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文化
陈柏峰：基督教传播与中国宗教再认识
其它各种宗教信仰大多只是农民临时求助的对象，属于辅助性宗教。农民最初信仰的是作为辅助性宗教的基督教，期望它解决他们人生遇到的问题，但基督教却会给他们一整套生活意义系统，并摧毁农民原有的根本性宗教体系。
刘仰：道德宣传的生活化与仪式化
对于中国共产党执政下的中国社会，道德建设应更多借鉴中国传统的世俗方式，而非西方的宗教方式。针对社会精英群体的道德仪式，细节上也应更多借鉴传统的“礼仪”，而非西方宗教的技巧。同时，对于党员干部，研讨不道德人物、批评不道德行为，也有助于道德净化。
文化拨乱反正 必须直面西强我弱的具体态势
我们的文化在这里应扮演什么角色？如何保持共产党的纯洁性？尤其重要的是，如何保证青年党员的纯洁性？没有新一代具备远大理想的青年和党员，社会主义的事业就难以为继。如何保证共产党自我换血的能力，这是中华民族到底是伟大复兴、还是堕入悬崖的关键。
崇高与伟大——毛泽东的思想魅力与价值追求
作为政治领袖，毛泽东处变不惊，总能纵览国际风云，准确判断世界的发展形势，从而为中国谋求战略空间：作为民族的代表，他不仰大国鼻息，维护国家尊严的决心坚如磐石，真正实现了让中国人民站起来的愿望。他的威严与亲和力如影相伴，从而赢得了非同一般的威望。
光明日报：破除洋教条 倡导中国化
因为人民群众，尤其实践着的基层民众的状态、倾向和愿望，是时代和现实的本质所在。民间即实际， 没有民间，时间和空间就都是抽象的；民间化，其实也就是理论和实际的结合过程，没有民间化，就没有真正的理论与实际相结合。
王小东：从某些人相信朱元璋是白种人看他们智商人品的上下限
公有制：生产资料还是公权力？——从《击壤歌》谈起
“尧时有壤父五十人，击壤于康衢，或有观者曰：大哉，尧之为君也。壤父作色曰：吾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帝力于我何有哉!”《击壤歌》可能是中国最早的无政府主义宣言。“帝力于我何有哉!”从根本上否认公权力的价值。
侠:一种文化人格的历史流变
侠早已成为一种泛化的精神气概与处世风范，沉淀在一代代炎黄子孙的民族文化心理结构中，侠文化更是作为中国文化的独特产品而闪耀世界。从某种意义上讲，侠的人格魅力在当今时代有增无减，这从如今武侠文学、影视的高度繁荣可见一斑。笔者以为，无论是中华文化传承与创新，还是针砭矫正社会时弊，抑或塑造理想人格模式，侠的当代价值都是圭璧连城的。
无论是乱世，还是治世，侠都如影随形地出没世间，与中国历史和文化伴随始终，正如章太炎在《儒侠》中的评价：“当乱世则辅民，当治世则辅法”，侠在二十一世纪的当代中国依然大有可为。
从后殖民的视角看西方文化对东方文化的冲击
全球经济一体化带来了强大的文化冲击。本土文化在强势经济的压力下出现了许多问题。后殖民理论用其独特的视角揭示出文化殖民的种种表现。运用后殖民理论不仅有利于更进一步看清“文化霸权”的实质,而且可以帮助第三世界的人们面对现实,夯实民族文化的根基。在文化冲击的态势中应该重视文化、增强理解、提高民族文化认同感以应对文化冲击的挑战。
西方文明的膨胀过程也是一个文化殖民的过程，全球化的积极响应者是西方,占主导地位的是西方文化,在这场不见硝烟的文化斗争中要步步为营,努力提升民众对本土文化的认同感;要把握分寸,因为稍有不慎可能全盘皆输。
王中宇:从历史观察未来--对大同社会的思考
只有在社会公众不需再依赖少数精英分子，公权力的取得与褫夺取决于社会公众，而公众有能力保障这权力不被少数人以“代表”的名义窃取，公权力不再为权势者私相授受时，才能启动公权力的公有化进程。公权力的公有化，需使官僚们不再能自行安排特权待遇，不能再封锁公共信息；此后尚需摆脱富豪们对公共政策选择的巨大影响，使公权力的行使越来越服务于社会公众，而不是“为少数人所得而私”，最终实现公权力对社会公众而非少数权势者负责。只有实现了知识资源和公权力的公有化，才可能实现生产资料的公有化。
明清江南的教育及其对经济的影响
至少是从明代后期以来，明清江南的精英教育，已不只限于四书、五经等儒家经典的学习。"经世致用"之学，在精英教育中也越来越受到重视。这里特别要强调的是，除了历史、地理、法律等方面的知识外，实用数学也是这种"经世致用"之学的一个基础。值得注意的是，这种"经世致用"的理念已经开始向教育渗透。明清江南与近代早期英国在经济发展方面的差异，集中表现在商业化水平方面。正是这个差异，使得教育与经济的关系在两地变得颇不相同。明清江南教育的普及和进步，对于后日江南经济成长模式的形成，起到了一种非常重要的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