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起来说，在文革发动之际，毛泽东致江青的这封通信是在阐明文革发展大势的情况下，指出了某些左派领导人的狂热举动，希望他们认清是非，改正错误，保持清醒头脑，以便于在左派内部消除分歧，增强团结，完成文革的任务。但是事与愿违，后来文革阵营内部出现严重分裂，致使文革的发展遭遇巨大挫折。毛泽东敏锐地意识到，如果文革失败后，中国必然会出现修正主义上台，资本主义复辟的现象。面对这种状况，他只能在历史提供的舞台上，而不可能超越历史的条件去有所作为，我们从毛泽东晚年反复圈点的“时来天地皆同力，远去英雄不自由”的诗句中可以透视当年他无奈而又悲凉的心境。

爆炸案发生的时间点尤其引发外界的联想。它在中国“五一黄金周”假期前夕发生，又碰上习近平考察新疆的时间点。中国官方媒体在28日晚上开始对外发布了习近平在新疆考察的文字信息与照片。

在习近平刚离开新疆时，乌鲁木齐就发生火车站爆炸，与习近平考察新疆的基调呈现针锋相对、势不两立的态势。有中国网民指出，这凸显反恐形势严峻，在经过这次刺激后，当局更严密的全国性反恐与巡逻应急机制将是箭在弦上。

把闾丘露薇的一贯立场联成一条线，大方向只有一个：反共，反华，反人民，不遗余力挑拨离间，煽动港独，对抗中国，激化矛盾。这样的人把持了香港凤凰卫视和其他主要媒体，大陆与香港民众的矛盾岂能不激化?

为什么香港当权“精英”对“金融香港”、“贸易香港”、“经济香港”之类根本战略毫无兴趣，却只对“政治香港”有兴趣? 还是“蝗虫歌”的结尾一语道破天机：“港英的繁华光景，再没有保证”——这句话不打自招地证明，在香港当权“精英”心目中，只有港英的统治时代才是“繁华光景”。

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条款，本意是发展不同性质市场主体之间“交叉持股、相互融合的混合所有制经济”，即发展它们之间互有往来的“多边关系”，而非仅是鼓励私人资本、外资单方面大量进入国有企(事)业单位，并打破“国有资本一股独大”、“尽可能降低国有股权(资本)比例”的“单边关系”。国务院国资委等政府职能部门对此的一切误解及相关政策，均应依此立即纠正。改革要加强党中央权威，不得政出多门，各行其是，偏离即定方向。

私人部门实力有限。改革、发展要量体裁衣、算细账。

但到底谁是阻碍改革的既得利益者?论者莫衷一是。而这其中最为有趣也最能体现中国特色的现象是：在中国改革中“起家”的资本阶层即民营企业家，在指责“既得利益者阻碍改革”;就连暴富阶层代表的房地产大商人也以“公知”面孔出现，指责“既得利益者阻碍改革”;一些由各大部委官员、大企业家和主流经济学家主办并把持的各种论坛，更是指责“既得利益者阻碍改革”。在这些人眼中，他们自身所处的在中国改革中率先富起来的阶层，不仅不是“既得利益者”，还是受既得利益者之害的群体!

而为阻碍改革而采取过集体行动的“特殊利益集团”或“分利集团”则主要就是三个：一是房地产利益集团;二是国际资本集团;三是行政性垄断集团。

正朦胧入睡的杨开慧被几声夜鸟的惊飞闹醒。她紧觉地披衣下床，悄悄跑到前门，从门缝里一看，密密麻麻全是人影———我被敌人包围了。

很快，前门被撞开的声音，荷枪实弹的敌人一拥而入。当敌人在杂屋里看到杨开慧，她镇定自若地蹲在炭火旁，一堆即将燃尽的纸灰还残留着点点红光，辉映着一张青春的脸。她从容地拨弄被加速燃烧的最后的纸屑，见盆里一切都化为灰烬的那刻，她站起来……

杨开慧随即又转入长沙陆军监狱，押签上注明：政治重犯，女共党杨开慧一名，附小孩一名，女工一名。

今年第四期《炎黄春秋》刊登了该刊新春联谊会上20个人的发言摘要。总体看来，多数发言可归纳为泄发了三股气。一曰为《炎黄春秋》一贯宠爱的推进“宪政”喧嚣呼号之妖气。一曰为《炎黄春秋》顶礼膜拜的西方反动势力头子美国评功摆好、百般辩护之媚气。一曰为《炎黄春秋》从不松动的反毛泽东、丑化毛泽东变本加厉之戾气。如果说，一次春节联谊会成了当下中国一个不折不扣的反对党控制下三股恶气弥漫喷发、汇聚融合的大气场，应该是言之不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