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京生活就是这样,春节一来,大家各自回故乡陪父母亲过年,春节过后,北京的朋友才有机会见面聊天吃饭,以弥补春节没有见面的缺憾。
这几天,参加了好几次朋友聚会,饭桌上都要争论朝鲜问题。有主张通过严厉制裁迫使朝鲜弃核的,也有认为朝鲜弃核已无可能,应顺势而为,默认朝鲜的核国家地位以打破僵局的。虽然双方观点严重对立,但大家一个共同的看法是,朝鲜问题已经积重难返,颇为棘手。
我这里并不想谈如何解决朝鲜半岛核问题,这是另外一个话题。我只是想说:朝鲜半岛核问题之所以变成目前这种宽严皆误,进退两难的局面,从我们自己方面找原因,确实和中国在近三十多年来采取了一种首鼠两端的半岛政策有关:一方面不愿朝鲜半岛核武化,另一方又不愿公开申明对朝鲜的安全义务。瞻前顾后,患得患失,结果错过了解决问题的最佳时机。
近三十多年的对朝政策,是整个外交政策的一个缩影。总的来说,毛主席去世之后,中国在国际上逐渐变得不敢担当了,在国际关系中采取了要么不粘锅,要么片面追随美国的政策,这不仅损害了中国自身的国际形象,也损害了中国的利益,同时还是国际关系倒退的一个重要原因。
普京的俄罗斯,在这方面做的就比我们好——比如俄罗斯对叙利亚问题的仗义执言与武装介入——如果把地球比作一座村庄,也许可以说,俄罗斯是村里的爷们,虽然比较穷,但还是敢打抱不平的。中国则是一胆小富户,村里有不平事生怕沾包,躲的远远的,有钱只肯讨好村子西头名叫山姆的恶霸。
目前国内有一种舆论认为,在国际关系中只须考虑利益,无须考虑道义,这是非常片面的看法。岂不闻得道多助,失道寡助?时下中国在国际上,最缺的就是一个道义形象,而只有自私怕事,唯利是图的形象。和许多网友自鸣得意的想象相反,犬儒外交并不利于中国的国家利益,因为你不可能有真正的朋友。
外交是内政的延伸。中国在国际上的犬儒主义是国内猫论及各种唯利是图政策的一种折射。从文化的角度看,这是小农意识左右了外交政策的结果。
中国自秦汉以来,即为小农大国,小富即安,胆小怕事,只扫自家门前雪,不管他人瓦上霜,和世俗理性,斤斤计较成为华夏民族的潜意识。中国的传统文化单独看并无问题,尤其是当周边都是落后的戎狄蛮夷时更是这样。但西方工业文明来袭后其弊端就非常明显,所以才有了五四新文化运动。
从文化的角度看,新中国前三十年的主流文化体现了五四新文化/革命文化的传统,新中国“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这种得理不让人的国家性格以及对“国家要独立,民族要解放,人民要革命”的历史潮流的顺应与支持,使中国在国际社会中不仅凛然不可侵犯,而且获得广泛尊重,“中国人说话是算数的!”谁敢当儿戏?
但中国传统文化的底蕴还是过于深厚了,新文化/革命文化激起了强烈的排异反应,包括反右和文革,庶几都可以说是这种排异反应的一种表现。而改革开放从小岗村开始并以包产到户为象征绝不是偶然的,这标志着以小农意识为内核的传统文化对五四新文化的胜利,今天甚嚣尘上的祭孔读经运动,就是这一胜利的逻辑结果。
有人说,改开以来接受的都是西方文化,这是皮相之论。对西方文化只学到了皮毛,还有一些消费主义、性解放之类的文化垃圾,小农意识才是在骨子里的。
所以近三十多年,无论内政外交,均不过是小农意识重新占据主流罢了。农村不用说,城市国企改革汲汲于“产权”,其背后的想象也无非是小农会对自己的一亩三分地尽责,完全忽略了现代企业所有权和经营权是高度分离的。张维迎、吴敬琏是现代经济学家吗?不是,他们是小农经济学家。他们的想象力从来没有超过小农的视野。
外交就更是这样了,韬光养晦,决不当头的外交政策就是小农意识占主导的外交政策,骨子里是想在国际社会里当顺民,但你当顺民就没人欺负你了吗?显然不是。大清国、民国都是顺民,结果割地赔款,永无止境,首都南京被屠城。新中国的前三十年是美苏眼中的“刁民”,结果却是尼克松访华和中国被“抬进”联合国。
越是顺民越是容易被欺负,人家就是要欺负顺民,因为顺民遭遇不平唾面自干,欺负顺民成本最低。意大利的小偷、美国的黑人流氓、俄罗斯的警察等等都喜欢欺负中国人,为什么呢?胆小怕事,笃信破财免灾。
抛弃小农意识,重建刚健有力、科学理性的新文化,这才是中国文化未来发展的方向。
新文化的核心是什么呢?当然,是毛泽东思想!
毛泽东思想集东西方优秀文化之大成,刚健有力,朝气蓬勃,既有终极关怀也有现实的人生指南,最应该成为中华民族文化认同的核心,也最能使中华民族一新其精神面貌,凭借毛泽东思想,中国不仅足以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也可以为人类找出一条通向光明未来的道路。
本文首发微信公众号“独立评论员郭松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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