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访者：无名无姓
被采访者：苏阿姨 (应本人要求，隐去其真实姓名及工作地点)
”无名无姓“按：母亲大人若干年前迁入现在的这所公寓房，自然结识了一批新邻居，从中又发展了一批好朋友。说来也巧，她最要好的几个朋友恰恰都是从医疗卫生部门退下来的。 我每年都要去探望老母一到两次，自然就与这些常来家里聊天的阿姨们结识了。 多年的研究工作可能把我的眼睛都搞绿了，贪得无厌都快成了我的第二天性。所以从“自然聊天”的方式开始来“榨取”储存在这些阿姨头脑中的信息，到后来干脆约定时间来正式采访她们。去年三月底，我在探望母亲时，两次采访了苏阿姨， 记了密密麻麻的一大堆笔记。 本想用采访对话的方式发出来。在重温笔记时发现，这样做很困难。因为苏阿姨与艾阿姨(见《伟大的毛泽东时代：为了抢救一个普通工人的姓名》一文)不一样。艾阿姨有问有答，不太跑题。苏阿姨头脑非常活跃，不受问题的限制。如果受过一些文学写作的基本训练的话，她会是一位很成功的意识流作家。加上她本人又是一位古道热肠，心直口快的干练妇女，这给我的采访增添了极大的困难。我跟不上她的语速， 更跟不上她跳跃的思维。为了使读者不被她跳跃的思维晕迷糊，我决定将采访她的笔记进行整理， 把它条理化， 按照几个问题来把分散的信息集中起来，把表达不顺畅的地方理顺，把多余的车轱辘话去掉，但前提条件是绝对忠实于被采访者的原意不做任何具体内容上的修正。(我的采访也是严格地按照人类学的方法， 绝不对被采访者做任何暗示，提示，引导，严格杜绝我本人介入任何与意识形态，方针，政策，路线乃至具体事件等相关的评论，议论等)尽管这样， 我还是遇到了很大的困难—难以理清她40多年工作的时间链条。采访中我反复追问最多的问题都与时间有关，但是她那跳跃的思维(加上记忆的重叠)基本上是不太配合的。 我只能尽力整理。 以下内容为整理后的结果， 采用被采访者自述的形式。
1. 建国后的第一批护士学校的学员
1935 年，我出生在山东的一个地主家庭。解放后的第二年 ， 我刚好初中毕业，成为解放后的第一批护校学员(50年到52年)。当时进护校要求年满17岁。我虚报了两岁(15+2=17)。这个护校是为了朝鲜战争紧急筹办的，因为当时需要大批的医疗人员上前线支援抗美援朝。所以我们护校的学生成分很杂，有高中生，大学生， 也有我这样的虚报了两岁的小不点。
52年毕业后， 有的同学上前线了， 而我被分到一家县医院做护士，成为52年第一批下乡的护士。(无名无姓按：这一段不是很清楚，不知道她是指县医院为下乡， 还是在去县医院前先分配到农村，或者是指在县医院挂职，但实际工作是在乡下。从我的笔记上理不清楚。) 1960年我到一家上级医院学习麻醉，回来后当麻醉士。 我先后在两家医院分别工作过两年，五年。 1960年调入山东一家市立医院，在那里又工作了三十多年。退休时我是主治麻醉师。
2. 医疗事业为农民服务
我们医院70%的病人是农民。全县70多万人口，多数是农民。(无名无姓按：这可能是指她在县医院工作时的情况。)
我们除了正常在医院里为这些病人服务外，还要经常到农村去。医院常常组织医疗队，既要支农，又要治病，两大任务要同时做。个人下去叫蹲点，集体下去叫医疗队。
例如每年的麦收季节， 我们医院都要抽人到农村去帮助麦收，到麦田里去割麦子。 但是不管以什么名义到农村去，我们都是担负双重任务的， 既工作又治疗， 所以药箱子从来都是要背挎的。 巡回医疗队听上去是为了农民治病吧，但是到了大队，小队， 除了治病， 学习呀，管理呀，甚至家庭矛盾调节呀等等，那些大队干部们要管的事我们也都得管。 不管不行呀。不光队干部来找，社员有了问题也来找我们这些城里来得干部。 我下乡住在那里的时间比较短， 大概就十几天， 因为医院经常有手术，我离不开。 我们医院其他的人有住一个月， 两个月，还有三个月的不等。 我最经常去农村的方式是因急救任务。
参与急救任务，我们都是有军事化的训练的，从电话打到科室到出发一般不超过10分钟。
我们那时有一套战备的急救设备，那是一个大铁箱子，上下两层。下层是器械，手术用具。上面是急救药物。接到通知后10分钟内就可以出发。
我们常下到公社医院， 甚至到大队，到乡里人家做手术。我们对各公社卫生院的人员设备情况了如指掌，很清楚哪些公社能做手术，哪些不能做。 我们也十分清楚到哪个公社应该拿什么， 不用拿什么。
举个例子， 有一次，我们是接到某公社医院的通知。一个农村妇女生孩子时大出血，胎盘前置， 须立即抢救。医院接到通知后，立即通知相关科室调人，组成急救队，不到十分钟，我们出发了。 我们是开救护车去的，有医生，化验师， 麻醉师，护士， 救护车司机五个人，大约开了40分钟到位的。我们到时， 病人的血压几乎没有了，脉搏也很弱，心跳几乎停止了。
她是失血性休克，我们就在他们家的土炕上做手术。下乡时我们还要带汽灯， 烧石棉套 (无名无姓按：我没有听懂， 但又不能频频打断她。)我们为她做了剖腹产。化验师是带着血去的，(公社医院求救时已经告之血型)先输血， 然后查家属的血型。
平时在医院时，也是要随时准备抢救那些送进来的农民患者。 那时从农村送来的病人最常见的是休克。 农村用担架把病人抬来， 又冷又冻， 病号就休克了。我们抢救了许多休克患者。 先是抢救休克，然后才能进行手术治病。 60年困难时期， 许多重危病号是肠扭转，肠坏死，胃穿孔。因为条件差，没有救护车，拖拉机， 60，70里路全靠人抬， 有的100里也是人抬。真的是很艰苦，所以那时医院里所有的医护人员不敢怠慢，都是军事化的训练，马上到位。
3. 对医院收费的记忆
费用都是上面拨款。 医院不是盈利单位。到72年前，一个胃切除大手术，从住院到出院28元， 其中麻醉费2 到2. 5元。住院费一天是几毛钱。(无名无姓按：我估计“72年前”可能是她的口误， 似乎应该是“82年前”更贴近事实吧。)
我们给病人少打针，少花钱，但要以治好病减少病人痛苦为宗旨。 我们让手术后的病人早下床活动。可以不用的药尽量不用， 一是国家不富， 二是减少病人的医药费用。文革中我们又开始使用针刺麻醉与药物麻醉相结合的方式， 更是减少了病人的花销，并且减少了由药物麻醉带来的副作用。
过去的病人来看病 只付挂号费。病人的收费标准都是一样的。
注射费5毛，
硬膜外麻醉费是2元5毛钱，
腰麻是1元5毛，
人工流产2到3元
诊断刮宫1元5毛
胃大切除18元
阑尾炎切除8元
这么多年了，我可能记得不能么准，但是这些数字是八九不离十的。
农民来看病 采取记帐方式， 先治病，后付钱。但是大部分农民都不能马上付清。所以医院每年都得派人下去要账。这次要一点，下次再要点，能要多少就要多少，实在 要不上来的就免了。因为农民实在是很穷啊， 在加上毛主席又有指示，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就是因为他们太需要我们了。
现在的医院是不能花钱超标的， 超了，卫生部就不评你为2 甲医院。所以在医院内部， 哪个科室超出， 就扣奖金，扣经费，所以不敢收重病号。
4． 对专业训练的记忆
那个时候的专业训练都是在干中学，边干边学，根本没有条件象现在这样强调这文凭那文凭的。
我们是52年第一批下乡的护士。1960年，我到一家地区医院去学麻醉， 第一次学了三，四个月，学习全麻 (一般是半年时间。山东第一批麻醉训练班是1954年左右)。回来后就做麻醉士。62年学习硬脊膜外麻醉，叫阶段麻醉。在上级的同一个医院学习三个月， 边干边学。当时教员的责任是很大的， 因为学员在实践中出了医疗事故，直接责任者是教员。所以教员都是紧紧盯着学员操作的， 不敢有半点疏忽。 事实证明这种边干边学是最有效也是最快速掌握知识的途径。 以后还有参观学习，天天去看，有一个月的参观。一次是在一家省级医院 ， 再一次是到北京日坛肿瘤医院，协和医院。在北京呆了一个月(一个医院一周)。理论学习又是一个月，在北京。
我成为麻醉师以后， 也带过学员。 那时的体制是， 上级医院要为下级医院， 内地医院要为边疆少数民族地区训练专业人员。我带过的学员包括，部队来的两个，西藏来的一个藏族人(72，73年左右)，公社医院来过4 个人，再就是本院的学员了。
5. 日常的工作和生活
我们那时的职责分工不象现在这么样分明。我工作过的三家医院都是需要干什么就干什么。有麻醉时作麻醉，无麻醉时做护士， 需要时还要作护理员给患者喂饭换衣服什么的。 我还做过洗衣房的工作，洗患者的床单，病号服呢。 所以每天的工作都特别忙，但是大家都很快乐，因为有合作精神啊。不下乡时还经常参加劳动。医院盖宿舍楼时， 瓦匠是建筑部门来的，但是推， 拉， 挖 这样的小工都是我们在业余时间完成的。防空备战时，我们去挖山洞。
我们那时是半军事化的生活， 60年后医院分了宿舍，我们家分得两间房的宿舍，房租好像是2到3元。医院职工都住在集体宿舍楼里。清早要出操。我有一个同事 半夜3点起来包饺子，包完了去跑操。有一次我跑操晚了， 我后撵他们。我跑上坡后两条腿发软，一站住， 腿就不能挪了。别人问，你怎么还不下来? 我是腿挪不动了。早操结束后，我们到医院食堂打饭，拿回家吃。干完一天的工作后，还要参加各科室的学习。80年我院搬家了。 我们住的分散了，就不再学习了。
60年生儿子时， 正赶上困难时期，粮食不够吃，医院常常组织集体上山挖野菜。我怀孕三个月时， 从山上滑下来，可能是尾骨骨折，两三个月不能坐。当时学雷锋， 学王杰，一不怕苦，二不怕死，轻伤不下火线。(无名无姓按：她这里的时间概念记混了。因为学雷锋，王杰是63年以后的事情。但是“轻伤不下火线”的精神恐怕还是属实的。)
60年底到61年春，一家人少了10斤粮食。孩子要吃奶，丈夫得了肝炎， 真的很困难。食堂尤其困难， 这么多职工要吃饭， 谁当这个家也是很难的。连伙房自己吃得也不好。 一个师傅还得了胃癌。食堂精打细算，到年底居然省下了好些粮食，但是省下的粮食又按人均发还给职工了。
我们家实行男女平等。我1956年结婚，离家工作，不与婆婆，母亲一起住。
58年生了女儿， 60年生了儿子。孩子有保姆，大一点时送全托，星期一送走，星期六晚上接回来。文革时将机关托儿所砸了，说是干部搞特殊化。孩子转到一般的日托， 放了学就要自己回家。那时治安好， 一个五岁，一个三岁，五岁的领小的回家。(无名无姓按：很明显，她在此处对时间的记忆是不准确的。 文革期间，她的大孩子应该是八岁，小的是六岁。很有可能她把两个不同时间段发生的事情记成一个时间内发生的，或者是对孩子的年龄记忆有误。 但是我扑捉到的信息是：“那时的治安好。”幼小的儿童放学可以自己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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