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出了个毛泽东”是五千年中华文明的创生，是国人的骄傲、民族的自豪。“一个没有英雄的民族是可悲的民族，而一个拥有英雄却不知爱护的民族则更为可悲。”毛泽东有千条万条错误，但终其一生所创的业绩与遗产相比，只是太阳中的一粒黑子，无损于太阳的光辉。没有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中国的第三次大变局的前途很可能至今未定。

望中央通过对两个不能“相互否定”的调整、统合，重申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彻底批判“西化”思想，使广大民众认识到;早已失去走资本主义道路机会的中国，再来推行资本主义的道路，无论对中国、对世界，都是一种危害。我们应该利用改革开放所取得的经济成就，开创一个“有富人但无穷人”的社会，为人类世界树立榜样。

近年来，越共党内存在总书记阮富仲为代表的左翼和总理阮晋勇为代表的右派之间斗争。前者主张坚持马列主义、胡志明思想和公有制，后者主张私有化和推行三权分立、司法独立等政治体制改革。在2011年的越共十一大和2012年越共十一届六中全会前后，两派进行了两次较量。结果右派先胜一局，其后却遭遇惨败。

2013年6月10日下午，越南十三届国会第五次会议首次对越南国家主席、政府总理等立法、司法等最高级官员进行了信任投票。结果，越南总理阮晋勇被许多国会代表给了“差评”，多达160名代表给他投了“信任度低”票。越南总理被许多国会代表给了“差评”，表明“改革派”越来越不得人心。

2012年8月以来美国经济显露了诸多颓势，如许多州的制造业指数下降到了衰退水平，美联储公布家庭平均拥有财富倒退了20年等，但是，美国官方出于种种目的还是大肆宣扬少数利好消息，如失业率多年来首次下降到8%以下等等。

美国官方此举，实质上是美国军工垄断财团迫于政府的“财政悬崖”的威胁，而推动政府制造的经济虚假复苏。倘若军工垄断财团无法通过制造国际紧张局势和游说政客，在未来数月内争取国会协议给予特殊优惠将会遭受沉重打击。美国政府在钓鱼岛问题上偏袒日本并急于转嫁危机，这一切都预示着其在2013年甚至有可能制造出人预料的突发事件和战争危险，对此中国应有充分准备并制定妥善的应对策略。

16大后，新一届班子提出“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思路，出台了一系列调整措施，如继续建立和完善社保体系，统筹城乡发展，有限放开舆论，制定2006-2020科技中长期发展规划等。

上述很好的政策思路，在实践推进中，遇到明显的阻力。实际的政策取向，在牵涉技术-产业-对外经济-金融等领域，左右摇摆，一再向既得利益集团让步。一是从“自主创新”的鲜明立场后退，对外资势力及其政治代表步步退让;二是金融改革中，国有大银行、大企业大规模合资并海外上市，国民财富外流，影响国家金融信息安全;三是亿万群众血汗积累的金融资产输送给某超级大国，甘当资本主义的世界“长工”;四是在地方官商违规大搞土地财政面前无所作为，等等。

如今中国民间资产阶级又从坟墓中爬了出来，他们吃得更肥、胆气更壮，又有了逐鹿天下的雄心，于是宪政之说又兴。而自由派由于对劳动人民的天然恐惧，又不得不依靠帝国主义，这一切不过又再次证明了中国民间资产阶级的孱弱，也注定了他们的宪政梦想仍旧只是一个梦想而已。

反观现实的无产阶级国家，由于缺乏强大的、政治上成熟的无产阶级，蜕变成为必然。因此，无产阶级的“宪政”，最根本的的就是必须要有一个强大的、政治上成熟的无产阶级，依靠他们的斗争来防止国家的变色。历史教训告诉我们：无产阶级必须使自己的政权始终受到本阶级全体强有力的监督和控制，否则历史的蜕变将会再现。

5月6日，国务院召开常务会议，研究部署2013年深化经济体制改革重点工作，要求形成铁路投融资体制改革方案，支线铁路、城际铁路、资源开发性铁路所有权和经营权率先向社会资本开放，引导社会资本投资既有干线铁路。这是继3月份国务院大部制改革设立“中国铁路总公司”后铁路改革的又一重大步骤。

铁路于国计民生关系极大，铁路改革必须特别谨慎。中国铁路资产是国有资产，属于全民，铁路改革的主体应当是全体民众。因此，改革方案的设计不应当是“顶层的”，而应当走群众路线，应当体现坚持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的方向。因此，改革必须坚持独立自主和维护国家安全的原则，坚决反对任何外资染指中国铁路。

 目前发达国家央行正在集体实施量化宽松政策、全球流动性过剩加剧，一旦中国加快资本账户开放，那么中国很可能首先面临大规模短期资本流入，而随着美国逐渐削减量化宽松政策并步入新的加息周期，中国很可能接着面临大规模短期资本流出，而这将严重损害中国的宏观经济与金融市场稳定。

我们相信，只要中国政府真正想抑制短期资本流动，在现有体制下，中国政府就能找到办法加强资本账户管制。一个贴切的比喻是，目前国内外流动性水位均处于高位，而资本账户管制就是一道防护中国金融安全的大坝。目前这个大坝已经出现了一些管涌。我们究竟是应该修补漏洞加固大坝呢，还是干脆炸掉大坝?结论是不言自明的。

2013年5月30日，关于宪政的讨论仍然沸沸扬扬，童之伟则发表了这样的微博：【反宪派没有未来，但时下抢到了大喇叭。中期看，主力一定是社宪派。泛宪派等着吧，如果社宪派失败，舞台就是你们的了。】

童之伟的立场在这里表现得十分清晰。在童之伟们看来，杨晓青这样的马克思主义法学家、反宪派是敌人，而贺卫方这样的泛宪派是同盟军。如果童之伟们的“改良”方案（欺骗方案）无法成功，他则会加入贺卫方泛宪派的阵营，推翻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

综上，童之伟的三板斧就是：宣扬社会主义宪政理论 ；宣传宪法高于人民利益、党的领导；按照西方尤其美国宪政理念来曲解、并最终颠覆中国宪法及社会主义制度。

解决“两个不能否定”问题的关键是要用阶级斗争的观点来看待。这样才能做到一方面不用新中国前30年的具有做法，否定在坚持公有制主体地位的前提下，发挥私营经济有益补充作用的改革成绩;另一方面，如实承认后30年偏离社会主义方向培植和纵容资产阶级属于重大错误。

只有坚持阶级斗争的观点才能认清坚持群众路线的基本目的。一方面，我们只有懂得人民群众所遭受的阶级剥削、压迫才能懂得革命，懂得社会主义;另一方面，我们逐步提高革命觉悟，便会懂得革命和社会主义的基本目的就是为人民求解放、谋幸福，也就是说要为人民服务。只有明确了这一基本目的，而不仅仅是把群众路线作为一种手段或者说权宜之计，才能从根本上保证群众路线的正确方向并得到积极贯彻。

每当提起抗美援朝战争，就有人以“朝鲜战争是金日成打的第一枪”为由，对抗美援朝提出质疑。但战争性质却并不由谁打“第一枪”决定。正如日本右翼势力费心竭力论证七七事变是中国军队打响第一枪，改变不了日本首先对中国发起侵略战争的历史事实。

在任何一个市场经济国家，其经济的顶层权力都是由“货币发行权”、“汇率定价权”和“资产定价权”组成。这三大权力主导着经济体系的运行和全社会财富的分配。如果外国政府和外国央行及其背后的海外跨国经济金融集团控制着一个国家的这三大权力，这意味着这个国家政府和企业已经丧失了本国国民财富的分配权、产业发展的主导权和宏观经济的调控权。

从2005年7月启动汇率改革的那一刻开始，美国政府和国会就牢牢掌握着人民币汇率的定价权；而美国和美元控制着人民币基础货币的发行导致中国货币发行权的丧失；另一方面，作为中国经济“顶层权力”的资本市场的定价权和话语权已经掌控在海外资本力量的手中。

长期以来，境内外一些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把主张“宪政”看作是最有可能改变中国政治体制的突破口和否定四项基本原则的政治策略与途径，极力宣扬“宪政”的超阶级性和普世价值性。这些“宪政”主张指向非常明确，就是要在中国取消共产党的领导，颠覆社会主义政权。

有一种说法认为，我们党曾提出“新民主主义宪政”，就可以提“社会主义宪政”。这毫无认识意义。提出新民主主义宪政，与当时新民主主义社会这一特殊社会形态的性质有着直接联系。也正因为宪政民主的特殊属性，毛泽东把宪政严格限制在新民主主义社会的范围，把新民主主义宪政与新型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区分开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