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谓“普世公知”？普世公知如是逻辑： “和自由相比，强奸算得了什么呢?”；起征点太高剥夺了低收入者作为‘纳税人’的荣誉；“犯法的事情，我也仍然在干。我相信不是我错了，是法律错了”（茅于轼语）；一边破口大骂青年人上街闹“文化革命”，一边拼命煽动青年人上街闹“颜色革命”；大骂外交部在领土问题上表态软弱，又大骂中国军人发出强硬声音是好战；“亡国事小，民主事大”……

“普世公知”就是知识混混，知识泼皮，知识无赖，知识恶霸，知识土匪，知识卖国贼——名为“知识分子”，实为知识骗子，富人面前是知识婊子，老百姓面前是知识痞子加知识鬼子，帝国主义面前是知识汉奸狗腿子。

公知：苏联东欧共产党执政时经济一片萧条，民主化以后进入繁荣时期。 我：不对吧?苏联1955年钢产量为4527.1万吨，1985年为15465.3万吨，经过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的“民主化改革”，1998年俄罗斯钢产量为4382.2万吨。

公知：钢产量能说明什么呢?这些国家共产党执政时片面发展重工业，农业严重落后，民主化以后产业结构合理了。 我：农业更惨，苏联1978年粮食产量约23000万吨，2010年俄罗斯粮食产量约6000万吨。

……

公知：马列本来就是邪教，文革逼老百姓信马列就是反人类。就算1978年前的中国贫富差距小、环境污染少也绝不能走回头路。美国再污染再腐败中国也必须学美国，美国的价值是普世价值，谁敢反对普世价值民主了我就杀谁全家!

1.​壹基金从一个红十字会下面的一个计划项目，逐渐独立成为中国唯一一家民办公募基金。在这个过程中，壹基金都是依托着红十字会的资源和渠道。

2.在壹基金从红会独立的过程中，北师大李连杰壹基金公益研究院的院长王振耀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而王振耀的研究院在这个过程中收到了壹基金输送的巨大利益。真正涉嫌利益输送的，很可能是壹基金。

3.壹基金独立出来的过程中，涉及到募集善款的利益分配的问题。有一种意见是红十字会募集的善款应在红十字会系统下执行，但令人匪夷所思的是，这类意见最终被红会自己的管理高层否决。红十字会高层以一种很不民主不透明的方式进行运作，这可能涉及巨大的利益输送。

据今日俄罗斯报道，5月25日，全球52个国家436座城市成千上万人进行了蔚为壮观的“反对孟山都游行”，抗议跨国生物公司和转基因食品。由于转基因食品潜在危害人类健康，因此在很多国家禁止转基因食品。但是尽管如此，转基因食品在一些国家依然合法。

“反孟山都游行”已经成为全球性事件，组织者称，目前已经有52个国家的436座城市发起了抗议跨国生物技术巨头的游行，估计参加者总人数超过200万。“哪怕只有3000人参加，我都会认为这是一个成功”，这场全球事件的组织者塔米•卡娜勒称。然而结果出乎意料，她说有200万人响应了她的倡议。

作业本最近发微博侮辱邱少云和赖宁为烤肉，张发财转发并直接污蔑赖宁是骗子，作业本又转发张发财微博。此举引发微博网友众怒。这不单纯是历史虚无主义，更是典型的造谣污蔑。

据网友查证，作业本真名孙杰，毕业于青岛科技大学,现在青岛。此人早期微博言语犀利，受网民青睐。2012年开始走伪公知路线，频发出格言论被封博80天。复出后有恃无恐，与李开复李承鹏等人摇旗呼应，整日抹黑中国。网友媣稥评论到，作业本作为入世不深的中国年轻人，被境外倒湿（导师）玩得那么转，时常就中国某一问题同时发难，这是当下中国部分年轻人被西方同化的典型代表。

南风窗：改革开放以后，尤其到上世纪九十年代中后期，知识分子圈子化、利益集团化的趋势确实很明显。我想，这个也不用多说，最近一、两年媒体上关于这个问题的争论也逐渐明晰起来，对于主流经济学家的质疑就是很好的例子。对此，您有什么看法？

王绍光：我觉得现代史已经被歪曲掉了，在局外人看来，中国政治里面充满了荒唐、充满了疯狂——这不符合逻辑，也不符合历史的事实，但是知识分子为了他们的利益叙述历史，就不得不把这些历史展示成那样的方式。57年是如此，土改是如此，大跃进是如此，文革是如此，几乎都是如此。刚解放时有句口号，叫“把颠倒的历史再颠倒过来”。现在似乎有重提的必要。

击毙本·拉登标志着美国反恐战争、中东局势进入了新阶段：伊斯兰原教旨激进势力的反美倾向已被美国遏制，其已经和美国达成默契，双方将相互配合，导致暴力和分裂的“恐怖之火”将烧向美国和西方以外的国家。

2012年，放眼整个布热津斯基所划的“椭圆形”地带，从阿富汗到伊拉克，从也门到埃及，从利比亚到叙利亚，包括“基地组织”在内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激进势力已经得到史无前例的扩张。等叙利亚和伊朗反美政权被西方彻底推翻后，这场恐怖之火必然迅速而猛烈地扫过中亚，烧向布热津斯基所划的椭圆形的最后的一个角落——中国新疆。

最近，人民网发表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李慎明同志的文章《正确评价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文中提到“在赫鲁晓夫时期，苏联霸权主义利用我国的自然灾害和工作中的失误，逼迫我国还债，企图压迫我国屈服。”网上有人发帖子，集纳了“网友”对李慎明同志文章的批驳观点，说什么“苏联根本没有逼债，更谈不上趁自然灾害逼债”。

50年代苏联有没有向我国逼债？中国人民是不是在极为困难的情况下，勒紧裤腰带，偿还了所欠的债务？我们还是让事实说话吧。

社会科学院研究员赵士林最近在微博上疯狂辱骂共和国领袖和爱国网友，传播政治谣言。赵士林公然称“撕毛像是正义之举”，号召要“清算毛泽东罪恶”。赵士林公然污蔑毛主席著作为他人代写，污蔑毛泽东“大捞稿费”成为“中国首富”，并对网友恶意谩骂、人身攻击、污言秽语、人格侮辱，侵犯网友“名誉权”。赵士林还称赞汉奸学者茅于轼“如巍巍高山”……

能否这样说，没有被压迫者的阶级解放，就不会有被压迫阶级话语习性的彻底改造?对于草根大众的“骂人”习性，老一代革命家遵循的原则是不是在肯定其社会历史根源的基础上，不歧视它，不刻意制止它，在没有完成阶级解放之前适当顺应它，在实现了阶级解放之后逐步改造它?

从历史上看，整个中国社会各阶层话语习性最好的时期，是上世纪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初。那时社会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将被管理层的权力通过建立以士兵委员会为标志的草根民主制度向上提升，并将“群众反映”视为干部的政治生命。那些出口成“脏”性情“粗野”的老军头，哪个下连当兵的时候不“文雅”，不“温柔”?在毛泽东强调“干部不参加劳动就会变成国民党”后，各级领导干部按照中央的要求下基层参加体力劳动的时候，领导和群众的话语习惯是不是都有了改变?

骂人“狗汉奸”被追究，确有汉奸言行(如袁腾飞等)的要不要被追究?如果只追究骂汉奸的，不追究真有汉奸言行的，政治立场何在?

本文是在举办的《关于我国六十年代人口变动的真相研讨会》上的讲稿。在我国六十年代人口变动问题上，1960年是最引人注目的一年。按照国家统计局的人口数据，这一年我国户籍统计人口净减1000万人。根据国家统计局的人口数据，1960年的人口异常变化数为－695万人。这一人数的减少是由于户籍迁移原因造成的，与人口死亡无关。在扣除了人口异常变化数之后，1960年户籍人口比1959年的减少的数目只有305万。我们还必须考虑出生漏报和死亡漏报的影响。按照有关数据可以初步估计出1960年漏报出生人数为420万。如果考虑到这一影响，那么我国1960年人口数比1959年就不是减少305万，而是增加了115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