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们另外设计了“大跃进”的解释，他们首先把“大跃进”的时间断划定为1958-1961年，拒绝把大跃进作为新中国工业化的长期战略来看待;然后引导人们按照大跃进的字面意思，去做望文生义的联想――就是高指标和浮夸风，这样就成功地把官僚精英群体为了“政绩目的”虚报数字、以及某些中央高层官员“为管理成本最小化而使用戴政治帽子方式管理国家”造成强大的政治压力结果激发出普遍的浮夸风，转换为一个纯粹的决策问题，这样就把“执行问题和执行责任”说成是“路线错误和决策责任”了，毛泽东一个人来为“浮夸风”负责就得了，大量的官员就得到了解脱，至今保持着“一贯正确”的面目。

而在老田看来，毛泽东讲的大跃进，是说中国要尽量采用先进技术，快速推进中国的工业化进程，在一个不太长的时间内就主要工业品产量赶上或者超过英国，从毛泽东时代的经济发展进程看，随后二十多年确实是以毛泽东提出的发展目标来安排中国稀缺资源分配的，这一决策长期执行的结果是在七十年代中期实现了大跃进目标。

十八届三中被普遍视为为未来十年经济定调的重要会议，社会各界均希望从其中的政策解读上来把握中国未来进程。但许多媒体借机炒作却夹带私货，它们炒作“三中全会”的重要立意是借机施压。新自由主义权威巨头甚至抛出了“死路一条”、“崩盘论”和“时间无多”等威胁性语言，其言下之意岂非“三中全会”就得按它们说的做了？检验“三中全会”成功与否的最重要标准是人民性，是其推出的政策能否符合大多数群众的利益，而非小集团利益。

转基因问题，目前在国际上尚存在很大的争论，而在我国，争论尤为激烈，还存在一些科研人员为谋取非法利益而拥有双重身份的问题,譬如华中农业大学生命科学技术学院院长张启发，既是华中农业大学生命科学技术学院院长，同时又兼任武汉科尼植物基因有限公司首席执行官。除了转基因食品存在安全性不确定的因素外，大量进口转基因食品，还对我国的民族产业带来巨大危害，我国黑龙江的原生态大豆产业受到进口转基因大豆的严重受损，就是一个明证。

在这样严峻的环境下，张掖市委、市政府能保持清醒的头脑，张掖市委书记陈克恭敢于亮剑表明要义无反顾地坚持“严禁任何企业和个人在张掖落地从事繁育、销售和使用转基因种子的经营活动”的态度，确实是明智之举。笔者盼望更多地方能效法张掖，禁止非法种植转基因作物，而大力发展生态农业，使老百姓能吃上安全放心的食品，也早日使我国的民族产业走出困境，变得生机勃勃。

郭松民大讲堂“中国电影的繁荣与忧思”讲座在北京举行。郭松民分析了近些年商业大片的特点与危害，讲述了毛时代和改开初电影艺术的特点和成就，并对怎样改变电影界的现状积极与现场观众进行交流。

郭松民说，近些年国产电影在价值观上出现了一个全面的再保守化，它既丧失了批判现实的能力，也丧失了想象未来的能力。《中国合伙人》、《北京遇上西雅图》、《致我们即将逝去的青春》、《小时代》等电影都相当典型地体现了中国主流电影在价值观上的再保守化,即它既不批判现实，又不想象未来，而是对现实逻辑的一种全面地认同和臣服。

长期以来，一些人想在中国践行布热津斯基提示的反共战略，不遗余力地做“非毛化”的文章。早就有人公开说过，必须“清算毛泽东主义”，“消除毛泽东主义的影响”，否则“我们将不能越过前面的这堵墙”。他们之所以热衷于这样做，是因为中国社会主义的基本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都是在毛泽东的领导下确立起来的，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是在毛泽东的领导下奠定基础的，这些人既然想在中国搞资本主义、否定社会主义，他们把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视为一堵必须推倒的拦路墙，就是完全合乎逻辑的了。对这些人持续掀动“非毛化”思潮的政治企图，必须有清醒的认识，对于它造成的消极后果，必须保持高度的警觉。因此，科学地评价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领导时期党的历史，反对历史虚无主义思潮，不仅是我们必须做好的一项严肃的科学工作，而且是我们应当承担的一种重大的政治责任。

目前我国自主创新的体制环境比2006年初提出这一战略时更加恶化，表现出了比晚清洋务运动时期更加严重的“洋务”特征，这突出地体现在四个方面：货币自主权的丧失使我国科技创新投入的资金成本畸高和民营企业极度缺乏资金，根本无法与在华外国资本展开竞争;自由贸易正在使我国科技创新丧失赖以生存的国内价值链高端产品的自主权;高度依赖外国直接投资是“新洋务运动”新的和突出的特征;我国也已经丧失了自主创新产品政府采购的自主权。晚清洋务运动的失败引发了帝国主义列强瓜分中国的狂潮，这种血的教训应该使我们猛醒。18大提出的“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应该建立在一种全新的发展模式之上，这种模式包括以下要素：保护民族产业及其市场，实施主权信贷，回购外资企业，恢复实施2007年颁布的自主创新产品政府采购法。

实现共同富裕是邓小平在上世纪90年代提出来的重要任务。随着我国分配领域矛盾的发展，现在应该把实现共同富裕问题提上我们的议事日程，再也不能拖延了。

要在实际生活中逐步实现共同富裕这一目标，关键是在理论上要明确，共同富裕的基础是生产资料公有制。只有不断加强公有制经济，才能为共同富裕创造前提。光在再分配政策上打圈子，至多只能缓和分配领域里的具体矛盾，而不能从根本上做到共同富裕的。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这个383方案为何如此厉害？这个改革路线图的要害之处，就是要对中国杀猪宰羊割麦子。从八十年代初重庆巴山轮会议接受美国人制订的市场化改革方向，到目前《佐利克报告》把在美欧等西方国家都已经日暮途穷并且导致中东北非陷入无边血泊的新自由主义市场经济全盘搬来，中国完成了从东方雄狮向肥大猪样的历史转变，以变现资源和透支子孙为特征的中国经济也完成了财富生长的完整周期，猪羊已经足够肥大，麦子已经完全成熟，终于到了对中国进行杀猪宰羊割麦子的收获季节，于是有了383方案。历史转了整整一大圈之后，再次回到了中国第一次改革开放洋务运动的历史原点，盎格鲁撒克逊人再次像20世纪初期那样，开始收获中国。

最近，媒体又大肆报道任志强自传的内容《任志强：初中辅导员是王岐山至今还偶尔半夜打来电话》“1964年秋，我考上了第二志愿北京市第三十五中学。从三十五中走出来的如今最有名的大约就是王岐山了。当时他还是我初二时的辅导员。满15岁之后我要退出少先队了，岐山找我谈话，让我写申请，申请加入共青团，但我的注意力却被小学没有的篮球、足球、排球所吸引，以致我最终和共青团擦肩而过。这件事让岐山至今耿耿于怀，数次见面都跟我一再提起，而这一步之差，对我的后来也影响深远。”

笔者感叹，幸好任志强没在王岐山手上入团，否则很多事情就说不清了。王岐山看到任志强以下的语录应该会脊背发凉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