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生命生病,不是身体生病
民间中医师潘德孚
最近,西方出现了很多的非主流医学和医学异教徒,他们在不断揭露现代主流医学的弊病。这些弊病中有涉及社会的,也有涉及医学本身的,可是,都没有找中根子。这个根子之一,就是误身体为生命。因为西方的内科病理学,是以解剖学做基础的。生病的人死了以后,病理学家就解剖尸体,想从尸体中找出死亡的原因。这样建立起来的病理学,它“生产”出来的病理学家,会不会找到生病的原因呢?治病要治的是生病的原因 ,而解剖学解剖的是没有了生命的尸体,在尸体里哪能找得到生病的原因?错误被商人所利用,医学本质起了变化:从救人性命变成了害人性命;从帮人健康变成了误人健康。
这个误区就是西方医生罢工,死亡率降低的原因。现在,西方的替代性医疗机构崛起,尤其是在美国,表现更为明显。1998年,哈佛大学医学院作了一次调查,替代性医疗机构的医疗费(营业额)已经超过正规医院的医疗费。这说明拥有先进设备的、医疗费用可以报销的美国正规医院在美国人民的心目中的信任度,已经低于一直被医疗管理机构官员官员诋毁的、没有先进设备的、要自掏腰包的替代性医疗机构。为什么人们宁可自掏腰包找替代性的医疗机构而不愿去可报销的正规医院?道理就在于他们觉得生命与健康无疑是金钱换不来的。
美国人民已经逐渐明白,他们的正规医院存在着严重的问题。当医疗成为人们的普遍要求的时候,这种矛盾更显突出。正如美国伊利诺伊州医生资格证书委员会主任门德尔松医学博士说的一样:“没有比走进医生办公室、诊所、医院更危险的事情了。”人们求医是为了治病。治病是为使生命健康。现在为了保健康到医院寻医生治病,却成为最危险的事情,这该怎么解释呢?关键是现代医学犯了个大错误——把身体当做生命。医学是研究使生命健康的学问,现在却变成在身体上切切割割的技术,这种概念混淆,层次下降当然会使许多人不死于病而死于医。
《内经》说:“形者,生之舍也。”“形”,就是指身体;“舍”就是指房子;“生”,就是指生命。形体是生命的房子;生命就像房子里的顾客。医生治病把房子东挖西撬,结果是房子给挖破了,顾客不能住就逃走了。这并不是说房子破了就不能修,把破房子修好顾客住得就安稳了。但顾客生病,医生却没事找事,在房子上寻找顾客生病的原因把房子弄坏,害得顾客没法住。有许多时候西医的医生就是这么干的。绝大多数的医生是想把医疗搞好的,可是医学的内容却限制了他们。这当然不是医生的问题,而是医学病理学的问题。
病理学就是研究活着的、有生命的人生病的道理。西方医学在尸体上寻找生病的道理的结果,使医学走错方向,把生命医学变成了躯体(尸体)医学。本文提出“是生命生病,不是身体生病”,是为了纠正当前医学的方向性错误——把身体当做生命。关于这个问题,西方医学历史中有很多的事例,本文略举如下:
一、胸线淋巴体质学说
“早在1614年及其后的几个世纪里,医师们认为婴儿死亡
是由于肥大的胸腺压迫导致窒息……在1889年,澳大利亚病理学家帕尔陶夫为不明原因的突然死亡提出一些不同的解释。他在解剖尸体时观察到,不明原因突然死去的各种年龄的人,其胸腺和淋巴组织经常是肥大的,他认为死亡是由于一种全身状态,它被命名为胸腺淋巴体质。这种解释获得很多医生的承认,因为那时完全不知道胸腺的功能,这种解释是难以反驳的。直到60年代才知道:对抗一些感染和细胞免疫反应必需有胸腺。它与输血或移植的反应也有关系。”“1907年,美国儿科医师弗里兰德报告:用X线照射成功地治好了一个呼吸困难的病重婴儿。在X线照片中,这婴儿的胸腺似乎是很大的。在病人颈胸部照射后再拍摄一张照片,发现胸腺显著缩小了。婴儿恢复了健康。这种简便而似乎无害的疗法,很快就被一些权威的医
师们所鼓吹,在美国和加拿大成为流行的疗法。美国出版物经常报道婴儿从胸腺死亡中获救的故事。这种疗法在英国只得到有限医生的承认,在欧洲大陆也只有少数医师应用。在1910~1950年间,几千名婴儿接受了X线照射。无疑在照射后胸腺几乎都缩小,呼吸困难的婴儿也恢复了健康。一些医院常规地用X线拍摄每个新生儿的胸部照片,如发现胸腺肥大,进行X线照射,把它作为一项预防措施。”1955年,美国医生辛普森和他的同事提供了一份资料说,他们在1400名曾在婴儿时接受X线照射的儿童中,发现13例癌症;而在他们的未被照射的同胞1795名中,没有一例癌症。许多儿科医生不相信这么少量的射线会引起癌症,但后来报告的青少年癌症患者几乎都在婴幼儿时期接受过X线的照射。“温舍柏和罗思沃从世界医学文献和与27个国家医
院的通讯,收集了704例青少年甲状腺癌。有两个事实是明显的:1.这种病人的数目,从1940年开始急剧增加,到1960年起减少;2.美国的病例80%都有用X线照射胸腺的历史。其他的病人由于要使扁桃体或咽扁桃体萎缩,都曾用X线或镭照射。”
用X线照射胸腺的方法,到1950年还在做,也就是说,西医的内科病理学,一直把身体当做生命的。1950年以后,美国纽约一家癌症研究所发现许多青少年发甲状腺癌与婴儿期使用X线照射有关,这才停止了这一种治疗方法。从1907年开始,到1950年为止,足足有43年,它逐渐铺开,成为医院诊断和治疗的普遍施行的方法,受祸患的都是孩子。这些孩子长大后却诊断出癌症,多少孩子被伤害?
1953年,美国的病理学家、著名的胎儿和新生儿权威波特认为,她从来没有发现胸腺肥大会压迫气管,或引起其他致病作用。……观察力强的儿科医师们指出,很多呼吸窘迫的幼婴儿不治疗也会痊愈。这是对原来的病理学说完全的否定。可见,胸腺淋巴体质这个讲法,完全是由解剖学误导出来的猜想。这种猜想又变成大规模的治疗方法,祸害许多应该健康的人们。
美国完全接受X线照射胸腺的疗法,而英国为什么会抱怀疑态度?这说明美国容易接受“新”方法,而英国人保守性较强。容易接受“新”方法者受害了,保守者受益了。这说明,在医学中“新”疗法不一定就是好东东。现在许多人仰慕医学中的新科技应用,到美国学习医疗新科技回国的成了教授、专家,将来他们干着的是有益人们的生命健康的事或者是有害的事,谁知道?苦了的是受骗上当者。
胸腺做什么用?西医在1950年前还不知道。曾经被宣传认为阑尾是无用的退化的器官,最近有报道却说它也是有用的,是为大肠收集细菌,调整肠内细菌平衡用的。如果大肠中某种细菌缺少,阑尾就可以给它复制出来。但那时候还曾流行一种割阑尾的手术,说是可防止许多体内疾病的发生。
二、内脏下垂与自身中毒论
19世纪,法国医师格雷纳(1848~1920)认为内脏下垂会引起种种疾病,并为此写了30多篇论文。当时医学界对此很感兴趣,也产生了热烈的争论。1912年有位文献学家统计,围绕这个题目发表的论文已超过一千多篇,有人支持,也有人怀疑。在内胜下垂论的基础上又产生了自身中毒论。当时的西医用这两种理论来解释“没有食欲、恶心、无力、抑郁、身体中部疼痛、背痛、失眠和长期生病,这一切加在一起,使人考虑到是一种疾病。常常描写病人消瘦无力,心境忧郁,腹部隆起,皮如土色,呼吸急速,且往往不规则。”这种病态被称为格雷纳氏病。格雷纳认为,腹内的肠襻内容物太大或过小,肠道在腹腔内痉挛,并且纽结,于是造成了肠停滞。部分梗阻的肠子呼吸了气体,就失去胃、肝、脾、肾甚至子宫的支持,由于人是直立
的,因此肠管就下垂。肠停滞造成肠内容物腐败,产生毒素。毒素被吸收,导致人的慢性中毒。这种错误的理论由英国著名的外籍医生莱恩发展为自身中毒论。美国、法国都把格雷纳氏病改称为莱恩氏病。莱恩最先把小肠末端与大肠远端吻合,即回肠乙状结肠吻合术(回肠内容物不必经过漫长的结肠,直接到达乙状结肠,可以减少自身中毒)。莱恩信念得到著名俄国动物学家、诺贝尔奖金获得者米契尼可夫的支持,后者认为大肠像阑尾一样是个退化器官,没有用处,是人类病痛的根源。……他自己和许多人都相信结肠切除术对治疗很多病,如十二指肠溃疡、膀胱疾病、类风湿关节炎、结核病、精神分裂症、高血压、动脉硬化,以及预防肠道癌症,都是有价值的。他很熟练地做手术,死亡率很低,他做了超过一千次的结肠切
除术,经常是在一批批外科医师热情地观摩下进行的。在英国,莱恩的理论被大多数人所怀疑和敌视,但在美国和欧洲大陆却被很多人接受。结肠切除术是当时经常施行的手术。”
三、结扎胸廓内动脉
“有两种手术是以再血管化(为组织或器官建立新的血液供应)概念为基础的第一种手术是为了心脏;第二种手术是为了脑子。由于缺乏解剖学和生理学知识,这两种手术都失败了。……1936年开始设计了一系列手术,通过人为建立的心脏与周围组织之间的侧支循环,来增加冠状动脉的血流量。在心脏表面与胸壁肌瓣之间,心与大网膜之间,心与心包膜(心周围的纤维囊)之间,人工地制造粘连。这种粘连是直接把两者缝合在一起,或是在心包囊内加入有刺激性的滑石粉。”最初的报告显示许多病人心绞痛不发作或减轻,但没有进行临床对照组的试验,其真正价值未能肯定。
“50年代,一组意大利外科医师重新施行胸廓内动脉结扎手术。他们在1955年报告了70例,其中64人生存,而且病情改善。美国费城一组著名心脏外科医师学习了这个报告,他们结扎了狗的胸廓内动脉后,它的第一支血压增高,血液经过沟通动脉流入心肌,他们证明了动物实验效果是令人满意的,于是就热情地施行这种手术。他们用少量的狗进行了适当的对照试验,发现结扎冠状动脉一条主干后,同时结扎胸廓内动脉的狗存活较多,不结扎的狗多数死亡。后来,他们为冠状动脉血流不足、大多数有心绞痛而不能工作的病人进行了一大组(没有对照组)手术。在一年半内,他们为150名病人做了手术。术后几个月内大约有三分之二病人完全无心绞痛,或病情显著改善。”
“这种手术比较简单,手术死亡率低,少于1%;效果似乎是良好的;而冠心病则是常见的。于是意大利和美国的外科医师们热情地应用这种技术,在3年内做可好几百次手术,其中在医学杂志上已报告了456例。其他观察者肯定了结果是满意的。不仅大多数病人觉得好转,而且还能进行日常活动。有些病例手术后心电图转为正常。”
以上所述的结扎胸廓内动脉的实验和实践,有很多数据都科学地证明了这种方法设计和研究实践无比成功。但后来的人们做了另一个实验却使它马上威信扫地。“病人随机地分配在手术组(结扎动脉)和对照组。对照组和手术组同样做手术,唯一的区别是不结扎动脉,这种叫假手术或外科安慰剂。事前已向参加者们解释了这个计划。病人和评价疗效的医师都不知道施什么手术(双盲法)。共有35个病人,其中14人是对照组。对照组有10人显著好转,心绞痛不发作,活动能力提高。有几个人能恢复工作。少数证据显示心电图有所改善。这是手术切口的强烈心理效应(或安慰剂效应)。结扎了两条胸廓内动脉的手术组病人,其效果与对照组同样良好。可惜,这两个组的效果都不持久。”
既然,做手术与未做手术的效果完全一样,这当然证明了手术的无效。医生没有治好病,但是,他的治疗却使病人觉得健康恢复了。觉得恢复与真正恢复当然有所不同——经不起时间的检验。不过,它却告诉我们一个不好的消息,这样做的后果不仅只是病没治好,而是病人因肢体的损伤而减少了痊愈的百分比。另外,它又向我们彰示一个好的消息:人们单凭他的精神安慰,就能产生难以相信的愈病能力。所以,一切伤害病人精神复原能力的一切诊断或医疗手段,包括语言,都是错误的。
四、病灶感染论
“在牙齿、扁桃体或其他部位的局部细菌感染灶,会引起各种常见病的理论,流行在本世纪的大部分时间,并比其他任何一种概念导致更多不必要的手术。它也造成了很多愚蠢的、不愉快的、有时甚至是有害的医疗实践。在1910年至1950年间,几乎所有的医师都受这种理论的影响,甚至现在医学界也没有完全摆脱它的影响。当然,现代医学教科书只是为了谴责才提到它的名称。”
病灶感染论的意思是指人身体上有某些受细菌感染的病灶,这里的病原菌会随着血液流动,然后定位在某处,如心脏、肾脏等各处,导致许多疾病的发生。
“在1910年至1915年间,美国人比凌和杰出的英国病理学家亨特尔一起,提出了这个似乎很有道理的医学理论——病灶感染论。比凌的理论受到一位勤奋的细菌学家罗辛桡的支持。
19世纪后半叶,巴斯德和郭霍建立了疾病由细菌引起的理论,随后鉴定出引起结核病、霍乱、鼠疫、白喉、伤寒和其他传染病的病原菌,于是导致研究可能引起多种慢性病和不明原因的精神病的病原菌。那时普遍认为大多数疾病的原因,似乎都已经发现了
……
这个理论假定,很多慢性疾病是由于低毒性细菌感染灶(或巢)所引起的。这些毒素进入血流,并侵入身体其他部位。这些慢性感染被假定是疾病的根源。亨特尔于1910年在马克吉尔大学,用这种轻率的话务员对医科学生们发表演讲:‘贫血、胃炎、结肠炎的最重病例,不明原因的发热、紫癜、各种神经疾病(从精神抑郁到脊髓的实质病变)、慢性风湿病、肾脏病的最重病例,都起源于或并发于口腔败血症。’
病灶感染论比自身中毒论吸引了更多的鼓吹者和热心人,在医学界很受尊敬,并被广泛地承认。实际上它比自身中毒论更有优势。结果在北美和英国人口中,一部分人成为多种内科和外科治疗的对象。欧洲大陆的医师们不太受骗。”
受骗者为驱除慢性病而进行了各种手术,如拔牙、扁桃体切除、阑尾切除、胆囊摘除、子宫切除、前列腺切除、结肠切除等,“为了治疗许多疾病还进行一些内科疗法。它包括对咽喉和副鼻窦物以类聚应用抗菌药(常用银的化合物),结肠灌洗,以及前列腺按摩。”
病灶感染论使很多人切除了许多有用的器官,导致残疾甚至死亡。“在40年代,大多数医学表单普遍认为,上述治疗结果曾经是一场恶梦。不过,它却不像自身中毒论及其疗法那样受到舆论指责,没有莫里哀或肖伯纳让病灶感染论的鼓吹者当众出丑。”由于以上原因,21世纪的一些中国西医肾病专家,还在述说某些隐慝性肾炎可能与慢性扁桃体炎有关。
五、通过静静增加脑供血量。
“在1944年,美国克利夫兰一家医学院的三位医师,为智力迟钝、大脑麻痹、惊厥的病人设计了一种向脑皮层增加供血量的新手术手术是在颈右部把颈动脉与颈内静脉侧边对侧边地吻合起来,在吻合口下方结扎静脉(静脉血就不能回流心脏)。动脉血压高,就把含氧多的动脉血通过吻合口挤进静脉,再向上进入脑静脉。他们假定这些这些动脉血也会进入脑的毛细血管,因此会向神经细胞供应更多的氧。他们第二个假定是:病人因脑损伤而造成智力迟钝、惊厥和大脑麻痹,在脑中有很多生存的但没有功能的神经细胞,通过这种方式增加血液供应后,有可能使它们复活。”后来发现“原来所说的并发症少和死亡率较低的早期经验都不能证实。在手术时或术后,有6%病人死亡;一些人病情恶化,发生更多的痉挛,智力迟钝更严重;
少数人发生持续的心力衰竭。进一步观察清楚地揭示:当动脉血到达脑表面的静脉时,它并不再进入脑毛细血管。它进入了脑左侧的互相连通的很多静脉内,。整个概念是根本错误的。这种手术只应用了4年便普遍同意放弃。”
六、冰冻治疗胃溃疡
“美国明苏尼达大学医学院外科教授瓦金斯夭,他因对肠梗阻问题而名闻世界。1962年1月他在伦敦皇家外科医师学院发表了著名的演讲。他叙述了胃生理学的历史,并提出消化性溃疡的新疗法——胃冰冻,他相信可以用它来代替胃切除手术。同年春天,他在美国医学会年会上作了较详细的、但仍属初步的报告。四年之前,他已报告胃局部冰冻治疗胃出血有效。……这是一种戏剧性的和广为宣传的方法;它比较简单,似乎起作用,而且以一名列前茅著名外科医师为首的杰出研究组已宣布它有效。使冷却液循环流动的胃冰冻机,已成为世界各国很多医院的必要设备。……上述研究结果,使胃冰冻在应用几年内就放弃了。胃冰冻有严重的并发症,虽然是很少见的。它所声称的好处没有被证实。”(以上材料都来自:《现代医药中
的错误》美]爱德华•兰伯特著,刘经棠、朱正芳译,广东科技出版社,1982年8月)
七、几点经验教训:
(一)时空背景
以上所述的时间,差不多都发生在上个世纪初至60年代,也是中国人全面确定中国文化的高峰时期。当时,中国文化界的所有头面人物,几乎全都认为中国必须全盘西化,这样才叫做革命。殊不知恰恰在医学、医疗文化上,西方的医学文化,尤其是内科医学,它们还在襁褓之中,像一个哇哇学语的小孩,不是这样错就是那样错。我们却总是把这些当宝贝。当西方发现错误正在想方设法改正,我们却抱回来当真理。
为什么说西方发现错误后要想方设法改正呢?因为,西方医学与中国的不同,是一种市场医学;而中国的医学一直没进入市场——中国还没有市场。医学与市场,历来是不相容的。因为,市场是赚钱的,医学是用钱的;医学是要命不要钱的,市场是要钱不要命的。医学一进入市场,也就变成要钱不要命的了。这才有穿白袍的黑心人之说。医学与市场结合后,发现错误要改正是很困难的,这叫做既成事实。例如医学就会造成一个既成事实的得益集团。它们控制了权力,就会用权力排挤影响它们利益的一切势力。政客们要拉选票不愿意得罪这个势力庞大的集团。美国70年代宣布治癌失败,围绕着治癌而产生的利益集团必然会阻止这个消息的传播。美国到1995年,癌症患者的死亡率才开始按1.2%的幅度减少,时间差了25年。十几年后
才减少13%。西方在上个世纪30年代开始批判的病灶感染论,我国医学界的一些专家至今还在贩卖。这不是说明医学上了市场后改正的困难吗?
(二)西医内科治疗学错误的根子是把身体当生命
医学的本意是通过医疗维护生命健康。医疗是医学的实践行为。医疗实践的结果可以证明医学研究的是非。但医学研究的基础却决定医疗实践的成败。现代医学以尸体为病理基础,人死后在尸体上寻找死亡的原因,找出某些异常的地方。死亡本是生命信息运行的终止,病理学家学家到了身体上某个器官的变化或者损坏,就猜测是这些地方造成死亡并提出一个相应的概念。以后,便有一些医生利用实践所得证明这个概念的正确,推而广之。于是就拿生病的人做治疗实验,结果是许多生命失去,有的人则损害了健康。西医的病理学家,几乎都是解剖学家和外科医生,很多治疗内科病的方法,都是由这些人提出来的。解剖学固然是一门科学,它是研究人体结构的科学,不能完全替代医学。
也许有人会问:这不是说明躯体与生命是一致的,不可分的吗?误解正在这里。躯体犹如电脑硬件,生命就像电脑软件。电脑的活动靠软件的运行而得以活着。病毒伤害软件使电脑“生病”,病毒使电脑死机,你用解剖电脑的硬件能查得到生病的原因吗?对电脑来说,是软件生病,不是硬件生病;对人来说,是生命生病,不是身体生病。
上个世纪的30年代到50年代,西方大学讲堂中已经对上述的一些治疗方法进行批判,但是由于没有认识到它的根子是在尸体上寻找生病的原因,把解剖学当做内科医学的基础,把生命当做身体,犯的是方向性错误。这一根本原理没有解决,批判有什么用呢?
错误一次次发生,却没有人知道这失败的总根子为何——把身体当作生命。迄今为止,西医的病理学家仍然还是以身体为生命。所以,进入西医院校学习的学生,仍把解剖学当做基础课程,而不知道解剖学只能作为外科医生手术的指导,而不能成为医学内科的病理依据。可以这生认为:你到医院里检查,医生告诉你的,基本上是生病的结果而不是原因。因此,医生治疗的目标是结果而不是原因。试想:治病治结果不治原因,能治好病吗?
(三)外科医生是技师,不是医生
本文在上面所提到的弗里兰德、莱恩、比棱、亨特尔、麦金斯夭等都是很有才能、很有责任心的外科医生。他们在医学界的业绩,使人们不能不对他表示尊敬。但是,人们并没有分清这是他的技术好,而不是他的医学水平高。技术是手上的技巧,医学是生命的学问。可见,西方医学界并没有把这两个概念搞清楚。莱恩自己也一样没有搞明白。所以,外科医生本应称为技师,不应称为医师。如果做当时就能这么做,莱恩也就不会提出自身中毒论了。
医学是研究维护生命健康的学问;医疗是使用某种技能进行医护的操作。我们也应该把医师与技师分清楚:医师是为病人策划打好一场战胜疾病战争的策划师;技师是进行某种实际操作技术的师傅。医师要用的是头脑;技师要用的是双手。2008年11月,我在原创中医复兴论坛上曾经讲到,外科医生不应称为医生,应称为技师。这是有根据的。从历史上看,国外流行过几种失败的治病理论与某些技术,都是由外科医生提出来的,应用于治疗内科疾病,结果无不以大失败告终。这些波及全世界的医疗失败都意味着无数生命的损失。一次又一次的失败人们却不知道它的根源出在概念上,就是把技师当做医师。
(四)按病名用药,是刻舟求剑的愚蠢行为
一个世纪前,中国人生了病,请医生看病,很少有病人会问医生他生的是什么病。因为,中医只根据“证”来治病的,用不着病名。中医的这种方法叫辨证论治,只是医生会懂、会用,病人不会懂,也不会用。上个世纪,西医进入我国,带来了用病名治病的方法:得什么病名用什么药,有规定的药物名称和数量,当医生的方便——照规定处方,做病人的也能听得懂,这不是很科学吗?西方科学的要求是定性、定量。这种西医按病名治病的方法既能定性,又能定量,不是很科学了吗?
但是,生命无法定性定量。因为,生命是动态的,时时刻刻在变的,定性定量的死板是不宜于治生命生的病,例如上午病人发热、流鼻水打喷嚏,你觉得是感冒,用感冒药。但是到下午,病人可能变成了肺炎。因为,病人得的是麻疹,你错用了退热药,病情就变得严重了。有的病人发热,看起来很严重,下午出了汗就自然痊愈了。如果你用药,反而可能重起来。因为药进入人体,也是一种有毒的东西,病人自卫能力进行解毒,就有可能提高体温,增强代谢能力。这不是错用药的结果吗?
经过了一个世纪的实践,用病名治病的西医,并没有显示它的科学优势:许多有病名的病,无药可用;有病名,有规定的药物,却用之不会好;更多的是许多病无法叫出病名,只能叫做综合征——无药可治。而且,综合征越来越多,好些能叫出病名的病,也变成了综合征了——也就是被认为能治的病,变成了不可治之病了。
原来病名是西方外科医学的产物。西方医学先发展起来的是外科。外科需要病名是为做手术服务的。做手术需要界限清楚,外科刀才不会划错地方。后来西方医学发展了内科,就把病名这个条件也带到内科来。外科发展起来只是技术,也就是只能在躯体上切切割割。内科却完全不同,它是被生命主宰着的。一处生病,全身关联。这叫做疾病的整体性,不能用外科手术来解决的。内科疾病是生命活动而产生的疾病,不是只要了解身体结构就可以当医生的。首先必须研究有关生命的种种问题,例如生命的起源、生病的原因等等问题。还必须理解生命是个整体,不能“分而治之”。
(五)西医与中医各有所长,只是层次不同
解剖学是一门研究人体结构的学问,只能教育学生认识人的身体,只能使他们学会切割人身体某些部位的技术,却没有教学生认识生命。不认识生命的医生去治病,不危险才怪呢!他们把病灶认为是生病的原因,以为只要切除掉病灶就能治愈疾病,把这种方法叫做“除根术”,受骗上当的人还真不少。这句话本来有明显的错误,但没一个人质疑。这又是什么道理?何斌辉先生以显意识与潜意识的相互作用已经做了说明。你的显意识天天接触这些谎话,就由显意识不断地进入潜意识,就身不由己了。恐怖分子引爆自己与先进国家的老百姓同归于尽,他们为什么不想一想这种本就是毫无意义的事,却一定要这么做道理何在?就在于他们自幼就给灌输了复仇主义的教育。
是人,就需要健康。有生命的,称为人。如果人失去了生命,就不能再称为人,而成为尸体了。因此,是生命需要健康,不是身体需要健康。这一点,许多人没有搞清楚,所以,大家都说身体健康,而没有听人说生命健康。这一个误区,也就造成了现在的医疗误区:把身体当做生命了。
中国的中医学,是一种模糊的医学;西方的医学是一种清晰的医学。模糊的医学是以研究生命做基础的;清晰的医学是以研究身体做基础的。生命是一个从小到大,到衰老死亡的过程,永远是动态的,看不见,摸不着,是一个整体,不可分割,所以是模糊的;身体可以度量,有多大,多高,多重,都可以测得到,可以越分越细,所以是清晰的。
学中医,要读《内经》,《内经》是一部研究生命学问的书。学西医,要学解剖学,解剖学是论述身体结构的书。这种书是用来指导做手术的技术的。所以,学中医,是用来治生命生病的学问;学西医,是用来学习在身体上做手术的外科技术。研究生命的学问要使用的是逻辑推理;外科技术则是靠熟练而得到的手工技巧。这是各有所长,只是层次高低不同。
西医的内科治疗,没有一种疗法不始自个案的。例如弗里兰德的胸腺肥大照射治疗,发表的是个案。我们的中医学术界在强调中医学西医,连医学论文发表也要求使用西医的格式。中医治好了病,也要求用西医的病名,要求有分型分类的统计数字。个案就不能发表。生命是个体的,个体便各有特异性,不同的人没有同样的病。这说明,中医的学术界也中了病名的圈套。其实,不是西医消灭中医,中医的学术界就在消灭着中医呢!
(六)严重的问题是我们没有发现医学误入歧途
100年前,法国科学院院长弗朗科伊斯•马根迪教授说:“如果连一个可以遵循的正确的生理原则都没有,那么我们就不再奇怪自己需要行医成功的可悲心理了。无论这会多么痛苦地刺伤我们的虚荣心,我都要毫不迟疑地宣布:我们完全忽视了引起疾病的生理障碍的实质,以致不会考虑产生更好疗效的方法。我们应该把病人交给大自然去治疗,可实际上,我们经常是硬着头皮去行医,根本不知道自己行医的原因和合理性;我们正面目一个巨大的危险:行医加速了病人的死亡。”(《现代医疗批判》第130~131页)
英国的Vernon Coleman说:“最有可能杀害你的,不是你的家人、朋友或者某个劫匪、盗贼、醉酒的司机,而是你的医生。”(《别让医生杀死你•导言》朱毅译,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2月)
医学的一大特点是治疗错误治死了人从不承认错误的。因为有两个原因:一是人本来就是会死的,病死和治死是很难分清楚的,医生负不起治死人的责任;二是社会需要医学,医学需要医疗实践,没有实践就不能提高,因此,也就只能允许医学犯错误。但是,现在已经进入一个医疗化的时代,也就是医疗普及的时代,医学的错误就变成不可容忍了。
医疗没有普及的时候,看病的人少,我们觉不到这种错误的严重性;当医疗成为人们普遍需要的时候,这种错误才会突显而引起注意。很多内科病本是不需要治疗的,按现在主流医学(西医)的治疗水平,熬熬过要比用药治疗好得多。例如发热,普遍的是不加以治疗都能自愈;而加以治疗反容易造成变症而难愈。西方现在提出疾病前驱期这个概念,就是指发热头几天病人得的是什么病还不知道,就不应加以治疗。这样的实践证明其结果比以前进行退热、消炎的效果要好。许多发热的患者,因打了退热针,或用了强的松而使病情变得复杂难治。有的发热因医生使用了创伤性的检查,减弱了病人对疾病的抵抗力而使病情增重而久久不愈。所以,很多时候医生在帮倒忙。这不仅是指西医,许多中医亦因没有学好医疗知识,使用了
错误的治疗方法,把病治坏了的,《伤寒论》的太阳病条文中就曾举过很多例子。
罗斯先生说:“所有错误中最严重的错误是,医学界至今没有发现自己误入了歧途,医学仍遵循疾病——治疗的思维方向,而不是生活方式——健康的思维方向。”这种方向性的错误,就导致手术乱用而对生命一无所知,因此造成人为的伤害。使许多人不死于病而死于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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