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医要团结,互相看不起是不好的,一定要打破宗派主义。”——毛主席1953年12月
新中国成立后,社会上轻视、歧视和排斥中医药的现象有所抬头,一些不正确的思想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中医药政策的制定,致使大多数中医不符合入职条件,从而引起广大中医和人民群众的不满。毛主席对此作了全面纠正,提出并指导进行了一系列促进中西医团结及合作的工作。
1954年,由于石家庄地区洪水泛滥,水灾过后,乙型脑炎呈现暴发流行的态势,当时西医对乙脑的治疗没有特效疗法,临床效果不好,死亡率一时高达50%,难以控制。当年的中央人民医院西医专家高崇基老师曾讲述过当时西医针对乙脑的治疗方法——没有针对病原的特效药物,只有一般的对症疗法。高热就用冰枕,头部敷冰袋,温水或酒精擦澡,冰水灌肠,发汗药或退烧药物,但这些方法并不能让乙脑患者的高烧退下去;抽风就给镇静药物,但严重的病人仍不能终止其发作;对乙脑患者的昏迷,则根本无解救办法,只能针对呼吸和循环衰竭给予输氧和兴奋呼吸或循环的药物;而防止并发症则是给予抗生素药物;还有一些常规护理,比如安装胃管,鼻饲输入食物、水分及药物等。这些都不是主动的根本治疗,而是侧面的治标方法,所以那些严重的乙脑患者,死亡率很高(30%-50%)。还有血浆疗法及免疫血清疗法,可稍降低一些病死率,但从治疗观点上仍难让人满意。
看到高崇基老师的讲述,实际上反应了西医在应对突如其来的疫*情时,其囿于本身的医疗理念及方法,经过了几十年的发展,仍然没有什么突破。
2003年的非典,西医疗法主要是——大量激素、大量抗生素、各种抗病毒药物,但是治疗效果却很不理想,死亡率高(钟院士领导的广州呼吸病研究所用纯西医方法治疗的17例,死亡9例)。后来,钟院士请来同属广州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的中医科帮忙,中医介入治疗的71位病人,只死亡1例。
非典过后,据世界卫生组织统计,全球非典病例共8422例,死亡919例,平均病死率近11%,其中发病百人以上的国家和地区病死率如下:
中国大陆:5327例,死亡349人,6.6%;
中国香港:1755例,死亡300人,17.1%;
中国台湾:665例,死亡180人,27.1%;
加拿大:251例,死亡41人,16.3%;
新加坡:238例,死亡33人,13.9%;
可见,唯有中国,有中医西医两种医疗体系,才将病死率控制在一个相对较低的水平,如若再分得细致一些,中医药全程介入收治的病例其病死率更低,如北京的小汤山医院,参照广州使用中西医结合治疗680名非典患者,8人死亡,死亡率1.2%,基本达到了广东中医治疗的水平。
2020年的新冠,迄今为止,西医疗法仍然也没有特效药,还是对症疗法——各种抗病毒药物、必要之时的抗生素激素、呼吸机、ECMO。从这种轨迹来看,面对这种突发性疫病,西医历经数十年发展,仍然在治疗效果上没有优势。
1954年的乙型脑炎在中医没有介入之时,西医对症疗法下的存活者中将有7%-20%的人留下精神失常、痴呆、偏瘫、智力减退等严重后遗症。
2003年的非典,用抗生素大剂量激素治疗后的非典幸存者很多留下了肺纤维化、股骨头坏死的后遗症。
但幸在1954年乙脑流行之时,石家庄市卫生局紧急组织了在石家庄市传染病医院工作的老中医郭可明和其所在的七人小组,在医院和卫生局领导的支持下,运用中医温病学理论,用中医药治疗,取得了令人满意的效果——一般患者服药后都能在短期内退下高烧,1-2周痊愈出院,很少留下后遗症。治疗小组收治34例乙脑患者,无一死亡,治愈率100%。
1955年石家庄市传染病医院用中医治疗了20例乙型脑炎,治愈17例(包括重型和极重型者9例,轻型者7例),死亡3例(一例因并发中耳炎败血症,一例因治疗过晚,一例死因未明),治愈率90%以上。
石家庄市卫生局向卫生部和党中央报告了中医治疗乙脑取得的成绩。卫生部非常重视,曾三次派出专家考察团,专门到石家庄考察中医治疗乙脑的过程和效果。彼时,国医大师路志正在刚刚成立的卫生部中医司工作,他也是卫生部第一次派出的3人调查组中的一员。
据路志正老师回忆,3人调查组中一个中医(即他自己),一个西医,一个原来是中医后来改学了西医。但因当时石家庄市传染病医院所提供的病历记录不完整书写亦非规范,且3人因各自经验不同,故所持意见也不同,最后未能形成统一的报告。因此,就又派了一个调查组再次前去调查。而第二个调查组经调查之后,反映的情况仍如第一个调查组。再到1955年8月,卫生部派出了第三个调查组,调查组中仍是由中医西医共同组成,且事先研究制定了调研方案要求当地卫生部门重新整理资料,把只用中药而未经西药治疗的病例专门整理出来,进行系统整理和客观分析,以判定中医治疗是否有效。
通过多种形式的调查,进行了详细而深入的考察之后,调查组成员之一、中央人民医院西医专家高崇基老师在汇报中说——我们有根据地说,在临床诊断上流行性乙型脑炎是确定的,中医治愈率的统计结果也是肯定的。汇报中还说——总结1954年34例、1955年20例乙脑病人,治愈率分别为100%和90%以上,中医这样卓越的疗效,在近代医学对流行性乙型脑炎的治疗效果上,无出其右者。
有著名中医学者曾这样评价:“西医给中医开出的第一份优秀证明,就是中医对流行性乙型脑炎的治疗,这就是最好的中西医合作的奉献。”石家庄市传染病医院治疗乙脑也堪称中西医合作的典范。
17年前的非典,中医虽然治疗效果非常显著,但却未能像在1955-1956年那般受到重视,得到社会的广泛认可和肯定并加以宣传推广,在庆功大会上,没有中医一席之地。钟院士因非典而名声大振后,在向国内外介绍经验时,中西医结合的经验放到了第三位,在进一步解释广东为什么是全世界病死率最低的经验里,则彻底取消了中医和中西医结合。这和乙脑流行的那年卫生部三派调查组的严谨以及后来基于详尽的调查所做出的对中医、对中西医合作的高度肯定简直是云泥之别。
2020年的新冠,中医药再次以主角的身份回到了战疫场,并做出了令世界瞩目的成绩。3月23日国新办中医专场发布会上,西医专家邱海波教授的一席话恍然让人看到了石家庄乙脑流行当年高崇基老师汇报时的光景——虽仍然没有那时来得震撼,但也让人感到未来更可期。
“中西医要团结”——毛主席为此所做的工作,在1954-1955年的乙脑流行病的防控中,取得了优异的成绩。65年后的2020年,中西医合作抗击新冠肺炎,再一次取得了团结的胜利。中国拥有两套医疗体系,各有所长,团结合作,扬长避短,应不止体现在抗疫的合作中,应该应用到更广泛的健康领域。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正确的指导思想永不过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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