳会”、“义和拳会”等名称，后来被一律称为义和拳，并发展为义和团。民间传说宋景诗脱难后隐居内蒙，晚年曾回家乡授徒重建组织，义和团的大师兄多为其徒弟徒孙（梅花拳真乃护国神拳），不管传说是否真实，义和团与白莲教道统上的传承关系是无疑的。披着宗教外衣的民间秘密组织倡导的弥勒降生、建立极乐国土的思想或大兴于通衢，或潜行于山泽，在几百年的时光中传承不息，流风遗韵犹及于后世。
随着时代的进步，这一系统的各分支或是沦为反动势力的帮凶，或是自行消失，已不能发挥领导人民反抗的职能了，人民开始寻找新的组织工具。清末，洪秀全和冯云山以改革后的基督教思想组织起义。他们拒绝与儒家力量合作，将左宗棠等一大批有志于改变时局的儒生推向清庭。
太平天国失败之后，中国人民反侵略、反压迫的主要工具转变为资产阶级民主思想与共产主义思想，这两种思想引发的人民反抗斗争在中国近、现代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由于中国资产阶级及资产阶级生产的发育不全和资产阶级先天的软弱性、妥协性，资产阶级政党在中国没能成功。中国共产党却因其理论的科学性、系统性、完整性，革命的彻底性、坚决性，组织的严密性，最终取得胜利。千年盛世真的就有保证了吗？还得警惕啊，不要到了开党代会只有用瓶子接自来水解渴时才开始反省。
几千年来，中国历代的起义者们走马扬鞭翻山过河，其中不乏轻生死重大义的英雄豪杰，却少有成功者，其最高目标更是从未实现。几番起落，风云振作，起义者们所追求的最高目标——等贵贱（消灭阶级压迫）、均贫富（主要指平分土地）在中国共产党手中最终得以实现。先民们可以安心了。历史的天空中，古代的起义者们正在远去，打着各色旗号的义军浩浩荡荡地前行，队伍最前面的是一位长髯似雪的老者，他身高两米二，着白衣，外罩白鹿皮袍，腰佩长剑，神情庄重而和蔼，步履轻快，脚下仿佛有所循，两个大袖鼓满了风，好像是大鸟张开的双翼。在他旁边的是一位敞胸腆腹的胖大和尚，肩扛一只布袋，笑容可掬地走上前去 他们身上寄托着我们先辈最大的希望与梦想、忠诚与勇气、正直与无私。孔夫子和弥勒佛身后的起义人民是最有力量的，正是因为他们，孔夫子和弥勒佛成为了不屈的中国古代人民的象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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