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二里头遗址和二里头文化在中华文明史和国家形成史上占有重要历史地位，对延伸中国历史轴线、增强中国历史信度、丰富中华文明历史内涵意义重大。为深入探索中华文明起源和发展的历史脉络与历史规律，准确阐释中华文明的精髓内涵和基因谱系，充分展现中华文明的灿烂成就以及对人类文明的重大贡献，编辑部邀请四位学者，就中原中心的形成、二里头文化渊源与族属、二里头遗址与夏史探索、二里头与中国青铜文明诞生等涉及中国早期文明的核心问题展开讨论，以期对建设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考古学有所助益。
二里头与中原中心的形成
众所周知，中原是中国古代历史上政治、经济、文化活动的核心地区，这一地区既孕育了辉煌灿烂的三代文明，也相继发展出秦、汉、隋、唐等统一王朝。中原中心的形成，是中国文明起源中的大问题，自百年前中国考古学诞生以来，就成为考古学者致力探索的重要课题。随着考古发现的层出不穷，学术界关于这一问题的认识既在不断深化，也仍处于探索之中。
一、王朝乃中原中心之始的基本认识
由古典文献记载与地下出土文字材料对证，进而得到确认的最早的中国古代王朝遗存，是商代后期的殷墟遗址。至20世纪50年代，发现早于殷墟而文化特征与之相似的二里岗文化及其中心都邑郑州商城，把考古学上的商文化又往前推了一步。但一旦脱离“纸上之材料”与“地下之新材料”的互证，郑州商城究竟属商王朝中期抑或早期都邑，学术界聚讼纷纭。显然，殷墟文化与二里岗文化之间，是中原地区“历史”时代与更早的“原史”时代的分界点。1959年，徐旭生在梳理文献的基础上率队踏查“夏墟”，又发现了位于中原腹心地区洛阳盆地的二里头遗址，熟谙古典文献的徐旭生却推断该遗址应为商王朝的开国君王汤所都。此后学术界围绕夏文化和夏、商王朝分界问题展开了旷日持久的论争，至今仍莫衷一是，从中可以显见考古学参与狭义史学探讨的局限性。但缺乏或全无当时确切文字材料的“原史”时代，恰恰是考古学可以扬长避短、大显身手的研究领域。考古学的一个重要研究方法是由已知推未知，无论二里头遗址和郑州商城属于何朝何都，其巨大的体量和高度发达的文化，都彰显出建立在社会复杂化基础上的大型权力中心和核心文化的存在。
夏鼐是中国考古学的领军人物，他在20世纪80年代的总结具有代表性。关于中国文明的开始，他认为：“对于中国文明的起源，可以从殷墟文化向上追溯到郑州二里岗文化，和比这更为古老的偃师二里头文化。从新发现的文化内容上，我们可以证明它们之间是有互相连系、一脉相承的关系”，“至少它(二里头文化——引者注)的晚期，是够得上称为文明，而又有中国文明的一些特征。它如果不是中国文明的开始，也是接近于开始点了。比二里头更早的各文化，似乎都是属于中国的史前时期”。夏鼐还论及这些考古遗存与古典文献中朝代的对应问题，在他看来，“夏朝是属于传说中的一个比商朝为早的朝代。这是属于历史(狭义)的范畴。在考古学的范畴内，我们还没有发现有确切证据把这里的遗迹遗物和传说中的夏朝、夏民族或夏文化连接起来……作为一个保守的考古工，我认为夏文化的探索，仍是一个尚未解决的问题”。关于对更早的文明要素的探索，他提示：“中国新石器时代主要文化中已具有一些带中国特色的文化因素。中国文明的形成过程是在这些因素的基础上发展的。但是文明的诞生是一种质变，一种飞跃。所以有人称它为在‘新石器革命’之后的‘都市革命’。当然，中国文明的起源问题还有许多地方仍不清楚，有待于进一层的探讨。”
夏鼐(图源：网络)
这些论断审慎有据，到目前为止，尚无因新的考古发现而需要修正其基本论点之处。按笔者的理解，夏鼐论述中有几点是较为明确的。首先，这里的“中国文明”指的是以中原为中心的青铜时代的王朝文明，这是探索中国文明更早起源的基点。其次，中原形成文明的中心，从当时的考古探索来看，只能上溯到二里头文化时期。二里头较之此前的新石器时代的区域文化，是一种质变和飞跃。最后，“(各)地区史前文化的发展自有演化的序列”，有相对的“文化圈”，也即尚无中心可言。
苏秉琦等将中国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划分为六大区系，并将中国新石器时代各区域考古学文化的这种多元状态形象地比喻为“满天星斗”。他指出，“各大区系不仅各有渊源、各具特点和各有自己的发展道路，而且区系间的关系也是相互影响的。中原地区是六大区系之一，中原影响各地，各地也影响中原，这同以往在中华大一统观念指导下形成的黄河流域是中华民族的摇篮，中国民族文化先从这里发展起来，然后向四周扩展，其他地区的文化比较落后，只是在中原地区影响下才得以发展的观点有所不同，从而对于在历史考古界根深蒂固的中原中心、汉族中心、王朝中心的传统观念提出了挑战”。类似的表述还有张光直“中国相互作用圈”说或“中国以前相互作用圈”说。该说认为，龙山时代一些可以被看作“中国共同传统”的“新建树到处滋出”，“但它们并不指向一个单一的龙山文化……从每一个区域文化个别的观点来说，外面的作用网和两千年间在内部所发生的变化，在这个区域史到公元前第三千纪之末之准备向国家、城市和文明跨进的准备工作上都是同等重要的”。
苏秉琦(图源：网络)
上述建立在全面梳理考古发现基础上的观点，排除了中原中心形成于中原王朝文明之前的可能性，大致廓清了中国文明从多元到一体的特质与鲜明的阶段性。
二、上推中原中心形成时间的问题所在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田野考古与研究工作成就斐然，尤其是中国新石器时代考古，许多发现具有填补空白和独立写史的意义。因而，考古界并不满足于仅见诸后世文献而扑朔迷离的早期王朝史影，而意欲循此向前探究中国文明的起源，由是形成了一些关于史前时代中原文化历史地位和中原中心形成过程的独特认识。
严文明在认可“中国史前文化并非出于一源”的前提下，认为“早期文明的起源地区应包括整个华北和长江中下游。而在文明的发生和形成的整个过程中，中原都起着领先和突出的作用”，“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中原的文化比较发达，其次是它的周围地区，再次是边境地区”。他把主要分布于黄河、长江流域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分为中原、甘青、山东、燕辽、长江中游和江浙六个文化区，进而认为，“五个文化区都紧邻和围绕着中原文化区，很像一个巨大的花朵，五个文化区是花瓣，而中原文化区是花心。各文化区都有自己的特色，同时又有不同程度的联系，中原文化区更起着联系各文化区的核心作用。我们看到在中原地区仰韶文化中发生的那种饰回旋钩连纹或花瓣纹的彩陶盆几乎传遍了整个黄河中下游，长江中下游的同期遗存中也偶尔能见到这类产品”。严文明认为在仰韶文化兴盛时期(公元前4000年前后)，中原文化区即已“起着联系各文化区的核心作用”。张学海从聚落形态的角度，论证在“重瓣花朵”结构中，仰韶文化占有全国新石器文化的“花心”地位。余西云也有类似表述：“西阴文化(即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引者注)发端于陕晋豫交界区。鼎盛时期控制了中原的广大地区……影响所及更是东越渤海，南抵长江之滨，北逾燕山之阴，奠定了先秦中国的空间基础……西阴文化时期，传统的家庭模式趋于瓦解，社会的层级化已然显现，私有观念逐步形成，成为中国文明的滥觞。”韩建业除了论证“仰韶文化东庄—庙底沟类型时期，中国大部分地区的考古学文化首次交融联系形成以中原为核心的文化共同体”外，更认为“正是由于地处中原核心的裴李岗文化的强大作用，才使黄河流域文化紧密连结在一起，从而于公元前第九千纪形成新石器时代的‘黄河流域文化区’;才使黄河下游、汉水上游、淮北甚至长江中游地区文化也与中原文化区发生较多联系，从而形成雏形的‘早期中国文化圈’”。由是，中原中心或其雏形被不断提前。
严文明(图源：网络)
支撑中原文化区核心地位的仰韶文化考古资料，大体上限于聚落数量、大小及聚落群的规模，以及彩陶的繁盛与地域扩展等，从中可提取的可靠信息，基本上限于人口的膨胀以及彩陶这种日常生活用品的制作技术和艺术水平，反映的应是史前农耕生活的发达程度。而在社会发展阶段上，远未达到同时期华东地区(如大汶口文化中晚期和良渚文化时期)那样高度的贫富分化、社会分层和阶级分化。即便就陶器和玉石器制造技术而言，“通常会把仰韶文化的质地细腻、器形规整、烧成温度高而且图案漂亮的彩陶作为这个时期陶器制造技术的代表。其实，最早出现在大溪、崧泽文化的封闭窑室和黑、灰陶烧制技术，以及利用轮制成型技术而可能达成的批量生产的意义也不能低估。玉石器制作技术在长江流域诸文化中发展得较早且快，崧泽文化和南京北阴阳营、安徽含山凌家滩遗存中的玉器便是当时的代表作”。而仰韶文化晚期秦安大地湾的所谓“原始殿堂”，虽稍具章法，但与更早的作为公共活动场所的“大房子”一脉相承，其他遗存则乏善可陈。
赵辉把“中原文化区开始形成的时期”下拉到仰韶文化后期(前3000—前2500)。但这一时期的文化态势，与大汶口、屈家岭—石家河文化早期、良渚等文化相比，“同期的仰韶文化却显得比较衰弱”，“文化面貌十分统一的情形消失”，“进入一种离析状态”，开始“由各个地方文明对中原地区施加影响”，出现了“中原文化和周围几个地方文明实力对比的差距”。“在某种意义上说，当时的中原地区处在一种空虚状态”，所以周边地带的文化成就显得相当醒目，“地方文明都处在中原文化区的周边地带，它们几乎在相同的时间里达到很高的发展程度”。从仰韶文化后期处于“比较衰弱”的“离析状态”，恐怕还看不出其已成为跨文化区史前文明中心的态势。“周边地带”与“地方文明”的概念，是否也是到了更晚的时期才开始出现?如此种种，都需进一步探讨。而从地理上看，仰韶文化分布的区域既超出了中原地区，中原腹心地区也不是仰韶文化分布的中心区域，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仰韶文化时期并没有形成以中原为中心的文化态势。
赵辉(图源：网络)
此后，赵辉调整了自己关于中原文化区形成的推论，认为“仰韶文化松散离析的态势持续到大约公元前3000年左右，中原地区进入了一个各种文化重组的复杂阶段”;公元前2500—前2000年，“中原地区在经过庙底沟二期文化的调整之后再度崛起，形成了上述‘以中原为中心的历史趋势’”。可知，他把中原中心形成的时间由公元前3000—前2500年又下移到此后的中原龙山文化时期。
但既有考古发现表明，龙山时代晚期以各小流域为单元的聚落群广泛分布于中原各地，它们多为一个中心聚落所控制，内部等级分化明显，从而形成一种“邦国林立”的局面。考古学文化谱系研究表明，这些聚落群分别拥有不同的文化背景和传统，而大量的杀殉现象、武器的增多和一系列城址的发现又表明它们之间存在着紧张关系，冲突频繁发生。这一时期在整个中原地区并没有发现超大规模、具有跨区域影响力的中心聚落，也没有显著的区域整合迹象。在公元前2000年前后的一二百年里，也即在部分传世文献所指的夏代早期，中原地区各人类群团不相统属，战乱频仍，筑城以自守，外来文化因素明显，考古学上看不到与传世文献相对应的“王朝气象”。
与此大致同时，活跃于东亚大陆各地、异彩纷呈的区域性考古学文化先后走向衰落，甚至退出历史舞台。在这些人群共同体和后来崛起的中原文明之间，有一个“连续”中的“断裂”。这种断裂究竟是出于天灾还是人祸，原因想必多种多样，学术界还在探索之中。
三、中原中心形成于二里头时代
上述“断裂”涉及诸多变化，随着考古发现的增多和研究的深入而逐渐明晰起来。张弛即指出：“其中最为重大者有三：一是中国新石器时代传统核心区域文化的衰落，二是中国史前文化格局的彻底改变，三是青铜时代全球化开始形成。这三个‘事件’应当极大地改变了中国古代历史，使得龙山—二里头文化时期可以一并作为划时代的历史阶段。”他进一步解释，中国新石器时代传统的文化核心区域一直在黄河、长江中下游地区，而这些核心地带中唯一没有衰落的区域只有嵩山以北的郑洛地区和晋南地区，也即中原腹心地区。几乎就在同时，燕辽地区—北方地区—西北地区—西南地区这一半月形地带逐渐兴盛，彻底改变了新石器时代的传统文化格局，“至二里头文化时期(二期至四期)，传统新石器时代核心区域中仅剩下洛阳盆地一块唯一持续发展的地方，更像是一处文化孤岛……龙山晚期—二里头文化时期乃是中国新石器时代传统文化核心区史上最黑暗的时段”。张弛认为，在欧亚大陆青铜文化传播的视角下，如果没有欧亚大陆青铜时代“全球化”带来的半月形地带的兴起，或没有新石器时代核心区域的衰落，就不会有夏商周三代以中原为中心的中国历史。那么，二里头遗址及其代表的二里头文化这一“文化孤岛”，究竟有着怎样的内涵和特质，又放射出怎样的辉光，从而开启中原青铜时代和王朝文明的新纪元，就颇令人瞩目。
如前所述，1959年，徐旭生率队在豫西踏查“夏墟”的过程中发现了偃师二里头遗址，当年秋季，田野考古工作正式启动。今年是二里头遗址发现与发掘61周年，这60多年的探索历程，可以分为两大阶段。二里头遗址田野考古工作的前40年，主要任务是建构文化史框架，二里头工作队的前辈通过大量考古资料的搜集和梳理，建立起以陶器为中心的文化分期框架，二里头文化一至四期的演变序列得到学界普遍认可。这是二里头遗址及二里头文化研究的基础工作。与此同时，一号、二号宫殿基址等大型宫室建筑，能够生产高精尖青铜礼器的铸铜作坊，以及出土青铜、玉石和漆质礼器的贵族墓葬等高等级遗存的发现，确立了二里头都邑及其代表的二里头文化在中国早期国家、文明形成研究中的重要历史地位。自1999年秋季开始，二里头遗址新一轮的田野考古工作在理念与重心上都发生了重要变化，探索二里头遗址聚落形态成为新阶段的首要任务。在这一理念指导下，二里头遗址田野工作取得重要收获：确认了遗址的现存范围、遗址边缘区的现状及其成因;确认了二里头都邑中心区和一般居住活动区的功能分区;在遗址中心区发现了成组的早期多进院落宫室建筑、井字形主干道网、车辙，晚期宫城及两组中轴线布局的宫室建筑群、大型围垣作坊区和绿松石器作坊，与祭祀有关的巨型坑和贵族墓葬等重要遗迹和珍贵遗物。与此同时，积极深化多学科合作研究，围绕二里头文化聚落形态、技术经济、生计贸易、人地关系、社会结构乃至宏观文明进程等方面的探索研究，都取得了重大进展。以聚落形态探索为中心、展开多学科合作研究，成为21世纪以来二里头遗址田野考古工作与综合研究两大特色。可以说，二里头遗址与二里头文化见证了中国考古学的发展历程，二里头考古则是中国考古学发展的一个缩影。
徐旭生(图源：网络)
二里头文化的年代约在公元前1750—前1520年。从时空分布与文化特征来看，二里头遗址与二里头文化是探索夏商文化及其分界的关键对象，但其重要性远不止于此。经过60多年的田野工作，在二里头遗址发现了中国最早的城市主干道网，最早的布局严整的宫殿区与宫城，最早的多进院落大型宫殿建筑，最早的中轴线布局的宫殿建筑群，最早的国家级祭祀区和祭祀遗存，最早的封闭式官营手工业作坊区，最早的青铜礼乐器群、兵器群以及青铜礼器铸造作坊和最早的绿松石器作坊，等等。这里是中国乃至东亚地区最早的具有明确城市规划的大型都邑，这样的规模和内涵在当时的东亚大陆都是独一无二的。可以说，这些“中国之最”开中国古代都城规制、宫室制度、礼乐制度和王朝文明的先河。就其文化影响而言，二里头文化的分布范围突破了地理单元的制约，几乎遍布整个黄河中游地区，二里头文化因素向四围辐射的范围更大。至此，二里头文化成为东亚大陆最早的核心文化，二里头都邑则是中国最早的广域王权国家的权力中心，中国历史自此进入开创新纪元的“二里头时代”。从严格意义上讲，真正的宫廷礼制，是发端于二里头文化晚期的宫室建筑和以酒器为核心的青铜礼器群以及玉质礼器群的。
要之，二里头文化与二里头都邑的出现，表明当时的社会由若干相互竞争的政治实体并存的局面，进入广域王权国家阶段。黄河和长江流域这一东亚文明的腹心地区，开始由多元化的邦国文明走向一体化的王朝文明。而二里头都邑与二里头文化，正处于华夏文明从多元到一体格局初步形成的重要节点上。以文化软实力见长的二里头政体，显然通过社会与文化的整合具有了核心威势，在众多族群的凝聚与模仿中扩大了自身影响，其文明要素的辐射范围远远超出中原地区，成为“中华文明总进程的核心与引领者”。只有到了此时，地处中原腹地的洛阳—郑州地区才成为中原王朝文明的发祥地，中原中心最终形成。作为中原王朝文明的先导，二里头文明建立起管控协调大规模人群的政治架构，经青铜时代王朝间的传承扬弃，奠定了以中原为中心的后世王朝国家发展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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