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防止资本权力过大损害社会平衡，是古今中外不同政治共同体普遍关注的重大问题。中华文明通过礼仪制度、等级消费等手段节制资本，西方一神教在道德上谴责富人和放债者，中世纪天主教会严禁高利贷，当时社会上广泛流传上帝对不知悔改的债主进行惩罚的故事，比如有钱人突然精神失常或患病，死前被蛇或魔鬼的噩梦所折磨。【1】
无论是利用资本垄断国家权力，还是利用国家权力获取金钱，都将导致政府调节利益分配功能的弱化乃至消解，阶层的固化与分裂，最后可能是社会的整体崩溃。当今的美国可说是前者的典型，前苏联作为一种社会主义的异化形态则是后者的典型。
在我们这样具有发达市场经济的社会主义国家，官员容易利用手中掌握的国家权力获取经济利益。一个经济发达地区的村长，其贪污数额会达到上亿元人民币，改革开放的大量成果被腐败官僚及其家族侵吞了！
资本与权力的结合将危及整个社会的安全。如果说节制资本是当今欧美西方国家需要面对的重大问题，那么节制权力、防止因官僚腐败陷入治乱循环陷阱，则是我们需要面对的紧迫问题。
1945年7月初，毛泽东主席与民主人士黄炎培的“窑洞对”，就这个问题给出了明确的回答：让人民来监督政府！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官员才不会松懈，才会对人民负责，始终坚持为人民服务。【2】
一、为人民服务即天下为公
“为人民服务”，在中国古代称为“天下为公”，并与“天下为家”相对。天下为公最初指五帝时代以禅让为典范的贤能政治，执政为民，执政者取得天下的目的超越自身及家族利益，是为了天下人的公共利益服务，实现均平的“大同”之世。
请注意，中国的大同观念不等于西方文化中的天堂或乌托邦，它“立象尽意”，体现了现实的价值原则。比如天下为公的基本政治制度——“选贤与能”的贤能政治，在过去数千年里为国人所推重。大同之世要求人们超越私利，具有崇高的集体主义精神。人们不只是把自己的亲人当作亲人，不只是把自己的孩子当作孩子。使老人得到赡养，壮年有用武之地，幼儿得到抚养，鳏寡孤独者及身体残疾之人皆得到国家的福利供养。男子有正当职业，女人适时出嫁。爱护财货却不必据为己有，能竭尽其力却不必为自己。因此阴谋诡计不会兴起，偷窃作乱无人去做，外出甚至可以不关大门，这就是大同世界。“同”，就是和谐、均平的意思。《礼记·礼运》：“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
一言以蔽之，大同世界是一个公道流行的世界，是中国古典政治学的重要价值原则。古典政治学黄老之术的核心经典《黄帝四经·道法》在谈到治理百姓的法度时说：“使民之恒度，去私而立公。”
《武经七书》之一的《尉缭子》进一步解释说，国家得到治理，在于能使民众不自私。如果民众不自私，天下就像一家人一样，而不必私自耕种、私自纺织，大家都把别人的寒冷当作自己的寒冷，把别人的饥饿当作自己的饥饿。因此，有十个孩子的人，也不加重他的生活负担，只有一个孩子的人，也不减轻他的社会责任，这样人们哪里还会喧喧嚷嚷嗜酒作乐，以致败坏善俗呢？如果民众不安分，私欲就会产生，争权夺利的祸患随之而起。善政，就是要坚守法制，教化民众不要自私，大家不敢自私，就没有人为非作歹了。《尉缭子·治本第十一》：“夫谓治者，使民无私也。民无私则天下为一家，而无私耕私织，共寒其寒，共饥其饥。故如有子十人，不加一饭，有子一人，不损一饭，焉有喧呼酖酒，以败善类乎？民有轻佻，则欲心兴，争夺之患起矣……善政执其制，使民无私。为下不敢私，则无为非者矣。”
二、人民监督政府的制度设计
天下为公，去私立公，在中国古典政治学中不仅是一种价值观念，更是一套复杂的制度设计。除了以秦汉功次制度为代表的选举制度（贤能政治），还有人民监督政府的制度——通过同级之间、上下级之间互相监督，在制度上保证人们将公共利益放在第一位。
《尉缭子·伍制令第十四》论军队的内部管理，在一定程度上也适用于整个社会，从中我们能看到这种“去私立公”的制度是如何运作的。军队施行联保制度，具体是五人编为一伍，伍内的人互相联保，十人编为一什，什内的人互相联保；五十人编为一属，属内的人互相联保；百人编为一闾，闾内的人互相联保。各个联保单位内，如有触犯禁令的，同一联保单位内的人都有法律责任揭发他，这样大家都免罪，知道而不揭发，就要受罚；军官从什长以上到左、右将军，上下都互相联保，凡有触犯禁令的，揭发者都免于治罪，知情而不揭发者与犯禁者同罪。认为，同伍同什的人、上下之间都承担连带责任，互相联保，就没有抓不到的奸人，没有不被揭发的罪恶。这样，即使父亲也不能出于私心包庇其子，哥哥也不能出于私心包庇其弟，何况一般的人呢？“军中之制，五人为伍，伍相保也；十人为什，什相保也；五十人为属，属相保也；百人为闾，闾相保也。伍有干令犯禁者，揭之，免于罪，知而弗揭，全伍有诛。什有干令犯禁者，揭之，免于罪，知而弗揭，全什有诛。属有干令犯禁者，揭之，免于罪，知而弗揭，全属有诛。闾有干令犯禁者，揭之，免于罪，知而弗揭，全闾有诛。吏自什长已上，至左、右将，上下皆相保也。有干令犯禁者，揭之，免于罪，知而弗揭者，皆与同罪。夫什伍相结，上下相联，无有不得之奸，无有不揭之罪。父不得以私其子，兄不得以私其弟，而况国人？”
由上可知，基于连带责任的人民监督包括两个层面，一是同级之间互相监督，二是上下级之间互相监督。同级监督又包括基层民众之间互相监督，以及官员与官员之间互相监督，即《商君书·赏刑第十七》所说的“周官相监”。“守法守职之吏有不行王法者……周官之人，知而讦（讦，jié，告发——笔者注）之上者，自免于罪。”
但在数千年实践中，除了将民众之间互相监督普遍用于基层组织建设，官员与官员之间的互相监督和上下级之间互相监督，秦汉以后在相当程度上被忽视了，这是历代王朝陷入腐败难以自拔的重要制度原因。
在基层治理中施行天下为公的连带责任制度，历史上最有名的当属公元前359年商鞅第一次变法中的基层组织建设，他下令把十家编成一什，五家编成一伍，同什伍的人互相监督检举，承担连带责任。不告发奸恶犯罪的处以腰斩的刑罚，告发奸恶的与斩敌首级的同样受赏，隐藏奸恶的人与投降敌人受同样的惩罚。《史记·商君列传》：“令民为什伍，而相牧司连坐。不告奸者腰斩，告奸者与斩敌首同赏，匿奸者与降敌同罚。”唐代司马贞《史记索隐》注：“牧司，谓相纠发也。”
这种天下为公的基层组织形式可以上溯至四五千年前的井田制。井田制要求同井的人“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孟子·滕文公上》）这里的“相助”即“相牧司”，东汉经学家赵歧注：“助，察奸也。”
从追记西周制度的《周礼》到《管子》，再到民国时期的保甲制度，人民相互监督的基层组织形式始终存在，尽管汉以后多流于形式。西汉的《韩诗外传》一方面高度赞扬井田制是仁政，另一方面将什伍连坐制说成是“使构造怨仇”的恶政。这当是不知中国制度演变的原因。《韩诗外传·卷四·第十三章》说，现在让老百姓五家为一伍，有罪互相监察，犯法互相揭发，使得他们之间互相结下怨仇，老百姓互相残杀，伤害了和睦相处之心，残害仁慈恩惠，损害君主的教化。能够使人和睦的措施少，而败坏民风的事情多，仁道就泯灭了。“令民相伍，有罪相伺，有刑相举，使构造怨仇，而民相残，伤和睦之心，贼仁恩，害士化，所和者寡，欲败者多，于仁道泯焉。”从基层开始，否定以公共利益为准绳，人民互相监督和监督上级的合理性，给化公为私者留下了太多的空间。
过去百年来，由于紧张的国内国际环境等多方面原因，直到今天，我们仍没有将“让人民来监督政府”转化为广大民众的法定义务和国家的普遍制度。
跳出历史周期率，就要让人民监督政府制度化——奖励举报违法乱纪的民众和官员，让知情不报的利己者承担相应的连带责任。只有这样，才会形成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社会体制，才会形成清正、廉洁、公正的社会风尚！
因为人民监督政府缺乏制度和法律保障，导致一些人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去信访或上网实名举报，这样不利于我国的法治社会建设和社会整体稳定。
超越西方资本垄断下的三权分立制度，以及其他容易造成官官相护的各种部门监督形式，通过赋权广大人民群众依法直接监督政府，将当家作主的权力放到每一位公民手中，以此平衡手握公权的官僚阶层，防止执政者权钱交易、蜕化为保守的特殊利益集团——这是长治久安的根本之策！
注释：
【1】大卫·格雷伯：《债：第一个5000年》，中信出版社2012年版，第10页。
【2】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篇：《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61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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