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毋庸置疑的是，一大批的“毛式干部”在毛时代中催生出来，这些干部既对国家(尤其是中央)高度忠诚，又对群众极力庇护，尤其是遇到官僚主义时，庇护主义往往是调节官僚制惰性，以及维护中央权威的重要力量。

总体上看，建国前三十年既是一个党政不分的年代，甚至是以党代政的时代，同时也是政治空间高度扩张的时代，以至于国家治理很容易为政治运动所取代，在这种情况下，既有可能导致行政的混乱，以至于瘫痪，却有可能保证行政的政治性，从而抑制“官僚体制的封闭性”，避免官僚集团的固化，以及改造半正式行政天然的缺陷。

谷俊山们如何才能保住他们的“发展成果”呢?根据目前的情况，大致上有如下三种办法。第一种办法，转移财富。第二种办法，藏匿财产。第三种办法，找好靠山。而三种办法无一是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的办法。

根本的办法大概只有一个，即通过政治改革实现江山变易、政权更迭，只要做到改朝换代，谷俊山们既得的发展成果就失去了苦主，才能真正地免于追诉，而新政权既没权利也没兴趣去咎既往。但要说明的是，这一改朝换代必须是通过政治改革来实现的，因为只有这样的改革，大小谷俊山们才能在新的政治体制中继续占有一席之地，才能摇身一变，继续沐猴而冠;而革命则不行，革命很可能要“革”掉一些人的“命”，谷俊山们也有可能在劫难逃。

大型文献记录片《战友》是一部真实、深刻、励志、既豪情万丈又柔情似水、既志存高远又脚踏实地的英雄史诗剧。

毛泽东、周恩来、朱德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缔造者和共和国建设的主要决策者，他们来自不同的社会阶层，有着不同的爱好，却都能不贪图荣华富贵，结成了生死与共的亲密战友，共同为中华崛起、人民幸福而奋斗，开创了一种新型战友关系，成为共举一面旗，志同道合、相互砥砺、甘为绿叶的典范。 中华民族自古就是一个崇尚英雄，而且是一个英雄辈出的民族。只有首先努力成为造福一方的小英雄才有希望成为民族大英雄，而小英雄正是年轻人在广阔天地中大有作为的方向与目标。朋友们，来吧，走进影院，看看大型文献记录片《战友》，你一定有新的认识、新的思索、新的感慨，新的选择。

超越中国近代史来看，毛泽东个人的文治武功也足以彪炳千秋。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共产党和人民军队，推翻三座大山彻底结束了自鸦片战争以来列强一百多年欺凌中国的乱局。开创了没有吸毒、性病、赌博、黑帮、腐败等丑恶现象，各族人民亲如兄弟、昂扬向上、路不拾遗的新时代。毛泽东被誉为“把沙子拧成绳子的人”，在建立、建设新中国的过程中，毛泽东和他那一代共产党人，以一种崭新的文化塑造出焕然一新的中华民族。

不管出于什么动机，“宋彬彬道歉”的客观效果是把师大女附中文革往事放在了聚光灯下，让“打死卞仲耘的人是谁”一下子变成热得烫手的话题——定性批斗卞仲耘的是谁?不是宋彬彬，而是派驻师大女附中的工作组。谁派的工作组?团中央。当时谁主管团中央?谁通过自己的女儿直接插手抓师大女附中的工作组?谁的女儿直接参与殴打卞仲耘?……“宋彬彬道歉”虽然只字未提，但客观逻辑让人们不可能不把一切线索引向真正的罪魁祸首——宋彬彬能出面澄清自己没打死人，其他人为什么不也能如此?当人人都如此时，真正的罪魁祸首还躲得掉吗?

就凭这就可以肯定，“宋彬彬道歉”让某些人如坐针氈心惊胆战。

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决定规划了几乎所有的领域，在这个意义上，政党的决定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国家的未来。从现实的角度看，没有综合治理是不可能的，集权有其合理性。但如果为更加集权而欢欣鼓舞，以为这是摆脱了新自由主义的逻辑，而看不到集权背后的动力正是市场扩张的话，对于当代世界的认知会出现误判。政治的问题仍然是核心的问题。其中的关键是，普通劳动者、普通的公民通过什么渠道可以参与政治，普通人的社会权利和政治权利在政治决定、经济和社会政策的形成过程当中到底怎么能够得到保障呢?群众路线是一个宝贵的传统，但弄不清当代的政治和经济状态，就很可能只是一句空话。

于2013年12月27日举行纪念120周年“向毛泽东学习”座谈会。

毛主席警卫员、原305医院政委王明富以亲身经历介绍毛主席关心群众、贴近群众的感人事迹，回忆毛主席对警卫员们的谆谆教导，毛主席指导他们扎扎实实做调查研究。在座谈会中，王明富展示了毛主席的手迹：《出差守则》。

2011年笔者看到英国推迟领取养老金年龄引发的社会动荡，一方面撰文建议中国应提高社会保障扩大内需应对全球危机，一方面预感到西方金融资本肯定不久将在中国推广类似的改革，否则中国经济复苏良好就会暴露西方错误政策的弊端。中国成功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冲击受到举世赞扬，某些学者却贬低中国道路而主张改革效仿“美欧模式”，完全忽视金融危机已暴露的“美欧模式”的严重弊端，也不区分二战后西方推行社会改良的成功经验，同否定社会改良的新自由主义改革存在天壤之别，这样盲目追随美欧可能像前苏联一样落入预设的陷阱。当前中国经济崛起令觊觎全球霸权的美国忧心忡忡，美国“世界经济有控制解体战略”已将矛头主要对准中国。美国向中国推荐已在许多国家引发动荡的改革，一旦类似情况在中国发生肯定会趁机输出颜色革命，中国必须高度重视经济动荡与政治动荡共振带来的国家安全隐患。

毛主席说：“我们的朋友遍天下”，是事实，是铁的事实。在今天，我们与周边国家处在如此紧张关系的时刻，我还能记得这些当年是亲密友好国家首脑的名字，清晰地记得他们来华访问时，受到夹道欢迎的情景——菲律宾的马科斯总统和他的夫人伊梅尔达;印度尼西亚的总统苏加诺，欢迎群众呼叫他为加诺兄;越南主席胡志明，不用说了，孩子们喊他胡伯伯;柬埔寨的西哈努克亲王，他总是对着欢迎的人群双手合十;那位泰国的公主，简直把中国当成了她的家一样，随意和随便……。是人民民主革命，社会主义革命，掀开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篇章;是资本主义的某种程度的复辟，让我们这个伟大的民族倒退入殖民地时期的屈辱和混乱。什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王顾左右而言他”耶!?

前30年我们创造了一个中国奇迹，因为没有哪个国家可以花那么少的钱，就解决了老百姓的基本医疗问题。而且我们走的路真正是叫中国模式，它改变了工业革命以后的西方医学模式。从医疗的角度，最能区分出的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差别是，资本主义说到底是一切变成资本，一切变成商品。特别是美国体系，非常典型，就是把看病完全作为一个商品、一个服务。这就造成了宏观效率非常低，因为医生为了赚钱一定会过度诊治，扩大病人的病情，多开药，动辄手术。我对医改的政策建议是，加快城市公立医院改革，或者说加快把基层医改的经验推广到城市。从基层医改实践来看，医改不是医疗领域的技术问题，它是一个政治社会问题。